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6日至7日夜間,印度發起“朱砂行動”,打擊目標是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爾境內的恐怖主義基礎設施。這次行動是對2025年4月22日克什米爾山谷帕哈爾加姆恐怖襲擊的回應。那次襲擊造成26人死亡,死者均為男性平民,且大多為印度教徒。印度政府援引這起恐襲“具有跨境關聯”為依據,將責任歸咎于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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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砂行動”一開始,印度就對恐怖分子營地發動空襲和導彈打擊,目標包括虔誠軍和穆罕默德軍的總部。次日,巴基斯坦予以報復,雙方交火迅速升級為一場持續4天的印巴軍事沖突。5月10日,停火生效。
在這輪軍事交鋒后的數月里,印度領導人和官員表示,今后新德里應對恐怖襲擊的方式將是“堅定、果斷、毫不動搖”的。他們還警告稱,若再發生恐襲,印度將作出強力回應。結合近期趨勢來看,克制空間正在收窄,升級的動力機制也在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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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層面,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都存在以強硬姿態相互示強、展示軍事實力的政治激勵。近年來,每一次危機都在不斷抬高對抗烈度,也在不斷降低升級門檻。
面對被視為由巴基斯坦支持的恐怖襲擊,公眾對強力報復的期待已明顯上升,這進一步壓縮了克制空間。實時媒體報道和社交媒體的放大效應,又進一步加重了公眾壓力,限制了政府騰挪的余地。多年來雙邊敵意不斷累積,絕大多數官方溝通渠道已被切斷,秘密外交的空間也十分有限,這使局勢更加復雜。
未來兩國政府會如何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自國內公眾如何看待危機結果,以及政府能否掌控國內局勢。認知在現代戰爭中的分量正變得越來越重,它不僅影響國際輿論,也往往決定誰能宣稱勝利、沖突又將以何種狀態收場。雙方都真誠地相信,或至少已成功說服本國受眾相信,自己在歷次對峙中占了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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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發生恐怖襲擊后,印度國家機器實際上都在為自己設定更高預期,這使其不僅要果斷行動,還要迅速行動。帕哈爾加姆襲擊發生后,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明確表示,任何恐怖襲擊都將遭到“由我們決定方式的適當回應……無論恐怖主義根源出現在哪里”。
這一表態說明,印度不會再受外交壓力或過去慣例的約束,而是會繼續打擊的不只是襲擊者本身,也包括這些恐怖組織的根源——其策劃者、資助者和庇護者。國防部長拉杰納特·辛格還進一步表示,任何針對印度領土的襲擊都將被視為戰爭行為。
此外,新德里如今已不再面臨過去那樣的歸責難題。以往,印度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向國際社會證明巴基斯坦負有責任,因此其報復空間也相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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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過去相比是一個重要變化,而且隨著印度每次遭遇重大恐襲,這一趨勢都在不斷強化。也正因如此,巴基斯坦借此類襲擊拖延、否認或推動問題國際化的能力,已被印度削弱。
這也形成了一個先例:今后如果國際行為體要求印度就恐襲展開外部調查,或呼吁其保持克制、采取低于軍事打擊強度的回應,這類主張很可能難以獲得印度國內輿論支持。
印度當前的立場還顯示,它對“以巴基斯坦為基地的恐怖組織”與“與巴基斯坦國家機器直接相連的組織”之間的區分,正在發生變化。
