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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5月9日上午9時45分,莫斯科紅場閱兵按計劃舉行。普京與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斯洛伐克總理菲佐等共同出席。閱兵前五天,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兩次公開暗示可能對紅場發動無人機襲擊。那么,澤連斯基會不會真的下令襲擊紅場閱兵?我們需要回到事件發生的具體條件中分析。
澤連斯基的兩次發言與作戰預告的基本特征不符。作戰預告需要明確的時間、方式、目標范圍。而這兩次發言含糊、開放、沒有可核實的行動指向。這種含糊表明發言的實際用途:發出戰略信號。戰略信號分為不同類型。一類用于讓對方相信己方將不計代價采取行動,從而改變其預期。另一類用于展示己方的能力或決心,但不必然付諸實施。澤連斯基的兩次發言屬于后一種。他不需要讓無人機真的飛到紅場上空,只需要讓俄方和西方感受到這種可能性。這些信號同時發往三個方向。
對西方援助國,信號的意義是:烏克蘭仍具備威脅俄羅斯核心象征目標的能力。今年上半年,烏克蘭在戰場上承受的壓力持續增加。俄軍在頓巴斯地區的推進雖然緩慢但穩定,烏軍反擊能力受到彈藥供應和兵員補充的限制。西方多國議會討論削減援助的頻率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能夠威脅紅場的烏克蘭,比一個只能固守防線的烏克蘭,更能獲得繼續援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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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俄羅斯國內民眾,信號的意義是:戰爭的不安全感已擴散到莫斯科。俄官方長期將烏克蘭描述為遠離首都的地區沖突,但當澤連斯基公開談論無人機飛越紅場時,這種描述的可信度減弱。紅場作為俄羅斯國家儀式中心,其安全被公開質疑,民眾對戰時狀態的感受會發生變化,從支持前線作戰轉向擔憂自身安全。這種心理變化不需要實際襲擊發生,只需威脅持續存在即可維持。
對烏克蘭國內民眾,信號的意義是:反擊仍有希望。戰爭進入第五年,烏克蘭社會面臨疲憊、逃兵和勞動力短缺。澤連斯基需要不斷提供集體心理支撐。紅場閱兵是俄羅斯最高規格的儀式活動,烏克蘭將自己置于威脅發出者的位置,這一做法在國內政治動員中的價值,高于一次戰術打擊的實際效果。
因此,澤連斯基兩次發言的主要作用是同時對外、對敵、對內發出多種信號。它們是威懾姿態的公開表達。
俄方對澤連斯基威脅的回應同時表現出措辭強硬和行動收縮兩個特點。這種不一致源于俄方當前面臨的現實約束。措辭強硬體現在官方聲明和外交操作上。俄國防部先發出警告:若烏方在勝利日期間對莫斯科實施襲擊,俄軍將對基輔市中心進行大規模報復性打擊,包括動用“榛樹”高超音速武器。隨后,俄外交部向所有駐基輔外交使團發出照會,要求相關人員撤離。這種提前通知撤僑的做法在俄烏沖突中第一次出現,其作用是為后續可能的打擊預設國際法依據,一旦俄軍行動,可以聲稱已盡到預警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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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收縮體現在俄軍兩個操作。第一,閱兵取消地面重型裝備展示。坦克、裝甲車在紅場列隊行進時處于低速或靜止狀態,是無人機攻擊的理想目標。取消這部分展示,既減少了可能的物質損失,也避免外界通過閱兵畫面推斷俄軍裝備的庫存水平。第二,俄方宣布5月8日至9日暫停軍事行動。這是主動設置交火暫停,意在降低勝利日期間發生意外事件的概率。
兩者存在明顯的不一致:一方面威脅要摧毀基輔市中心,另一方面主動減少自身行動并壓縮儀式規模。俄方試圖表明“莫斯科有足夠實力進行報復”,但實際采取的行動說明“莫斯科擔憂慶典期間出問題”。這種不一致源于俄方需要在維持威懾可信度與控制風險暴露之間尋求平衡。一旦澤連斯基的威脅被俄方公開回應,無論回應內容如何,俄方都已經承認了這一威脅的存在并進入了被動防御狀態。
