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民族定義與漢民族形成

1957年5月三聯書店出版了一部由歷史研究編輯部編的《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集》。該討論集的出現源于范文瀾先生1954年在“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一文中提出的“漢族在秦漢時已經開始形成為民族”這一觀點的討論，圍繞這一觀點基本上形成了兩派針鋒相對的觀點：支持者認為范文瀾先生的觀點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實際，漢民族確實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中形成的“民族”；反對者認為范文瀾的觀點脫離了“民族”產生必須的生產關系和社會物質條件，孤立地將民族形成四要素機械地照搬應用于漢族形成問題上，因此結論必然是錯誤的，秦漢時的漢族只能是“部族”，而不能是“民族”。

在討論過程中，雙方都以斯大林的民族定義作為理論依據，即“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共同體”。這就非常令人感到疑惑了，為什么在同一個理論依據指導下，面對同一個研究對象會產生兩種彼此對立的觀點呢?這就需要我們結合斯大林定義對正反兩派觀點進行具體分析了。

雙方分歧一：關于共同語言，范文瀾認為秦時“書同文”就是共同語言形成的標志；反方則認為秦漢時方言仍占優勢，沒有統一的語言，書寫符號的統一并不等于共同語言形成。

雙方分歧二：關于共同地域，范文瀾認為就是秦漢統一后的長城以內的廣大地域；而反方認為秦漢以后這一民族要素是在逐漸形成過程中，而且長時間分裂割據狀況使這一要素在很久以后才最終形成。

雙方分歧三：關于共同經濟生活，范文瀾認為“車同軌”代表了秦漢時期交通和工商業流通已有很大發展，國內形成了大小市場，封建地主經濟和封建工商業已經使人們形成了共同經濟生活。反方對這一觀點進行了重點詰難，他們認為，在秦漢時代及其以后的封建社會中，在自然經濟占絕對優勢、勞動分工和商品交換的發展很薄弱、全國統一市場沒有形成、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各地方的人們是不會有共同經濟生活的。

雙方分歧四：關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范文瀾認為“行同倫”就是“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它包括“祖宗崇拜與孝道”；反方認為秦漢以來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存在著和逐漸發展著的，但“祖宗崇拜與孝道”卻是宗法封建思想表現，不是全民所有的。

雙方分歧五：關于斯大林民族定義的特定時空限制，即“民族不是普遍的歷史范疇，而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范疇。封建制度消滅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就是人們形成民族的過程”。在當時社會背景下，范文瀾對這一限制無法否定和質疑，所以在承認的前提下，得出“漢族……是在獨特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獨特的民族”這樣一個稍顯拗口的結論；反對者認為據此條件完全可以認為秦漢時期的漢族是“部族”，即介于部落和民族之間，處于原始公社制解體到資本主義上升時期這一歷史時期的人們共同體，漢族成為“民族”要等到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或者干脆就是鴉片戰爭以后了。

上述理論分歧，依據斯大林民族定義及相關判斷，似乎都有道理，那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難道是斯大林定義本身有什么問題嗎?我們知道，對于任何思想理論的認知都不能脫離產生它的特定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必須從當時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認識。

我認為論證的雙方對斯大林定義本身的特定指向性的誤讀、誤判是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下面我們就通過對斯大林定義的解析來說明問題的所在。

斯大林定義中的四個共同長期以來被理論界奉為判定一個民族是否形成的標準，在考察一個群體是否是民族時，“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備時才算是一個民族”。但是人們普遍忽略了斯大林定義中的四個共同都指向了同一個目標，那就是民族認同的形成，這才是人們共同體之所以成為“民族”的關鍵。具體來講：

——共同語言是群體成員交流思想、聯絡感情的工具，是形成認同的主要因素。

——共同地域是群體生產、生活的基礎，是人類群體從部落的血緣聯系中走出，邁向更高一級人類群體時的重要聯系紐帶，它從客觀上規定了人們的物質生產和生活的方式。

——共同經濟生活是將群體成員結合為一個整體的關鍵紐帶，人們通過共同經濟生活的聯系，彼此交往，彼此依賴，形成了牢固的群體認同。

——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就是在上述三個共同基礎上，人們形成了共同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其中上升到較高理性的精神文化正是包含了群體認同的內核，即道德倫理和價值觀念。道德倫理是人們看待和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道德判定，價值觀念是人們對于事物、行為的善與惡，是與非，好與壞等等方面的價值判定。

