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四川簡史》——秦漢至唐宋時期（一）

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今日起，我們將在公眾號上陸續發布本書的精彩章節，帶您穿越時空，系統了解四川這片土地的經濟奇跡、文化高峰與社會變遷。歡迎您持續關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簡史》

都江堰（四川省都江堰水利發展中心 供圖）

秦漢至唐宋時期（一）

秦對巴蜀的統治（下）

李冰與都江堰

岷江是中華文明發展形成的重要源頭。大禹“隨山刊木”“決川浚澮”，治理九州、九河，成為融合華夏各部族形成華夏國家雛形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巴蜀治水利水歷史上，第一次是大禹治水利水，第二次是鱉靈鑿離堆與金堂峽，第三次是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第四次是諸葛亮派遣專門官兵管護都江堰。

大禹治水是從岷江開始的。“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大禹對其治水利水經驗的高度濃縮與偉大智慧的總結，一直為后世的岷江治理者所遵循與借鑒。

據《蜀王本紀》《華陽國志》《蜀中名勝記》載引，古蜀王鱉靈曾借鑒大禹“東別為沱”的治水理念，鑿玉壘山，開溝渠引岷江水進入沱江以分流，并鑿開金堂峽進行排洪與泄洪，有助于消除成都平原的洪澇災害，使蜀民“得以陸處”并安身立命。

秦昭襄王末年（約前306—前251年），李冰（生卒年不詳）被任命為蜀郡太守。李冰是秦國著名的水利工程專家，他在開明氏治理岷江的基礎上，“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創新修建都江堰渠首工程體系。李冰穿引檢、郫二江于成都市中，將治水、利水與用水有機結合為一體，創新性地建立了世界著名的無壩自然引流灌溉水利工程系統——都江堰水利工程。

李冰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在岷江上游之水經過狹窄險灘進入河槽寬闊處的灌縣（今都江堰市）地界，采取在江心沙洲“雍江作堋”（在中心沙洲修建“人”字形堰埂以分岷江之水），俗稱“魚嘴工程”。魚嘴工程將岷江干流之水按照4∶6的比例分為外江和內江，“以殺岷江干流水勢”。對于魚嘴的修筑，李冰總結出了著名的“深淘灘，低作堰”六字真言，這是巴蜀之地繼大禹“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之后的又一卓越的治水思想。魚嘴前出部分在于分水引流，緊接魚嘴之后的是介于內、外二江之間的金剛堤。在距離魚嘴約1000米的金剛堤尾部，靠近寶瓶口的地方，還修建了用以分洪的平水槽和“飛沙堰”溢洪道。溢洪道前，專門修有彎道，以使江水呈環狀流動，洪水挾帶的泥沙在經過堰頂時，借助漩渦產生的離心力將其拋入外江，這樣不至于使上游的泥沙堵塞內江和寶瓶口水道，故取名“飛沙堰”。寶瓶口距飛沙堰約200米，原河床高于內江，河面也非常狹窄，是岷江水患水害的主因。因此，降低河床、拓寬河面，控制寶瓶口這一內江咽喉，成為制服岷江水患、變水害為水利的關鍵。據《史記·河渠書》記載，“蜀守李冰所鑿離堆”，實指李冰鑿寶瓶口以建成控制內江水勢的河道工程。寶瓶口與飛沙堰自然配合，當內江水與飛沙堰頂部齊平時，內江水正好滿足下游川西平原的灌溉之用；當內江水勢高于飛沙堰時，多余的水就流入外江進行自然分洪。為了觀測四時水位的漲跌情況，李冰還在內江白沙郵（今都江堰市西白沙街）出水口處立有“三神石人”以鎮水患，并使之兼具“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的水則功能，這其實是最原始的水尺。由此可見，彼時蜀人不僅已有長期的水位觀察傳統，并且已掌握了岷江洪、枯水位變化幅度的基本規律。

