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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君平時巴蜀易學代表人物,本期小編遵循“孤證不立”的多重證據原則,查閱典籍文獻與方志史料,將嚴君平從傳說與碎片化記載中,還原為一個思想深刻、影響深遠的歷史人物。然而,研究亦存在明顯局限,亟待未來探索。本文不涉迷信,重在正本清源的文化傳播,歡迎讀者留言探討交流。 編者按
第一章:生平鉤沉
《漢書》與《華陽國志》中的嚴君平
嚴君平,本姓莊,名遵,字君平,是西漢晚期蜀郡成都地區最具代表性的隱逸思想家。其生平事跡的最早、最權威記載,見于東漢班固所撰《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該傳以簡練而莊重的筆觸勾勒出嚴君平的核心形象:“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余萬言。” 這段文字不僅是嚴君平生平的基石,更構建了其“以卜為教”的獨特人格范式。他并非以占卜為謀生之術的江湖術士,而是將“賤業”升華為“惠眾”之德行的道德實踐者。其每日僅售數卦,得百錢即止,非為吝嗇,實為“知足常樂”之哲學外化,其“閉肆下簾”之舉,標志著從市井教化者向深研哲思者的身份轉換。其著作《老子指歸》的誕生,正是這一精神轉向的結晶,標志著他從個體的道德實踐,走向了系統性的哲學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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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君平畫像/圖源四川省情網
《華陽國志》作為東晉常璩所著的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其《蜀志》部分對嚴君平的記載,與《漢書》形成關鍵性互證與深化。常璩以“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精大《易》,耽于《老》、《莊》”十六字,精準概括了嚴君平的性情與學術根基。此記載首次明確將“專精大《易》”置于其學術核心,超越了《漢書》中“依老子、嚴周之指”的模糊表述,確立了嚴君平作為易學大師的獨立地位。其“常卜筮于市,假蓍龜以教”的行為模式,與《漢書》的“依蓍龜為言利害”完全一致,但“假蓍龜以教”四字,更凸顯其占卜行為的工具性——蓍龜非為預測吉兇之術,實為“教化”之媒介。《華陽國志》更進一步記載:“與人子卜,教以孝;與人弟卜,教以悌;與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風移俗易,上下慈和。” 這一描述,將《漢書》中“因勢導之以善”的抽象原則,具體化為可操作的倫理教化實踐,揭示了嚴君平如何通過日常占卜,將儒家忠孝倫理與道家自然無為思想相融合,從而實現“風移俗易”的社會教化功能。其“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授《老》、《莊》。著《指歸》,為道書之宗” 的記載,與《漢書》的“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形成閉環,共同構建了嚴君平“市井賣卜—歸隱著述—思想傳播”的完整生命軌跡。《華陽國志》的“為道書之宗”四字,更賦予《老子指歸》以超越個人著作的宗派性地位,奠定了其在道家思想史上的不朽價值。
地方志中的籍貫與遺跡
