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武勇、陳澤安：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警示錄｜走筆天下

【原標題】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警示錄

文/本報駐東京記者 馮武勇 陳澤安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正式開庭。

那一天，在東京原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講堂改建而成的法庭內，11位戰勝國法官依次落座。曾經發動侵略戰爭，并給亞洲與世界帶來巨大災難的日本軍國主義首惡們，第一次站到歷史與法律的被告席上。

東京審判不僅僅是一場司法審判。這是對日本侵略戰爭罪行最重要的法律清算，是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精神的具體落實，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的法理確認，同時也是戰后國際秩序大廈的重要基石。

80年過去了，東京審判并未遠去。

當下，日本國內否認侵略歷史、美化軍國主義、鼓吹修改和平憲法、推動軍事擴張的思潮甚囂塵上，東京審判所代表的歷史正義與清算，日本戰犯的罪與罰，并不僅僅是厚重的歷史卷宗，反因日本國內國際新的形勢而愈發彰顯現實警示意義。

東京審判現場（資料照片）

“一群戰犯，就像一支倉皇送葬的隊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之前數十年，日本軍國主義打著“大東亞共榮圈”旗號，發動一系列侵略戰爭：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再到偷襲珍珠港、肆虐東南亞，整個亞太地區都被卷入戰爭深淵。

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731部隊人體實驗、細菌戰、毒氣戰、馬尼拉大屠殺、巴丹死亡行軍、“慰安婦”的斑斑血淚、戰俘和勞工的累累白骨……無數罪行涂抹出日本軍國主義戰爭機器的血腥圖景。

日本投降后，如何追究軍國主義戰爭責任，是歷史交給國際社會的問卷。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首腦聯合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指出：

“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權威及勢力必須永久鏟除，蓋吾人堅持非將負責之窮兵黷武主義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勢不可能建立。”（第六條）

“對于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第十條）

東京審判正是基于上述要求啟動的。

1946年1月1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頒布。同一天，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特別公告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同年5月3日，東京審判開庭。

“一群戰犯，就像一支倉皇送葬的隊伍。”當時的日本報紙如是描述戰犯到庭。

法庭要葬送的，正是極其兇暴、極其野蠻的日本軍國主義機器及其首惡。

東京審判并不僅僅是“戰勝國審判戰敗國”，它更是對“侵略戰爭合法化”這一弱肉強食舊時代邏輯的否定，是戰后國際秩序最重要的法律與道義基石之一。

東京審判首次系統確立并實踐了“反和平罪”概念。人類社會首次在國際法意義上確認——發動侵略戰爭本身就是犯罪。這一原則后來深刻影響了《聯合國憲章》與戰后國際法體系。《聯合國憲章》明確禁止以武力威脅或侵犯他國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其精神與東京審判一脈相承。

“一場未完成的審判”

1948年11月12日，來自中國等11國的東京審判法官們作出最終判決：日本前首相東條英機等25名被告被認定“反和平罪”，即甲級戰犯，其中，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被判處絞刑，16人被判無期徒刑。

東京審判留下了4336份證據，48412頁庭審記錄，包括日本扶植的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在內，前后419名證人出庭作證，將日本軍國主義罪行牢牢釘在歷史的審判席上。這是日本在國家層面被國際法庭明確認定發動了侵略戰爭，明確了“大東亞戰爭”不是日本狡辯的“自衛戰爭”，而是非法侵略戰爭。

但是，與德國納粹受到的紐倫堡審判相比，東京審判對日本戰犯的清算并不徹底。

東京審判開庭籌備期間，1946年3月5日，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講，預告了冷戰的降臨。1947年后，美蘇對抗加劇。美國開始把日本視為冷戰戰略在東亞的重要支點。美國利用單獨占領日本的二戰“紅利”，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徹底清算逐漸讓位于大國博弈的政治算計。

早在1946年6月，在日本被視為“太上皇”的麥克阿瑟即曾擅自釋放曾任東條英機戰爭內閣顧問的藤原銀次郎、曾任汪偽政府最高經濟顧問的小倉正恒等重要財閥戰犯。翌年8月30日，麥克阿瑟又下令釋放23名重要戰犯。1948年11月東京法庭宣判后不久，麥克阿瑟即于同年12月24日將囚禁在巢鴨監獄內未被同時起訴的19名甲級戰犯全部釋放。