都江堰魚嘴分水（圖源： 陳先林）

由魚嘴、金剛堤、飛沙堰、寶瓶口組成的都江堰渠首樞紐工程，集防洪、灌溉、航運于一體，是世界自流引水灌溉工程的歷史典范。修建魚嘴、金剛堤、飛沙堰所用材料，均系就地取材，利用竹繩拴捆內裝河中卵石的竹籠、榪槎而成。讓竹籠相互連接疊壓，形成堰埂，既可以減輕水流壓力，也可以隨時拆除，且方便制作，成功解決了在江水中修建堰埂所需材料、資金和技術方面的難題。李冰治水不僅限于修建都江堰渠首這一著名工程，而是力求取得全域性、系統性的治水、利水與用水之功效，通過變岷江水害為水利，實現其治水興農、治水興業的治水目標。岷江之水經魚嘴后分為內江和外江，東邊的叫內江，西邊的叫外江。內江自寶瓶口以下，進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系統，經郫江、檢江后流入成都市中。《華陽國志》所謂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的“二江”，即郫江和檢江。郫江舊稱“油子河”，系李冰從今都江堰市崇義鎮分檢江東流而成。郫江大體經過郫縣團結鎮（今成都市郫都區團結鎮）南后，流經今成都北九里堤，至合江亭與南河匯合，現稱此段江水為“府河”。檢江一般被視為岷江的正流。李冰從今都江堰市南門分沱江水為檢江（今走馬河），正流沿東南方向流經今聚源鎮、崇義鎮后進入郫縣（今成都市郫都區）界，流經今成都地界蘇坡橋后過成都城南，至合江亭后與府河相會，俗稱“南河”。

都江堰寶瓶口

李冰修建都江堰，疏浚“二江”，一方面，充分利用兩江之水行運輸之便，如人們利用江水漂運岷江所產的梓樹、柏木、大竹等竹木材料，可收到“坐致材木，功省用饒”的實效；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兩江之水以收灌溉之利，如在沿江新開稻田就多達萬頃以上，史稱蜀地“沃野千里”，萬物所出的“陸海”，即源于此。遇天旱，則引水灌溉田地；遇洪澇，則關閉水門以防水害，對江水進行了合理的人工管控，這是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的巧妙之處。后人在評價都江堰水利工程給人們帶來的巨大生產生活效益時說，“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蜀地借此成為名副其實的“天府之國”。此外，李冰穿引二江以過成都西南方向，奠定了成都“二江抱城”的歷史發展格局，二江實為大城、少城之江濠。它們對屏障大城、少城安全具有一定積極作用。據《華陽國志》記載，李冰曾在此段郫江上修建了永平橋、長昇橋、沖治橋、市橋和江橋，在此段檢江上又修建了笮橋、萬里橋。此即傳說中“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故事的文化源頭。

李冰造橋，修建江橋渡口、水渠碼頭，滿足了成都民眾對生活、商業、交通、貿易與航運的實際需要，奠定了引岷江之水助力成都城市千年發展的歷史基礎。

李冰還對外江進行了一系列整治。他在都江堰的外江渠口開鑿羊摩河（今羊馬河），疏通了崇慶（今崇州市）境內的文井江，使之經武陽（新津）與羊摩河匯合后流至犍為（今樂山市犍為縣），再與外江正流在犍為境相匯后流入長江。李冰通過疏理外江沿線流域水系，實現了利用外江之水以灌溉灌縣、溫江、新津農田的目的。除了疏浚內、外二江之外，李冰還汲取大禹“東別為沱”的治水經驗與智慧，疏導了成都平原北部的綿水（今綿遠河）與雒水（今石亭江）。李冰疏導綿水使之經德陽東流至廣漢后再流入雒水。疏導雒水經什邡后流入郫別江（今毗河），再匯入新都大渡（今金堂縣趙鎮）流入沱江。李冰充分利用綿、雒二水灌溉沿途田土，滋潤稻禾菜蔬，成效顯著。《華陽國志》對此評價說，“是以蜀川人稱郫、繁曰膏腴，綿、雒為浸沃也”,充分肯定了李冰整理外江，疏導綿、雒二水，為成都平原發展稻作耕種做出的重要貢獻。李冰首創都江堰水利體系工程澤被蜀地的做法，為后世大多數蜀中主政者借鑒。他們不斷發揮、豐富和完善都江堰水利工程在治水利水、治水興農和治水興蜀中的重要作用。繼李冰之后，修建完善都江堰水利工程者可謂代不乏人，表現如下。