正史勾勒了嚴君平的精神輪廓,而四川地方志以其詳實的地理與人文記載,為其生平提供了可觸可感的物質空間與地方記憶。關于嚴君平的籍貫,歷代文獻眾說紛紜,主要存在臨邛、郫縣、彭州麗春鎮三種說法。《漢書》僅稱“蜀郡”人,未明具體縣邑。《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三明確記載:“嚴遵,字君平,臨邛人,賣卜于成都市。” 此說為后世方志所沿襲,如《嘉靖四川通志》亦引此說。然而,更詳盡的《嘉慶四川通志》卷四十五則引明代《名勝志》云:“嚴君平故里在(邛)州東十五里,地名萬石壩。” 這一記載將籍貫具體化到臨邛縣(今邛崍市)的萬石壩,并明確指出其墓葬亦在此地,為“臨邛說”提供了有力的地理支撐。與之相對,以郫縣為籍貫的說法同樣源遠流長。《華陽國志》雖未明言籍貫,但其記載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而其主要隱居著述地“橫山”(又稱平樂山)即位于今成都市郫都區唐昌鎮,此地自古為郫縣轄境。《嘉靖四川通志》卷四十五亦有“嚴君平故里在郫縣”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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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君平街實景
《蜀中廣記》雖未直接記載籍貫,但其《嚴遵傳》中關于張騫攜“支機石”問于嚴君平的傳奇故事,其發生地被設定在成都,亦暗示其活動中心在成都平原腹地。彭州麗春鎮之說,則多見于后世民間傳說與部分筆記,如百度百科條目多引此說,但缺乏早期方志的直接文獻支持,其可靠性相對較低。綜合來看,臨邛與郫縣兩說均有堅實文獻基礎,或可理解為嚴君平早年居于臨邛,后遷居郫縣橫山,其生平活動覆蓋了整個蜀郡核心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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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支磯石”舊照/圖源四川省情網
地方志對嚴君平遺跡的記載,構成了其歷史記憶的物質網絡。成都的“君平街”是其最廣為人知的紀念符號。《蜀中廣記》與《太平寰宇記》均提及此街名,其命名直接源于嚴君平在成都“卜筮于市”的歷史活動。更為具體的“支機石街”之名,則源于《蜀中廣記·嚴遵傳》所載的傳奇故事:漢使張騫出使西域,得一石,歸而問于嚴君平,君平識為天上織女支機石,此石后被置于成都,街名由此而來。此傳說雖具神話色彩,但其流傳之廣,足以證明嚴君平在成都人心目中“通曉天機”的神圣形象。
第二章:著作考源
文獻版本流傳
嚴君平的學術成就,集中體現于其哲學巨著《老子指歸》。該書作為現存最早系統闡釋《老子》的完整注本,其流傳脈絡與版本變遷,是考證其真偽與思想價值的首要路徑。然而,這部著作的流傳史,是一部充滿斷裂、散佚與重構的漫長過程。
《漢書·藝文志》未著錄《老子指歸》,此一缺漏常被后世疑古者用作質疑其為偽書的依據。然《三國志·秦宓傳》中,李權與秦宓論學時明確提及:“仲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此為“《指歸》”之名最早見于正史的鐵證。東晉常璩《華陽國志》亦載:“著《指歸》,為道書之宗”,進一步確立了其在漢代思想史上的權威地位。自此,《指歸》之名始為后世所知。
歷代史志目錄對其卷帙記載紛繁,折射出文本在流傳中的巨大損耗。《隋書·經籍志》著錄為十一卷,新、舊《唐書·經籍志》則記為十四卷,至《宋史·藝文志》已降為十三卷。這一卷數遞減的趨勢,清晰地表明了該書在唐宋之際已開始大規模散佚。至元代,前六卷(即《道經》部分)已完全亡佚,僅存《德經》部分(第七至十三卷)。明代胡震亨輯刻《道藏》時,所收《道德真經指歸》即為殘本,僅存七卷,內容僅涵蓋《老子》第38章至第81章,即后半部《德經》。今通行本《道藏》本(《道藏》第376-377冊)即源于此,是現存最完整的版本,但已非原貌。
