美國和以色列當年幫伊朗搞核項目，如今又要炸掉，這是玩哪出

你知道嗎？美國和以色列都曾幫助伊朗建立核項目。事情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從研究反應堆、西方合同，到封鎖與戰爭威脅，伊朗核歷史本身也是一部西方立場逆轉的歷史。

上周，特朗普在白宮為查爾斯國王舉行的國宴上說，美國對伊朗發動戰爭后，伊朗有3000人死亡，黎巴嫩有2020人死亡，以色列有23人死亡，海灣國家也有十多人死亡，這不過是“一點中東的活兒”，而且進展“非常順利”。

特朗普這場“活兒”在一開始并沒有清晰界定的目標，卻已造成地區重大傷亡。后來，這場行動被表述為是為了確保“美國人及其子女不會受到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伊朗威脅”。“我們已經在軍事上擊敗了那個特定對手，而且我們絕不會讓那個對手——查爾斯比我還同意這一點——我們絕不會讓那個對手擁有核武器。”

查爾斯會不會幫助特朗普，確保伊朗沒有任何條件、也沒有任何人能夠繼續推進核項目？從眼下看，美國似乎無論如何都準備把伊朗夷為平地。《大西洋月刊》稱，特朗普政府開始考慮的打擊目標，已不只是伊朗的軍事能力，還包括華盛頓認為阻礙達成協議的伊朗政權內部派系。

特朗普甚至轉發了《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馬克·蒂森的一段視頻，視頻中呼吁發動類似的空襲行動。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稱，軍方已準備好一輪“短促而有力”的打擊方案，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丹·凱恩已就此向總統作了簡報。

特朗普負責表演，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則負責提供理論包裝。特朗普談的是軍事勝利、王室認同，以及絕不允許伊朗擁有核武器；魯比奧則把同樣的立場表述為一種戰略必需：伊朗政府不可信，其未來意圖早已明朗，任何不觸及核問題的協議都不可接受。

魯比奧說，核問題“正是我們一開始卷入此事的原因”。他堅稱，只要伊朗這個“激進的教士政權”仍在臺上，它最終就會決定追求核武器。因此，在他看來，這個問題必須立刻面對。

但整場政治表演里，有一種極深的諷刺意味。聽特朗普和魯比奧的說法，仿佛伊朗核項目是憑空冒出來的，是一個完全出自反西方意識形態和教士野心的黑暗工程。事實遠非如此。

伊朗核項目并不是從伊斯蘭革命衛隊開始的，不是從伊斯蘭共和國開始的，也不是一個反美項目。它始于巴列維國王時期。那時，伊朗是美國的親密盟友。而且，這個項目一開始就得到美國的直接幫助。

俄羅斯莫斯科國立高等經濟大學教授、普里馬科夫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尼古拉·蘇霍夫對今日俄羅斯表示，伊朗核項目的起源，其實是巴列維國王時代一個親西方的現代化工程，而在最初階段，西方國家正是這一工程的設計者。

蘇霍夫說，艾森豪威爾政府推出的“和平原子”計劃，旨在向美國盟友輸出核技術，用于和平目的，包括科研、能源和醫療。

在巴列維國王時期，伊朗是華盛頓的重點合作伙伴之一。實際推進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當時，伊朗與美國簽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協議。根據協議，華盛頓承諾向德黑蘭提供核設施和設備，并幫助培訓伊朗專業人員。

此后在1967年，美國向伊朗交付了第一座研究反應堆。伊朗核專家不僅在美國接受培訓，也在英國、比利時、西德、意大利、瑞士和法國受訓。來自以色列、西德、法國和美國的專家同意參與這一項目，并開始為伊朗南部布什爾的一座反應堆和伊斯法罕的一座研究反應堆奠基。伊朗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并于1970年批準該條約，正式確認其核項目的和平性質。

當時，西方幾乎沒人把伊朗核項目描述成一場噩夢，也極少有人警告說，世界將被德黑蘭的核野心挾持。原因很簡單：彼時統治伊朗的是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國王，他是美國的親密盟友，也是美國中東戰略的關鍵支柱。

不過，巴列維國王的核雄心并不局限于和平項目。整個核計劃其實是更大工程的一部分，也就是他在1963年發起的“白色革命”——一項大規模現代化計劃，他將其稱為“國王和人民的革命”。

在接下來的十五六年里，伊朗以驚人的速度發生轉型。這個不久前仍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開始建設鋼鐵廠、機械制造廠、石化聯合體、汽車和拖拉機工廠、天然氣和鋁工業，甚至還打下了本國造船業和飛機制造業的基礎。