那么，當一個群體具備了基于上述四個共同而形成的認同時，我們似乎就應該認定這個群體成為“民族”。但是斯大林又進一步提出，“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民族的，因為當時還沒有民族市場，還沒有民族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還沒有那些消滅各部族人民經濟的分散狀態和把各部族人民歷來彼此隔絕的各個部分結合為一個民族整體的因素。”這個限定一下又將問題復雜起來了。為什么斯大林要這樣說，有什么依據呢?我認為兩方面原因促成了這個限定。

首先是歐洲中世紀具體的社會狀況。斯大林考察和研究民族狀況主要是針對歐洲，而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歐洲，誠然如斯大林所講的“沒有民族市場”，沒有“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沒有將民族結合為一個整體的條件。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歐洲封建社會的領主經濟制度，另一方面是由于普世主義基督教的存在。在當時的歐洲，上層識字的基督教僧侶階層和封建貴族領主，普遍使用的是拉丁語和拉丁文，而廣大下層民眾則使用的是各種方言，僧侶和貴族對于促成統一“民族共同語言”并不感興趣，對于他們來說“強調、加強和突出特權群體不同于其他群體的和為他們所獨有的那些特性顯然是有利的”。而“民族的共同地域”則由于整個歐洲大大小小的封建諸侯和領主的存在，完全不可能形成。僅在德意志，1800年之前就有314個邦國和1475個莊園，總共有1789個獨立的擁有主權的政權。在“民族的共同經濟生活方面”，領主經濟中，因土地的世襲性而不可買賣，加之繁重的苛捐雜稅使得封建領主缺乏經營發展和進行商業活動的動力，莊園經濟的自給自足主要是滿足領主的個人需求，除了一些奢侈品求諸外部，商業流通對于莊園主作用非常有限，促成建立經濟中心和民族市場的力量基本不存在。最為重要的共同文化，因為基督教普世主義的存在，宣揚每個人在精神上都是直接面對著上帝、天國，每個人都只有一個身份，那就是基督徒，這種宗教文化宣揚的認同掩蓋了個人因出身、地域、語言等其他方面形成的文化認同。所以，上述幾個原因就使得歐洲在前資本主義時代不可能形成斯大林定義所指向的民族身份認同，只有到了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當時資產階級打破封建主義和封建割據局面而把民族集合為一體并使它凝固起來了”，這時才會有“民族”認同。

其次，就是斯大林民族定義的特定政治指向。18世紀末，西歐資產階級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旗幟，以“民族”為動員工具，發動革命，領導人民推翻了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民族國家，走上了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道路。資產階級打著維護“民族利益”的旗號，對內掩蓋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對外進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殖民掠奪。在此影響下，歐洲三大傳統帝國內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也開始興起，爭取民族解放、民族獨立的運動在三大帝國內的各民族中間成為潮流，這些運動遭到了帝國統治階級的殘酷鎮壓。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后，由階級壓迫和剝削引發的民族問題更加尖銳起來，已經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產生了重要影響。基于此歐洲各無產階級政黨紛紛展開了對于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理論研究，用于指導革命實踐。這些理論的產生大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斯大林民族定義及其相關理論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種。從根本上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是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階級斗爭的學說，其他一切思想理論都必須服從于和服務于這一核心，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也不例外。“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的論斷就是具體體現，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就是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制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資產階級以所謂民族利益、民族認同為旗號的民族主義就成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動員各國無產階級起來打倒本國資產階級統治的主要障礙。因而認清革命的對象，辨明其真實的面目，抓準其本質，從而在理論上擊破資產階級關于民族的謊言，就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研究民族及民族問題的出發點。從這個意義上講，斯大林的民族定義必然是也只能是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時代的民族”，也就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民族。這樣看來，關于漢族是什么時候成為民族的討論似乎是可以畫上句號了，因為根據斯大林的民族定義，在資產階級出現前，漢族無論如何不能夠成為“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民族”。那么什么是“資本主義上升期的民族”，它是怎么形成的，它具有什么特點呢?