清代學者在輯佚方面有所努力,但未能恢復全本。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樊波成校勘整理的《老子指歸》,以《道藏》本為底本,廣泛參校《津逮秘書》本、《四庫全書》本等,并結合《太平御覽》、《藝文類聚》等類書所引佚文進行輯佚補缺,力圖復原其“章句體例”。此版本雖非全帙,但為現代研究提供了最可靠的文本基礎。有學者提出,今本《老子指歸》實為嚴君平《老子章句》的殘存部分,其中包含了原屬《老子注》的文本。這一觀點暗示,嚴君平的注釋工作可能是一個統一的體系,后世因版本流傳而將其拆分為《注》與《指歸》兩書,實為后人之誤分。因此,對《老子指歸》的考辨,必須將其置于嚴君平整體注老體系中進行審視,而非孤立看待。
真偽之辨
自明代以降,隨著考據學的興起和疑古思潮的蔓延,《老子指歸》的真偽問題成為學術焦點。部分學者因其文風古奧、思想深邃,且與《漢書》所載“著書十余萬言”之簡略描述不符,加之文本在宋代后散佚嚴重,遂疑其為后人(或為魏晉玄學家)掇輯、偽托之作。這種懷疑在明清時期一度影響了該書在哲學史著作中的地位,使其長期被邊緣化。
然而,20世紀以來,尤其是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的出土,為《老子指歸》的真偽問題提供了決定性的實證。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乙本,其年代下限為公元前168年,早于嚴君平生活的西漢晚期。學者李學勤、嚴靈峰、鄭良樹等通過對帛書《老子》與《老子指歸》文本的細致比對,發現二者在章節次序、文字異同、思想傾向上存在深刻的內在一致性。例如,《老子指歸》將《老子》分為“上經”(德經四十章)與“下經”(道經三十二章),其分章邏輯與帛書本的“德經”在前、“道經”在后的結構完全吻合,而與后世通行的“道經”在前、“德經”在后的八十一章本截然不同。這一結構差異,恰恰證明了《老子指歸》所依據的《老子》文本,是漢代早期的古本系統,而非后世通行本。若《指歸》為魏晉人偽作,其不可能精準地復原一個早已被遺忘的、早于其時代近四百年的古本結構。
此外,《指歸》中大量使用“神明”、“太和”、“玄同”等概念,其哲學語境與漢代黃老思想、陰陽五行學說高度契合,與魏晉玄學“貴無”、“崇有”的論爭語境有明顯區別。其“以老釋老”的詮釋方法,即不依賴外在的儒家或佛家概念,而是以《老子》自身的語言和邏輯來闡釋《老子》,這種純粹的道家詮釋風格,也與魏晉時期王弼、何晏等人援引《周易》、玄學概念解《老》的路徑大相徑庭。這些思想內核的差異,構成了強有力的“時代指紋”,證明《老子指歸》的主體思想與語言風格,確系西漢晚期的產物,而非后世的仿作。現代學界主流觀點已徹底摒棄了“偽書說”,轉而承認《老子指歸》是“漢代道家思想的活化石”,是研究漢代哲學不可或缺的原始文獻。
易學與道家哲學融合
《老子指歸》之所以能被《華陽國志》譽為“道書之宗”,并深刻影響揚雄、王弼乃至魏晉玄學,其核心在于它成功地將《周易》的象數思維與《老子》的形上哲學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創造性融合,構建了一個以“自然為本”的宏大宇宙論與人生論體系。
其最顯著的特征,是將《周易》的陰陽、數理觀念作為闡釋《老子》的結構性框架。《老子指歸》的“說目”部分(即全書的綱領性序言)明確提出了“上經配天,下經配地”的分章原則,并運用“陰道八,陽道九”的術數規則進行推演:“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八乘九得七十二),“以陽行陰,故分為上下”(九拆為五與四,五乘八得四十,四乘八得三十二)。這種將《老子》八十一章(實際為七十二章)的結構,完全建立在《周易》的陰陽數理基礎之上,是漢代“天人感應”、“象數之學”盛行的典型體現。它超越了簡單的文字訓詁,將《老子》的“道”提升為一個可被數理模型所描述的宇宙生成與運行法則。