此外，731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等細菌戰罪犯，幾乎完全逃脫了審判。據相關檔案材料揭露，美國為了獲取人體實驗數據，與731部隊成員秘密交易，給予其豁免權。

不審而縱，審而不罰，判而未果，東京審判后的懲罰“爛尾”在日本戰后留下一個巨大的歷史裂痕，也成為日本歷史修正主義一再死灰復燃、當下“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的關鍵遠因。韓國韓中城市友好協會會長權起植說：“在某種意義上，東京審判是一場未完成的審判……當今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復活，原因之一正是東京審判未能完成徹底清算。”

3月5日在日本東京拍攝的市谷紀念館內景，這只是當年法庭的小部分“遷移復刻”。（賈浩成 攝）

“新型軍國主義”的招魂術

對于東京審判，日本右翼勢力始終如鯁在喉，一些右翼政客公開宣稱，東京審判強加給日本人“自虐史觀”。

千方百計抹殺東京審判的歷史印記，也因此成為日本右翼的“怨念”。80年間，一方面與東京審判有關的歷史遺址被系統性清除。例如，東京審判的法庭原址已經拆除后部分重新安置在現在的防衛省內，參觀手續繁瑣；一度關押戰犯的巢鴨監獄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被拆除，改造成商業設施。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勢力用各種各樣的手法為戰犯招魂，甚至喊冤。

1960年，日本右翼團體在愛知縣三根山建廟供奉被處決的7名甲級戰犯。

1978年，靖國神社將14名甲級戰犯的鬼簿偷偷移入靖國神社。

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八一五”投降日以公職身份公然參拜靖國神社。

1998年，一部為甲級戰犯東條英機和東京審判翻案的電影《自尊——命運的瞬間》在日本全國公映。

2026年4月，靖國神社春季大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連續兩天供奉祭品、獻上“玉串料”（祭祀費），上百名日本國會議員集體拜鬼，上演群魔亂舞的招魂鬧劇。

戰敗后的日本，之所以能夠重新回歸國際社會，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接受東京審判結果。這不只是一個歷史態度問題。它實際上是日本戰后國家合法性的起點之一。否定東京審判，等于否定日本戰后和平國家身份的歷史基礎。

對于中國、朝鮮半島、東南亞等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和地區來說，這不僅是歷史問題，更是現實政治問題。歷史記憶決定未來道路。一旦侵略戰爭被美化，歷史教訓無疑將成鏡花水月，新的侵略擴張沖動也將故態復萌。

俄羅斯二戰史專家阿納托利·科什金表示，日本右翼勢力質疑東京審判合法性，其實質是挑戰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后國際秩序，國際社會必須堅決抵制這一非常危險的動向。

日本龍谷大學教授松島泰勝認為，否定東京審判的行為公然違背戰后國際秩序。在當前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抬頭背景下，為戰犯翻案的動向，實質上是企圖通過美化侵略歷史，為日本再度擴大軍事力量尋找精神支撐。

“如果任由這種為軍國主義招魂、企圖顛覆戰后共識的行徑發展，必將嚴重破壞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松島強調。

5月3日，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梅汝璈故居，講解員梅庭軍（右一）為游客講解東京審判歷史。（萬象 攝）

兩個“5月3日”，同一歷史邏輯

5月3日，東京天氣陰晴不定。5萬民眾聚集在比鄰東京灣的一處大型公園，高喊“反對戰爭”“反對修憲”“守護和平憲法”等口號。

5月3日，既是東京審判開庭日，也是日本憲法紀念日。翻開歷史，東京審判開庭整一年后，新的日本國憲法頒布實施。

東京審判的判決書中，“反和平罪”被視為“甲項罪行”，是審判甲級戰犯的核心法律依據。法庭認為“反和平罪”不僅是國際罪行，而且是“最高等級的國際犯罪”。“反和平”，是日本軍國主義所有罪行之總和、所有暴行之源頭。