所謂“資本主義上升期的民族”主要是指歐美一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制制度或擺脫殖民統治，構建資產階級民族國家過程中出現的“民族”。其中又以法國和美國為典型代表。18世紀的法國還處在波旁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之下，以國王為代表的封建貴族統治對包括新興的資產階級在內的廣大民眾的壓迫和特權，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法國資產階級以“自由”、“平等”、“人權”為口號把民眾動員起來推翻了封建特權統治，將全體人民結為一個整體，在面對外部力量對革命的干涉時，又以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為號召，鼓動民眾去保衛資產階級革命果實。在這個過程中，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相結合，完成了法蘭西全體人民的“民族”自覺。而美國的狀況與法國不同，它是由18世紀北美13個英國殖民地在反抗英國的殖民壓迫和掠奪過程中逐漸完成的“民族”自覺，建立美利堅民族國家的過程就是構建美利堅“民族”的過程，其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殖民地人民的“朝圣”之旅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法國和美國的影響下，歐美許多國家完成了“民族國家”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似乎在西方政治生活的不斷重復中成為普遍原則。民族主義成為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強大助推器，“民族”和“民族”利益則成為資產階級掩飾其對內剝削壓迫和對外侵略擴張的最好工具。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民族”概念直接和國家相聯系，自然就包括了政治的內容，而因應資產階級“民族”概念而產生的無產階級“民族”定義當然也就具有了同樣的內容。這一點我們可以在斯大林定義產生前后經典作家關于民族問題、民族與階級、民族與國家、民族自決權等等方面的論述找到相關的依據。

正是由于斯大林民族定義產生于歐洲特定社會歷史背景和它所包含的政治特性——直接與國家政權相聯系，使得它在面對歐洲以外人們群體的民族形成問題和當今世界廣大的與國家政權并無直接聯系的民族群體時表現出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可以說正是由于這兩個原因，限制了斯大林民族定義本身的科學性和普遍適用性。當我們跳出這兩大限制，單純從斯大林民族定義本身來考察世界各民族形成情況，許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讓我們從這個角度再來考察漢民族形成這個問題。

首先，關于漢民族共同語言。民族共同語言是從氏族、部落共同語言發展而來的，而且它必須要先于民族的產生。漢民族的共同語言一定是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就已經產生，秦始皇“書同文”只是通過統一書寫符號將它固定下來。也許有人會反駁說同樣的書寫符號并不代表形成共同語言，可以以漢語方言之間的巨大差異為例。這種認識只看到了方言之間差異，但卻沒有看到各方言間內在的一致性，如語法、詞匯、構詞法和表述方式上的一致性。書寫符號和書面表達的一致性進一步強化了方言間內在的一致性，這是共同語言形成的必然結果。如果語言間沒有內在一致性，即便使用了同樣的書寫符號，也不會產生共同語言，如同樣使用拉丁字母書寫的英語和法語，如同樣使用漢字的古代的中國、日本、朝鮮和越南的語言。

第二，關于漢民族的共同地域。斯大林認為，只有經過人們長期的共同生活才能形成民族，而長期共同生活必須要有共同的地域。在很古老的年代，漢民族的華夏先民就生活在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歷經夏、商、周三代的發展和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蠻、夷、戎、狄各部落的兼并、融合，到秦統一時已經形成了從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到珠江流域廣闊的地域，秦始皇貫通長城分隔南北以后，這長城以內統一的地域就成為了漢民族生活、生產的主要地區，再經過漢代四百年的經營、開發，最終漢民族的共同地域就固定下來。