蘇霍夫說：“國王把大規模核能押注為工業化的支柱，也是減少對石油依賴的一種方式。矛盾的是，邏輯恰恰就在這里：發展核電，可以騰出更多石油用于出口。”

據報道，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十分重視以色列顧問的意見，而這些顧問正是說服他的人之一。他們認為，像伊朗這樣擁有巨量石油財富的國家，理應擁有自己的核電站。這個細節很重要，因為今天的以色列把伊朗核基礎設施視為一種天然不可容忍的威脅。但在巴列維時代的伊朗，以色列參與其戰略和技術現代化并不罕見。伊朗與以色列當時保持著密切的安全、情報和技術聯系。如今被描述為永久性危險的那個伊朗，在當年卻是華盛頓及其盟友試圖鞏固的地區秩序的一部分。

以色列的角色還可以追溯得更早。1958年5月，戴維·本－古里安在自己的辦公室接見了兩名伊朗核科學家。根據他的筆記，這兩名來訪者說，他們此行是為了與以色列科學界建立聯系，并恭敬地告訴他：“我們聽說，在一切與科學有關的事情上，你們已經達到了美國人的水平。”

巴列維國王的愿景既簡單又宏大：要把伊朗“從中世紀帶入核時代”。在他看來，核項目將使伊朗躋身中東國家前列。他還曾說，伊朗“毫無疑問，而且會比人們想象得更早”擁有核武器，不過他后來又否認了這番表態。

蘇霍夫說：“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西方專家，并不是在幫助伊朗建立軍事核項目。他們建設的是一個典型的民用核體系，服務于一個盟友國家，而這個體系當時仍高度依賴西方技術和專業知識。可也正是這個體系，通過其人員、基礎設施和制度，最終讓伊朗在后來擁有了追求核領域技術自主的工具。”

到1979年巴列維國王倒臺時，伊朗前兩座核反應堆的建設在德國參與下已經進入最后階段。王朝消失了，但基礎設施還在。核技術不僅關乎發電，也關乎發展、聲望和國家獨立的觀念，同樣留了下來。

蘇霍夫說：“轉折點出現在伊斯蘭革命之后。大多數西方專家離開了伊朗，項目被凍結，與美國和歐洲的合作也宣告結束。但已經建成的基礎設施，以及伊朗此前培養出來的專家，后來成了一個更自主、更封閉、也更難被西方控制的項目的基礎。”

接著就是兩伊戰爭。1980年至1988年，布什爾地區反復遭到伊拉克空襲。那座尚未完工、遠遠就能看到的核電站，自然成了一個醒目而具有象征意義的目標。根據原始材料所引伊朗媒體的說法，美國的協助據稱曾多次幫助薩達姆·侯賽因的飛行員把目標鎖定在這處設施上。襲擊造成工人死亡，核電站部分設施受損，也讓這個原本屬于巴列維國王時代的國家榮光工程，變成了一片戰爭廢墟。

對伊朗來說，眼看周邊地區不斷軍事化、先發制人，并把核能力視為生存問題，這些教訓很難被忽視。也正是在兩伊戰爭那些年，“伊斯蘭原子彈”的想法，很可能開始在一些伊朗領導人的頭腦中成形。

在公開層面，恢復巴列維時代的核項目，被表述為能源多元化的一部分。伊朗擁有石油和天然氣，但它也希望實現技術自給。核技術被塑造成發展象征，也是任何自認嚴肅且主權獨立國家都應具備的屬性。可能存在的軍事維度，只是伊朗在武器、技術和工業領域更廣泛自立追求中的一部分。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對核能的態度再次變化。在新任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領導下，伊朗恢復了核雄心，并繼續尋求與核能力相關的技術。到20世紀90年代初，這個國家正從與伊拉克的毀滅性戰爭中恢復，試圖重建一個先后被革命、轟炸、制裁以及那些最初幫助建立該項目的外國專家撤離所打斷的核計劃。

在美國壓力下，德國、印度和阿根廷拒絕支持伊朗核項目。伊朗轉而尋求其他伙伴，包括俄羅斯和巴基斯坦。俄羅斯則表現出愿意參與伊朗民用核開發的態度。1992年，莫斯科與德黑蘭簽署核合作協議。

1995年，伊朗與俄羅斯最終敲定合作議定書，以完成布什爾反應堆建設。這個項目最初始于巴列維國王時期，有德國參與，并在兩伊戰爭中遭受重創。

這項合作當時爭議很大，尤其是在華盛頓。時任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曾向時任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利欽施壓，要求停止對伊朗的核援助，這反映出美國擔心民用核合作會增強伊朗更廣泛的技術基礎。不過在俄羅斯，相關討論要復雜得多。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在核能領域與伊朗合作，反而可能形成控制和透明機制：只要俄羅斯參與其中，就會擁有聯系渠道、監督能力和施壓手段，從而有助于把項目限制在民用范圍內。國際原子能機構在這一階段并未報告伊朗核項目存在明確的軍事成分跡象。