在此框架下,嚴君平對《老子》的核心概念進行了深刻的易學化重構。他將“道”闡釋為“神明”與“太和”的統一體。“神明”一詞,直接源于《周易·系辭》“陰陽不測之謂神”、“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被嚴君平賦予了“道”的精神性向度,指代宇宙間無形而能生萬物的靈妙力量。“太和”則取自《周易·乾卦·彖傳》“保合太和,乃利貞”,被用來描述陰陽二氣交感、萬物和諧共生的終極狀態。嚴君平認為,“道”通過“神明”生“太和”,“太和”生“氣”,“氣”結成“形”,從而完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宇宙生成序列。這種闡釋,將《老子》的“無”與“有”、“一”與“萬物”的抽象思辨,轉化為一個清晰的、可被陰陽五行所解釋的動態生成過程。
其“以老釋老”的詮釋方法,亦在易學語境中得到深化。嚴君平不滿足于對《老子》字句的解釋,而是追求其“指歸”——即根本意旨。他大量援引《莊子》、《周易》的原文與思想,進行跨文本的互證與會通。例如,他將《老子》“無為”思想,與《周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的“觀”、“應”觀念相聯系,認為真正的“無為”并非消極不作為,而是如天地般“因循自然”,順應“神明”與“太和”的內在節律,從而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至高境界。這種融合,使得《老子指歸》既保持了道家的超越性,又獲得了易學的系統性與實踐性,為后世“貴無”、“重玄”等玄學理論的萌發,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資源。
嚴君平著作輯佚述略
嚴君平的學術貢獻,遠不止于《老子指歸》一書。據《漢書》載其“著書十余萬言”,《華陽國志》稱其“專精大《易》”,其學術體系應更為宏大。后世文獻中,尚有其《老子注》與《易經骨髓》兩部重要著作的零星記載,雖已亡佚,但通過輯佚,仍可窺見其思想全貌的冰山一角。
《老子注》的記載最早見于《隋書·經籍志》,著錄為二卷。有學者認為,《老子指歸》與《老子注》本為一書,后因流傳而被后人拆分。今本《老子指歸》中,部分章節的注釋體例與“說目”部分的理論框架高度統一,其文風與《指歸》主體一致,這為“指歸即注”之說提供了有力支持。2013年樊波成校勘本即嘗試將《指歸》視為包含《老子注》的完整《老子章句》。此外,《蜀中廣記》引《老子指歸》佚文云:“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楚”,“生不枉神,死不幽志”等,這些充滿哲理的警句,極有可能原屬《老子注》的正文,其語言風格與《指歸》的“指歸”體例迥異,更接近于直接的注解。這些輯佚片段,證明嚴君平的注釋工作,既有宏觀的體系建構(《指歸》),也有微觀的文本訓釋(《注》),二者相輔相成。
至于《易經骨髓》,其名僅見于《漢書》注疏及后世方志的轉引,如《太平寰宇記》、《蜀中廣記》等均有提及。其內容已完全散佚,無一字存世。然而,從《華陽國志》“專精大《易》”的明確記載,以及《老子指歸》中對《周易》象數體系的嫻熟運用,可以確信,嚴君平必有系統研究《周易》的專著。《易經骨髓》之名,暗示其內容并非泛泛的占卜之術,而是對《周易》核心義理、陰陽變化之“骨”與“髓”的深刻挖掘。其思想,正是《老子指歸》中“以易解老”這一獨特方法的理論根基。嚴君平的易學,是“道家易”而非“術數易”,他將《周易》視為理解宇宙運行規律的哲學工具,而非預測吉兇的占卜手冊。《易經骨髓》的亡佚,是漢代易學史上的一大損失,但其思想精髓,已通過《老子指歸》這一不朽著作,得以流傳后世,成為巴蜀易學“尚象”、“尚變”傳統的源頭活水。
第三章:易學傳承
揚雄與嚴君平淵源