第三，關于漢民族的共同經濟生活。這一條是漢民族是否在秦漢時期成為民族的關鍵，也是爭議最多的一點。問題主要存在于秦漢時期的地主經濟是否能夠產生普遍而廣泛的聯系，將人們結合在一起，能否造就全國性的市場和經濟中心，使人們在生產、生活的聯系、交往中產生認同。秦漢時期的地主經濟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鐵制工具的出現、井田制的廢除、牛耕的普遍采用，由先前的領主經濟發展而來的。地主經濟不同于領主經濟的最大特點就是在于土地權利的可流動性和農奴與領主的依附關系變成地主與農民的雇傭關系。土地所有權的可流動性意味著地主可以通過商業行為對土地進行經營，擴大或轉讓自己擁有的土地，土地上的產出不再僅限于滿足個人需求，更多的部分將投放到市場上，以獲取更大的收益。地主經濟事實上也是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這點和小農經濟不一樣)，地主就是土地資本家，而農民就是農業雇傭勞動力。秦統一以前，基于地主經濟的商品經濟已經很發達了，范文瀾先生就引用了李斯在《諫逐客書》中的話證明了這一點。當然土地資本不同于后世的貨幣資本，一是有限性，適宜于耕作的土地是有限性，二是與人們的生存直接相關性。地主利用土地資本進行擴張，往往造成兩個后果，首先是大量的土地兼并，其次就是農民被最大限度榨取剩余勞動以致無法養活自己和家人，最后淪為流民。這二者結合就成為封建社會中國層出不窮的農民起義的根源。如漢代綠林、黃巾。而封建時代同時存在的小農經濟在地主經濟的壓力下只有兩條路：一條路，被地主土地資本吞噬，由自耕農成為雇農，另一條路，就是努力經營，使自己上升為地主經濟。中國封建王朝的興替就在不斷重復著土地重新分配、兼并、矛盾激化、農民起義的輪回過程中進行著。人們就在圍繞土地進行的流動中不斷加深交往、強化聯系，最后形成了對彼此的認同。

第四，關于漢民族共同文化上形成的共同心理素質。按照泰勒的觀點，文化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漢民族在先秦時已經發展出以農耕為基礎的物質文化，到了秦漢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漢民族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經過先秦周禮到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發展，已形成了以強調尊卑有序、各安其位的儒家倫理為核心的文化。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就是這種制度文化的體現，而以忠、孝、仁、義為內容的儒家道德倫理和價值觀也已經成為人們精神文化的內核。這樣一種共同文化之上自然形成了一種共同的認同。這樣的認同可以通過與異族交往時的“認異”來體現。《史記·匈奴列傳》對匈奴有這樣的描述：

匈奴……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貫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茍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

這段文字充分反映出當時儒家倫理為核心的漢民族認同已經形成。

也許有人會對封建等級制度下，這樣的認同能否被廣大下層民眾接受提出質疑，也許有人會對沒有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人們之間是否能結成認同的關系提出質疑。但是只要我們仔細地分析一下中國封建社會的具體情況，這兩個疑問就很容易得到解答。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封建社會確實是一個等級分明的社會。自最高統治者之下，士、農、工、商四大階層，等級分明，彼此之間有著清晰的界限。但這并不意味著各個階層之間不會有社會層級間的流動。《孟子·告子》篇里有一段話頗值得民族學家、社會學家玩味：

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中，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

這段話說明了先秦時期就已經存在了下層群體向上層社會流動的事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四大階層中的“士”這個階層。封建社會中，作為普遍的識字階層，“士”掌握著國家的文化權利，它起著聯系君主和底層民眾的紐帶作用：向上，則成為“仕”，進入朝廷成為代替君王守牧四方的官僚；向下，則退居鄉野，成為封建社會中基層宗法自治社區的意見領袖和宗法權力的實際擁有者。“士”們起著掌管文化、解釋文化、創造文化、傳播文化的作用。在封建鄉土社會中，“士”不但據有文化權力，而且擁有依據封建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治理宗族的權力。儒家思想中注重道德教化的特點，又使得封建統治者將儒家文化廣泛地向下層民眾傳播。關于這一點，一些西方的學者也敏銳地察覺到了，厄內斯特·蓋爾納在他的《民族與民族主義》中指出：

掌權者被夾在具有次民族規模的地方社群和更具民族規模的橫向階級或種姓之間的壓力場中，他們所忠實的那個階級更熱衷于劃清自己與比自己地位低的階級之間的界限，而不關心把自己的文化傳播給他們，這個階級常常超越地方政體的界限，超越政治，與國家抗衡。它只有在極少情況下(如中國的官僚們)能與國家具有同等的范圍(在這種情況下，它表現出某種民族主義)。