西漢景、武之間，文翁為蜀郡守，組織力量首穿湔江口，營修都江堰水利工程。文翁（前187—前110），名黨，字仲翁，西漢廬江舒縣（今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人。文翁以儒化蜀，建石室講堂，倡言風教，興修水利，被稱作“西漢循吏第一”。文翁從灌口東門（今都江堰市灌口街道）東門外，分湔江水使之東北流。通過人工開掘蒲陽河，使江水轉而從東南流入繁縣（今彭州市）界，后與青白江合。文翁在完善都江堰水利工程時，還在成都平原北部新開辟了一大片灌區。《華陽國志》記載說，文翁穿湔江，“灌溉繁田千七百頃”,這無異于擴大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灌溉的面積與范圍。

東漢時主政蜀地者充分利用兩江增建支渠，不斷擴大灌溉面積。如《續漢書·郡國志》注引《益州記》說，廣都縣（今成都市雙流區）有萬川源（今江安河），鑿石渠二十里，引郫江水灌溉廣都農田甚眾。同時，在彭山、峨眉、樂山、眉山等地區，先后出土了集渠、塘、堰于一體的水田灌溉系統模型，表明都江堰水利系統工程在農田灌溉與作物種植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國諸葛亮治蜀，主張“務農殖谷”，特別重視農業生產與水利建設。《水經注·江水》注引說，諸葛亮北伐曹魏時，認識到都江堰乃蜀漢農業之根、國用軍資之本，于是專門征調1200人丁守護都江堰，并設堰官負責管理有關事務。

唐貞觀年間，益州人口驟增，需進一步擴修水利灌溉工程以增加灌溉面積。主政蜀地者大力興建灌溉渠道、修建堤堰，如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高士廉（575—647），曾在文井江故渠之外，另開新渠以灌溉成都平原的田地，史稱此舉使“蜀中大獲其利”。他們還想方設法修繕都江堰灌溉工程，充分發揮其灌溉與航運的效能。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后，對于如何控制寶瓶口水量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嚴重影響其功能的發揮。為此蜀中主政者專門新修侍郎堰，利用泄洪道有效調節內江流量以提升排沙效果，實現對原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充分再利用。

宋代的蜀中主政者，還新建了調節排灌的滾水壩與水庫。這對提增都江堰灌溉系統在農田水利方面的效益頗為顯著，也是都江堰灌溉史上特別值得關注的一大事件。特別是倡導修復、改建和增辟唐代舊有渠堰，開建山區小型灌溉水利工程等做法，對都江堰灌溉系統的利用與再升級做出了貢獻。熙寧、元豐年間，朝廷推行農田水利法后，這方面的工作得到進一步重視。如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區）人張唐英（1027—1071）曾捐資在郫縣唐昌（今成都市郫都區唐昌鎮）修建司理堰，借此灌溉的田地達數千畝之多。

元明清以來，人們主要對都江堰水利灌溉系統工程進行了相應的維護與修繕，并借助其灌溉功能以提高田地產量。元代僉四川肅政廉訪司事吉當普（1334—？）曾組織軍民8000人，對都江堰水利工程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整治，以滿足成都平原農田灌溉和手工業紡織用水之需。明代弘治年間（1488—1505年），政府還撥付專款伐石冶金，以石鐵代替竹木，加固都江堰堰首舊有基址，以恢復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灌溉功能。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川巡撫鑲白旗杭愛（？—1683）花費重金，重新修復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主要是疏通沿途淤塞，恢復寶瓶口的調節功能。此外，主政蜀地的官員還上書朝廷，要求設置都江堰“水利專官”，以加強對都江堰事務的管理及對渠堰的修建與維護。這一“專官專管”制度，至今還在沿用。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