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4）日本對華鴉片戰爭揭秘

青島新聞網　 2005　國際先驅導報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龍濤報道 1944年3月初，位于汪偽政權控制區的日本侵華毒化機構——華中宏濟善堂于各大報刊分別刊登解散啟事，結束了它在中國5年的荼毒生涯。

　　因日人敗降時，銷匿了宏濟善堂相關資料，這所在當時中國頗有“影響”的毒化機構為為何自行解散成了不解之案，南京大學歷史系的曹大臣博士

經過對塵封于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原始檔案的搜集和整理，發現此事和當時的“清毒運動”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華中宏濟善堂關閉之謎

　　據曹大臣介紹，1943年底，日本政府推出所謂“對華外交新政策”，表示要“尊重”中國主權，重視汪偽政府。此時，部分汪偽人員開始意識到日本氣數已盡，競相另覓新路，這就使淪陷區長期受抑壓的民心士氣有了呼吸空間，也給中共利用日偽矛盾，領導人民抗日清毒創造了有利時機。

　　當時汪偽宣傳部部長林柏生想利用民眾仇恨煙毒的心理，收回鴉片公賣權。1943年冬，林通過手下在“中央大學”找到厲恩虞、王嘉謨等學生骨干，聯系發動反煙毒運動。

　　厲、王兩人均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秘密團體“青年救國社”成員，二人隨即向當時中共南京工委書記舒誠做了匯報。舒誠指示，反煙毒運動既要利用林作為掩護，又不能為林所利用，要注意隱蔽，避免暴露。

　　華中宏濟善堂是1939年4月在侵華日軍配合下由日本特務里見甫所建。據曹大臣博士介紹，宏濟善堂秉承日本興亞院和大使館之命，全權管理汪偽轄區內的鴉片業務及行政，成為日本毒化政策由偽滿向華南波及的一個重要關節點。也因此成為反煙毒運動的主要打擊對象。

　　1943年12月17日晚，厲恩虞、王嘉謨動員了200多名學生到夫子廟打煙館，“在打煙館時，還遇到日本憲兵隊，王嘉謨被日本憲兵在頭上砍了一刀，受了傷。以后學生把林柏生的牌子搬了出來，說是林柏生叫干的，才避免了更大的沖突”。第二天，以“青年救國社”為核心，厲、王組織了一場規模更大的行動。此后聲勢越來越大

　　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的當時《宏濟善堂呈報各地特業商店被青少年團搗毀情形》中記載：“南京、上海、蕪湖、南通各零售商及各戒煙所呈報損失數量共計中儲券1332萬元。而停業期內，每月營業上所受損失，約計零售商每日每家500元、戒煙所每日每家300元，尚未計算在內。”

　　在淪陷區“清毒運動”的聲討中，損失慘重的華中宏濟善堂于1944年3月初宣布自動關閉。

　　抗日根據地的禁毒斗爭

　　據曹大臣介紹，抗戰時期，淪陷區民眾、中國共產黨、國民政府等分別采取不同形式，共同對日展開了一場生動激烈的反毒化戰，“在這個特殊戰場，中日兩國進行了另一種生死較量”。

　　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青年學者張基輝向記者介紹了中共在太行抗日根據地的禁毒斗爭。

　　當時根據地采取了內外結合的禁毒措施。外線禁毒：主要是由崗哨、稅卡、公安局檢查站等邊防機構完成，這些邊防機構集中設立在同游擊區的交界地主或者各縣通敵區的要路，它們的主要任務是“稽查過往貨物”，對毒品販運進行查禁。

　　內線禁毒：由轄下各區的地方稅務局、公安局、工商局、各縣政府及其它政府部門執行。1940年6月黨中央強調“要遵照法令處置毒販，沒收毒品，槍斃毒犯。”為了使根據地禁毒斗爭規范化、制度化，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于1942年12月1日頒布了《晉冀魯豫邊區查獲煙土暫行辦法》（試行），使太行根據地“禁止毒品販售”的政策最終以邊區政府法令的形式確立，各地縣的查毒工作有了法律依據，禁毒工作逐步走向規范。

　　各縣司法科在處理煙土案時，對于初吸毒者予以批判教育并幫助戒毒；對于屢教不改的吸毒者輕則罰款，重則判處有期徒刑；對于販毒數量較少者判處有期徒刑，對經常販毒或販毒數量較大者則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

　　據張基輝介紹，當時在太行根據地毒販販毒手法非常隱蔽，手段多種多樣：有的是將煙毒藏在帶有夾層的藤筐底部，有的藏在挖空的石磨中，有的將毒品藏入驢耳內，有的是“將錫筒裝入料面藏入自己的肛門內”，有的是“將大包料面偽裝在南瓜內”，更有甚者將嬰孩的內臟掏空，藏毒品于內……

　　地域廣闊而地理環境復雜的太行根據地在面對行蹤詭秘，隱蔽較深的毒販和吸毒者時，如果單純依靠邊防機構和政府機關的查禁，顯然是不能最有效的肅清根據地之毒禍，因此根據地積極發動群眾禁毒。軍事性的群眾組織在地方政府的帶領下，深入第一線直接參與禁毒工作。

　　“應該說，太行根據地在抗日戰爭期間的鞏固、發展和壯大是與同‘毒化政策’斗爭分不開的”，張基輝說。

　　當然，由于歷史原因，日本鴉片毒化遺害的徹底消除則是解放之后的事情了。

用毒煙將中國變為附屬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