在中國，一種高層次文化更多地與倫理和國家聯系在一起，它可能并沒有什么代表性，但正是在那個方面，而且僅僅在那個方面，它是國家和文化的現代聯系的先行者。在那里，高層次文化與多種多樣的口頭語言共存，并將繼續共存。

同時在封建地主經濟中，土地所有權可以流轉，所以普通農民可以成為地主，地主可以成為普通農民，“士”可以是地主，地主可以兼營商業，商人可以買地。這些因素，可以保證人們群體產生普遍的基于儒家道德倫理的認同。

其次，在秦漢時期中國沒有出現像后世歐洲那樣的資本主義大發展，即便明清時期產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也沒有對整個封建社會產生太大影響，這一點和西歐近代有根本不同。為什么會這樣?我認為主要是因為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人口眾多，幅員廣大。在生產力沒有太大發展的情況下，單憑個體手工業甚至早期工場手工業的生產能力，完全無法滿足全體人民的需求，再加上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重人頭稅輕土地稅，手工業產生出來的效益不能與大土地所有者從土地上獲取的收益相比，因而就無法對封建社會的地主經濟構成太大的沖擊。西歐社會由于國小人少，市場開拓就促使工場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去打破封建領主經濟的封閉、隔絕、割據的狀況，促成了資本主義國家和民族的誕生。所以，即使拋開中國封建社會抑制資本主義產生的其他因素，僅生產力落后使得手工業生產能力無法滿足市場需求這一點，就限制了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中國要想徹底打破封建地主經濟，走上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恐怕只能等到機器大工業產生以后了。所以，根本性的問題不在于是否必須要有資本主義經濟，而是在于是否會有順暢的社會交往和聯系的渠道，這才是群體認同能否得以形成的關鍵。相形之下，西歐資本主義經濟打破領主經濟走上資本主義大發展的道路，同時在社會生活中締造了民族認同；而中國則是在封建地主經濟條件下完成認同的構建。二者的主客觀條件各有不同，但是都完成了構建民族認同的工作。所以強求中國必須要等到像西歐資本主義大發展以后，才承認中國漢民族具有了民族認同，形成了民族，這是典型的削足適履的行為。

那為什么不可以是部族呢?按蘇聯學界的看法，部族不也是處于資本主義上升期前的人們共同體形態嗎?讓我們先來看什么是部族：

社會主義部族的一個主要特點是人數少，它的其他一些特點也是由此決定的。……在部族的經濟中，同民族的經濟相比，工業的比重低一些。在他們的階級結構中，工人和知識分子的比重也相對小一些，城市居民的比重也不大。……只有幾千人的部族是不能廣泛發展自己的文字和出版事業的，也不能開辦、使用本民族語言的職業劇院、電影院、音樂學院、大學等。

這怎么是一個以文化認同作為核心聯系紐帶的人們共同體的判定標準呢?這分明是對于一個現代工業國家和社會的評判標準。如果依照這個標準，即便是在全球化的今天，除了西方一些工業化國家的民族之外，大部分人們群體都會被判定為部族，僅憑工業比重低和城市居民少這兩條，今天中國包括漢族在內的56個民族都會被歸為部族，更不用說在秦漢時期的漢族了。

另外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蘇聯理論界所講的“部族”概念和“民族”概念一樣，都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在蘇聯，被歸為“部族”的群體與歸為“民族”的群體所享有的政治待遇——即建立什么樣的政治權力機關——是有很大不同的，“民族”可以建立從加盟共和國到自治州、自治專區在內的各種政權機關，而“部族”中只有少數能夠建立自治州和自治專區，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是屬于“民族”的權利，“部族”是無權擁有的。

所以，因部族概念本身的缺點和其在蘇聯的特定政治指向，用它來命名普遍的人們共同體顯然是不合適的。

總之，通過上述理論分析，漢民族于秦漢時期形成是毫無疑問的。（節選自《黑龍江民族叢刊》，2009年第1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