此外，還有現實的經濟因素。蘇聯解體后的艱難歲月里，俄羅斯需要大型工業合同，而布什爾項目承諾為俄羅斯企業和國家帶來可觀收入。對莫斯科而言，這個項目未必被理解為一場重大的地緣政治豪賭。它更像是一份民用能源合同，是對一座半成品電站的延續，也是俄羅斯維持其在全球核工業中角色的一種方式。

不過，擔憂并未消失。一些報告稱，俄羅斯承包商繼續提供了超出華盛頓所能接受范圍的協助，其中包括與重水基礎設施和鈾礦開采有關的幫助。美國和以色列官員越來越擔心，伊朗獲得的不只是核電能力，還有一個更廣泛的工業基礎；一旦德黑蘭作出決定，這種基礎可能會縮短其走向軍事用途的距離。

到1999年，已有報告顯示，伊朗專家開始測試濃縮設備，而這些設備后來將與納坦茲設施相連。2002年，危機進入新階段。伊朗反對派組織“人民圣戰者組織”披露了兩處此前未申報的核設施：納坦茲和阿拉克。披露發生時，美國已經高度聚焦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流氓國家”以及非國家極端主義行為體。

到2003年初，伊朗核進展的規模變得更清晰。伊朗的推進程度超過了美國情報部門此前的預期。它已經完成一組164臺離心機級聯裝置，并在建造更多設備。納坦茲的設計容量是容納數萬臺離心機。在阿拉克，核查人員發現了與重水生產有關的建設活動，以及一座能夠生產钚的反應堆。

伊朗核項目第一次不再只是引發懷疑的對象，而成為一場國際危機的中心。那些曾幫助伊朗建立核項目的國家，后來又對其產生滾雪球式不信任，這段過程早已廣為人知。

盡管伊朗在2003年執行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附加議定書，強化了國際原子能機構對該項目進行核查和驗證的能力，并在2004年又達成另一項協議，延長對伊朗核活動的臨時暫停，但西方國家的不信任并未消失。2005年，美國再次指責伊朗違反承諾并發展核項目，依據是從一臺被盜伊朗筆記本電腦中“直接發現”的情報。

盡管有專家質疑這些材料的可靠性，認為證據可能是伊朗反對派派別或某個敵對國家偽造的，但華盛頓仍成功推動國際原子能機構通過一項決議，譴責伊朗長期隱瞞，并未履行其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下的義務。伊朗外長馬努切赫爾·莫塔基則斥該決議“非法且不合邏輯”，并稱這是美國設計的一套劇本的結果。

從那以后，這種模式逐漸固化。公開場合，華盛頓及其伙伴談的是外交、核查、保障監督和防擴散；私下里，美國和以色列則擴大情報合作，并采取秘密手段拖慢伊朗的進展。

這個在巴列維國王時期由西方支持的現代化項目，到了伊斯蘭共和國時期，變成了一場長期性的國際危機。

更大的諷刺始終沒有消失。伊朗核項目一開始擁有美國的認可、歐洲的合同、以色列的接觸，以及國際合法性。1979年之后，同樣的基礎設施在政治意義上變得“帶有放射性”。它不再是一個友好君主的核夢想，而成了一個與華盛頓決裂國家的核雄心。

今天美國的憤怒，帶著一種奇怪的歷史回味。特朗普想要抹去的，恰恰是美國早期政策曾幫助創造的東西；而以色列想要摧毀的核能力，某種意義上也曾得到過以色列專家的幫助。重點不在于，伊朗核項目在西方幫助建設時就是“好的”，到了伊斯蘭共和國手里就變成“壞的”。重點在于，一旦它不再掌握在一個親美附庸國家手中，它就變得不可接受。

1979年之后，同樣的基礎設施、制度和專業能力落到了一個華盛頓無法控制的政府手中。盡管失去了西方支持，伊朗仍通過采購、秘密研發和部分本土化，讓這一項目延續下來。隨著時間推移，這催生出一個更自主的核循環，也讓伊朗在不正式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情況下，具備了逼近武器級能力的可能。這也正是華盛頓為何始終難以遏制該項目的原因——問題不只是伊朗擁有核技術，而是它學會了如何在不充當西方附庸的情況下，維持并推進這套技術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