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陳伯達這個人，一輩子都在跟筆墨打交道。
他出生在福建惠安一個破落的書香門第，祖父中過舉人，父親是個窮教書先生，輪到他自己，總算把書讀出了些名堂。
早年去上海當記者，又進上海大學念書，二十出頭就發表了小說《寒天》，在文壇上算有了點聲響。
1927年白色恐怖最兇的時候，他加入了共產黨——那個節骨眼上敢往這條路上走的人，骨頭都是硬的。
他真正的轉折發生在延安。
剛去的時候因為一口濃重的閩南腔，講課沒人聽得懂，只好在黑板上寫字，處境頗有些尷尬。
但很快組織就發現這個人筆桿子極硬。
1943年蔣介石授意陶希圣出版《中國之命運》，陳伯達花了三天三夜寫出反駁文章，言辭犀利，直指要害。
毛主席親自修改后將署名定為陳伯達一人，文章一經刊發，轟動全國。
蔣介石把他列為“陳逆伯達”，而延安這邊，一個理論家的位置就這樣立住了。
后來周總理評價他是“我們黨最好的理論家”——這個評語的分量，在黨內是極重的。
此后他的筆幾乎參與了建國前后所有重大文獻的起草——《共同綱領》、“五四憲法”、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中共八大政治報告，乃至毛主席的《論十大關系》也是由他根據講話精神歸納整理而成。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的理論闡述能力在黨內幾乎無人能及。
但后來的事，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站上過高處的人，一旦踏錯，摔得比誰都重。
晚年保外就醫，國家給他安排了一套六七十平的房子，兒子從河北調回北京照顧他。
他住的那間臥室不過十來平米，一張單人床，一個玻璃書櫥，地上鋪著地毯，說不上多寬敞，倒也算安靜。
他每月有一百塊生活費，不夠買書，就托人向有關部門借，后來漲到兩百，手頭才寬裕了些。
他晚年有一個畫面很多人寫過——小孫子常跑進他房間找他玩。
一個經歷過那么多風浪的老人，在那間小屋里看著孫兒跑來跑去，大概是他最后歲月里最柔軟的時刻。
1989年9月，他在這套房子里去世，骨灰被兒子帶回惠安老家安葬。
兜兜轉轉幾十年，又回到了生命開始的那個地方。
看陳伯達這一生，筆是他最鋒利的武器，也曾是他最沉重的枷鎖。
他年輕時靠這支筆闖出名堂，中年靠這支筆站上高處，最后也因這支筆寫下的東西墜入谷底。
歷史記住了他那些滔滔雄文，也記住了他晚年的緘默。
評價這樣一個人，大概既不能只講功，也不能只講過——畢竟一個人能被時代推到那樣的位置，又能在時代的轉折中被徹底淹沒，本身就比任何單一的評價都復雜。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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