澤連斯基是否下令襲擊,取決于三個條件。先說軍事可行性。莫斯科周邊的防空系統在閱兵期間處于最高戒備等級。任何防空系統對低空慢速小目標的探測和攔截都存在固有難度。這是各國防空體系的普遍問題,并非俄方特有。閱兵當天的防御密度已使單架或小規模無人機突防的成功率降至極低水平。烏軍無人機曾在5月4日突破至距克里姆林宮6公里處,但那是日常警戒狀態,與閱兵狀態不同。一次付出政治代價的襲擊如果未能命中目標或僅造成輕微損失,反而會向國內外證明俄方防空有效、烏方無力實施有效打擊。
再就是政治代價。對紅場閱兵這樣的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儀式實施打擊,在國際法下屬于針對非軍事目標的行為。即使對烏克蘭持最同情立場的西方國家,也難以公開支持這種行動。俄方已經預告的“對基輔市中心大規模報復”一旦執行,其造成的人道后果將由烏方承擔道義責任。澤連斯基若下令襲擊,等于主動為俄軍打擊基輔市中心提供合法性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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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戰略收益。一次成功的無人機襲擊即便命中紅場,也無法改變戰場態勢。俄方不會因為紅場遇襲而停止頓巴斯方向的進攻,反而可能獲得動員國內社會、強化戰時體制的理由。烏方當前最迫切的需求不是象征性打擊,需要的是穩定的炮彈供應、防空導彈和兵員補充。將有限的政治資本和軍事資源投入一次高風險的象征性行動,基輔會處于不利位置。
此外,美國的態度也需要關注。從閱兵前美俄之間關于臨時停火的直接溝通來看,華盛頓傾向于控制局勢升級,而非鼓勵烏克蘭對俄本土核心目標實施打擊。烏克蘭被排除在美俄停火對話之外的事實,已在5月初被澤連斯基本人公開抱怨。這種邊緣化處境可能刺激他以更激進的姿態作為籌碼,但直接下令襲擊紅場仍將超出美方可以接受的范圍。
基輔實施對紅場的襲擊需要滿足三個前提:充分的預先準備、可接受的國際反應、準確的時間。在預先準備方面,對莫斯科這樣縱深目標的打擊需要數周甚至數月的前期偵察、路線規劃和滲透部署,這些行動很難完全隱蔽。在國際反應方面,即使是最支持烏克蘭的歐洲國家,在勝利日當天看到紅場遇襲的畫面,其國內公眾輿論也可能發生逆轉。在時間方面,俄方在閱兵前夕已將防御提升到最高等級,此時攻擊的難度最大、成本最高。
澤連斯基通過兩次發言已經達到了他的主要目的:不需要實際襲擊,只需要讓全球輿論討論“是否會發生襲擊”。這種討論本身已經改變了烏克蘭的外部形象,從被動的防御者轉變為有能力威脅俄羅斯首都的一方。一次失敗的襲擊會摧毀這一形象,一次成功的襲擊反而會讓烏克蘭承擔過重的政治負擔,而保持威脅但不執行的姿態,使烏方處于更有利的談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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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閱兵后續,俄方為保障閱兵安全而從前線抽調精銳防空系統,慶典結束后這些系統需要歸位。這個過程所需的時間可能是烏方遠程無人機實際發揮作用的機會。而且俄方發出的“報復性打擊基輔市中心”警告沒有設定時間期限,5月9日平安度過了,不代表基輔在未來幾周不會承受更大規模的空襲。俄方需要在一定期限內兌現其威懾承諾以維持可信度,否則下一次類似警告將失去效果。
紅場作為俄羅斯國家象征的最高載體,已被烏方正式納入可供威脅的目標。這一變化本身比一次成功襲擊具有更長期的意義。只要烏方維持“有能力襲擊”的姿態,俄方就必須為每一次大型公開活動支付額外的安全成本,不僅體現在防空部署上,也體現在國內民眾對政權保護能力的信心上。俄方則通過高調警告和外交照會,將“襲擊紅場”設為不可接受的升級門檻,越過這道門檻的代價已被明確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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