嚴君平與揚雄的師徒關系,是漢代巴蜀思想史上最為關鍵的學術傳承鏈條之一。這一關系并非后世附會的傳說,而是由多重權威文獻共同構建的堅實史實。其核心證據,首推東漢班固《漢書·揚雄傳》中“揚雄少時從游學”的明確記載。此句雖簡,卻如史筆之錨,將兩位思想巨匠的生命軌跡緊密相連。揚雄自幼“博覽無所不見”,其學術根基的形成,必有師承之功。而嚴君平“閉肆下簾而授《老子》”的隱居講學狀態,正為揚雄提供了遠離政治喧囂、潛心哲思的理想環境。據《蜀中廣記》及《漢唐巴蜀易學研究》等文獻推斷,揚雄曾于郫縣平樂山(又稱橫山)嚴君平的“讀書臺”中苦學八年,此地遂成為巴蜀早期私學的重要發源地。
更為直接的證據,來自揚雄本人的著作《法言·問明》。其中“蜀莊沉冥,蜀之才之珍也!不作茍見,不治茍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一語,是揚雄對恩師最深情、最崇高的評價。“蜀莊”即嚴君平(因避漢明帝劉莊諱,后世稱嚴遵),“沉冥”二字精準概括了其深沉玄默、不求聞達的隱逸風范。揚雄將老師比作“蜀之才之珍”,其價值之高,甚至超越了傳說中的隨侯珠、和氏璧——這兩件代表人間至寶的珍物,在嚴君平的人格光輝面前黯然失色。這種評價,絕非泛泛的客套,而是基于長期朝夕相處、耳濡目染后,對老師精神境界的深刻體認。揚雄在《法言》中反復強調“不作茍見,不治茍得”,這正是嚴君平“日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行為的哲學升華,是師徒二人共同信奉的“知足常樂”、“不慕茍得”的人生信條。這種思想的直接傳遞,構成了師承關系最核心的倫理紐帶。
因此,揚雄的“西道孔子”之譽,其思想源頭,實可追溯至郫縣橫山之上,那位每日僅售數卦、閉門授《老》的隱士。師徒二人,一為“市井隱者”,一為“京師鴻儒”,其精神內核卻一脈相承,共同構成了漢代巴蜀“尚隱”、“尚玄”思想傳統的雙子星。
第四章:巴蜀易學傳統
嚴君平在思想史上的核心貢獻,是開創性地將《周易》的象數思維與《老子》的形上哲學進行系統性融合,構建了“道家易”的理論范式,成為漢代黃老之學的集大成者,并為魏晉玄學的“貴無”“重玄”之風埋下伏筆。這一融合,不僅塑造了《老子指歸》的文本結構與核心概念,更奠定了“易學在蜀”的學術基因。
嚴君平作為西漢晚期巴蜀地區的思想巨擘,其歷史地位與文化貢獻已通過多重證據鏈得到充分論證。他并非一個簡單的隱逸卜者,而是一位以市井為道場、以卜筮為教化、以著述為立宗的哲學家。他開創性地將《周易》的象數體系與《老子》的形上哲學深度融合,構建了以“神明”“太和”為核心的“道家易”思想體系,其《老子指歸》是漢代黃老道家思想的巔峰之作,直接孕育了揚雄的《太玄》,并為魏晉玄學的“貴無”“重玄”之風奠定了理論基礎。他作為“易學在蜀”的奠基人,其“不作茍見,不治茍得”的精神,深刻塑造了巴蜀文化“隱逸”與“創新”并存的獨特氣質,使蜀地成為漢代以后中國易學研究的重鎮。
嚴君平的一生,是“隱”與“顯”的辯證統一。他隱于市井,卻使思想之光穿透千年;他不求聞達,卻成為巴蜀文化的精神坐標。本研究的終點,亦是新探索的起點。對嚴君平的持續研究,不僅是對一位古代哲人的追思,更是對中華文明中“隱逸智慧”與“創新精神”這一永恒主題的深刻體認。(完)
責編:梅園居士
編輯:元慧 小冉
校審:多寶道人
出品:正源致知
咨詢合作/投稿:zygc1208(微信)
引證文獻:《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老子指歸》《華陽國志》《漢書》《太平寰宇記》《嘉靖四川通志》《蜀中廣記》《嚴遵傳》《蜀中廣記·嚴遵傳》《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唐書·經籍志》《宋史·藝文志》《道藏》《太平御覽》、《藝文類聚》《周易》《隋書·經籍志》《老子注》《漢書·揚雄傳》《漢唐巴蜀易學研究》《法言·問明》《太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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