而日本戰后新憲法的核心理念就是“和平”，其第九條規定，日本永久放棄發動戰爭，不保持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東京審判，日本憲法，本質上屬于同一歷史脈絡。對東京審判的攻擊和否認，必然也將折射出對現行和平憲法的攻擊和篡改沖動。這正是當下日本國內急于推動修改和平憲法的危險之處。這股修憲政治潮流背后的思想脈絡，實際上與否定東京審判的一系列動向暗通款曲。

日本一些右翼政治人物不斷鼓吹：日本應成為“正常國家”；自衛隊應擁有國防軍地位；日本應突破“戰后體制”；現行憲法限制了國家安保路線，等等。

這些說法背后，其暗含的深層邏輯是，從東京審判出發的戰后秩序安排對日本已經“不合理”“不可接受”。日本右翼希望擺脫的“戰后體制”中，東京審判及其奠定的戰后國際秩序顯然是其眼中釘、肉中刺。

近年來，日本持續增加防衛預算，發展遠程打擊能力，突破“專守防衛”原則，并不斷強化軍事同盟體系。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國內部分輿論正在重新把中國塑造成“主要敵人”，并借所謂“安全危機”推動軍事正常化。

這種手法，與戰前日本不斷制造“國家危機”“生存空間危機”的邏輯存在某種危險的高度相似性。

日本共產黨委員長田村智子在5月3日的憲法紀念日集會上高聲疾呼，日本憲法是國民為了防止國家再次發動戰爭而施加的約束，絕對不能容許拋棄和平憲法。

東京審判現場，梅汝璈為后排右四。（資料照片）

警鐘為誰而鳴

3月31日，日本防衛省在熊本縣和靜岡縣的陸上自衛隊基地分別部署了“25式地對艦導彈”和“25式高速滑翔彈”。這是日本首次部署號稱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

同樣的遠程攻擊武器部署也出現在日本海上自衛隊和航空自衛隊。海上自衛隊宙斯盾艦“鳥海”號近期在美國完成改造后，將配備美國“戰斧”巡航導彈。航空自衛隊則將在F-35隱形戰斗機搭載挪威制造的“JSM”巡航導彈。

上述“對敵基地攻擊能力”，顯然遠遠超出了“自衛”之需，且隱含的“攻擊對象”指向不言而喻，對周邊國家帶來重大威脅。日本輿論指出，這標志著“專守防衛”的日本安保政策出現重大轉折。

借“國家安全”突破和平約束；

借“地區威脅”推動軍事擴張；

借“歷史正常”否認侵略責任；

借“民族自豪”淡化戰爭罪行。

這種趨勢，正在沖擊東京審判與《聯合國憲章》共同確立的戰后國際秩序，沖擊國際社會特別是亞太近鄰對日本國家走向的“安心感”。

“今日探訪當地一座被毀教堂，隨后前往長江邊一處大規模屠殺地點——據有關信息，日軍曾在此用機槍處決6000名中國人。原址上的工廠已被徹底焚毀。”1946年4月7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美國檢察官薩頓在日記中寫下南京大屠殺搜證經歷。

薩頓日記與配套的侵華日軍罪行報告，直擊日軍在南京的系統性、有組織的屠殺、強奸與酷刑，徹底戳穿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殺是謊言”的謬論。

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

中華民族為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付出了巨大犧牲。

東京審判的許多重要證據，正來自中國人民血與淚的歷史見證。對于中國人民來說，東京審判從來不是遙遠的國際法事件，它是無數死難者終于獲得的一次歷史正義。

今天，中國堅持銘記歷史，并不是為了延續仇恨。銘記，恰恰是為了和平。和平從來不能靠遺忘獲得，更不是一廂情愿就能守護。和平必須建立在正確歷史認知之上。如果侵略被美化、戰犯被神化、罪責被否認，戰爭陰影就不會真正遠離。對于任何否認侵略歷史、挑戰戰后國際秩序、危害地區和平的危險動向，中國人民都將保持高度警惕。這不僅是對歷史負責，也是對亞洲與世界和平負責。

全程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在庭審日記中寫道：“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把日本軍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身上。但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刊于《參考消息》2026年5月7日第10版

編輯 張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