長期以來,印度一直堅持認為巴基斯坦是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然而在2008年孟買恐怖襲擊之后,印度政府之所以沒有選擇進行軍事報復,一個原因是它不希望不斷升級的印巴沖突轉移全球反恐的注意力。另一個原因,則是當時德里尚未為軍事對抗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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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在,印度似乎不再那么執著于區分恐怖組織與巴基斯坦國家本身,并決心更強力地傳遞一個信息:巴基斯坦對恐怖主義的介入具有結構性和長期性。停火后不久,莫迪在闡述印度新的反恐戰略回應時所作的表態,就顯示出印度愿意直接追究巴基斯坦軍方和情報體系責任。
在5月危機期間,印度通過最初僅打擊恐怖主義基礎設施、避免攻擊軍事目標,實際上給巴基斯坦留出了一個降級出口,盡管這與作戰邏輯并不一致。但伊斯蘭堡去年對印度打擊作出的強硬回應,以及莫迪在同一場5月12日講話中提到的新德里“新參數”和“新常態”,都讓這種克制還能持續多久,變得值得懷疑。
從軍事層面看,雙方都為未來可能的交手積累了重要的作戰認知和戰場經驗。軍事技術發展速度很快,也讓下一場危機充滿更多不確定性。比如,在這場5月危機中,雙方都使用了若干在2019年危機中從未投入使用的武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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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精度提升和防區外打擊,一方面降低了風險,也減少了附帶損害,另一方面卻提高了雙方承受風險、愿意冒險的意愿。隨著先例已經形成,未來每一次對抗中,“出其不意”的優勢也會進一步減弱。更關鍵的是,這里的“突然性”已不再是“會不會回應”,而是“何時回應、在哪里回應、打什么目標、以何種方式實施”。
“朱砂行動”帶來的另一個關鍵啟示,是雙方都展現出在不突破核門檻的情況下校準升級的能力。新德里已明確表示,“核訛詐”不會限制其回應。由此帶來的,是一個正在變化的戰略環境:軍事行動空間在擴大,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可能越來越適應更高風險。
在這種情況下,降級有賴于這樣一種判斷:雙方都不會把局勢推到必須在屈辱與核沖突之間二選一的地步。也正因此,真正的危險未必是升級本身,而是越來越多人相信升級是可以被管理的。
要判斷雙邊關系未來走向,還必須把去年印巴對峙后巴基斯坦國內外出現的一些重要變化納入考量。
其中之一,是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關系惡化,尤其是在巴基斯坦今年2月對阿富汗發起“加扎卜·利勒·哈克行動”之后更為明顯。除了與印度邊境局勢緊張外,巴基斯坦軍方如今還要面對來自阿富汗方向的敵對局面,這進一步拉扯了其武裝力量。伊斯蘭堡過去也常借助反印情緒來鞏固國內政治、轉移公眾注意力。
此外,巴基斯坦與伊朗邊境的安全局勢也相當脆弱。伊朗戰爭可能引發難民流入巴基斯坦。盡管巴基斯坦目前與伊朗關系尚屬溫和,但它也很容易被卷入這場戰爭。
另一個變化,是巴基斯坦通過第二十七次憲法修正案,重組了本國政治體制和權力平衡。該修正案削弱司法權力,將權力進一步集中到軍方手中,并賦予高級軍官更多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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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姆·穆尼爾將軍已成為巴基斯坦政治舞臺上的主導性人物,其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地位也有所上升。美國對巴基斯坦、尤其是對穆尼爾的外部背書,可能會鼓勵巴基斯坦軍方采取更具冒險性的行動,而這將波及印度。
這些雙邊風險的展開,又與地區和國際體系更廣泛的變化同步發生。
過去幾年里,南亞幾乎每個國家都經歷了國內動蕩,整個地區因此陷入混亂與不穩定。地緣政治環境同樣在加劇一種更具放任性的戰略氛圍,并可能直接影響沖突走向。全球范圍內,武裝沖突正變得更加常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承受嚴重壓力;緩和緊張局勢的機制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脆弱。其他相互競爭的沖突還分散了國際社會對恐怖主義的關注。
因此,沖突升級和誤判的風險正籠罩著印度與巴基斯坦。下一場發生在這兩個擁核鄰國之間的危機,將受到決策時間被壓縮、國內壓力更大、外部約束更弱,以及“升級可以被控制”這一信念增強的共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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