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蜀王朱椿究竟為成都留下了什么？||王欣

蜀王朱椿究竟為

成都留下了什么？

王 欣

公元前311年，秦國遣張儀修筑成都城。縱觀千年成都古代歷史，成都人熟知李冰治水，文翁興學，西漢辭賦冠絕天下，唐宋“揚一益二”。相較而言，明代成都歷史常被忽視。然而明代二百余年，成都百姓安居樂業，市井富庶殷實，是成都古代歷史上戰亂最少、政局最穩定的時期。多部明代典籍記載，蜀府之富，甲于天下。這主要得益于蜀王朱椿治蜀有方。《明史》記載，“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近代史學家任乃強認為，明代蜀地長期安寧，自朱椿就藩始。

朱椿（1371—1423），字惠濟，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一子，自幼溫良好學，深受朱元璋喜愛。洪武十一年（1378），年僅七歲的朱椿受封蜀王。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下詔，于成都城中心參照南京皇城規制，營建蜀王府，工程歷時八年，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建成。同年，十九歲的朱椿就藩成都，主政蜀地。朱椿性情儒雅，仁厚謙和，尊崇禮教，以德治蜀，并將良好家風傳至后世，蜀王代代承襲，對延續成都從容平和、崇文尚禮的城市氣質產生深遠影響。

東華門遺址公園內的朱椿像

將武侯祠并入昭烈廟內

朱椿就藩成都，剛到蜀地，便尋訪名勝古跡，專程前往城南惠陵一帶，拜謁昭烈廟與武侯祠。

223年，劉備病逝白帝城，歸葬南郊惠陵。朝廷修建漢昭烈廟祭祀先主。234年，諸葛亮病逝五丈原。西晉時期，成都少城內始建武侯祠。南北朝年間，武侯祠從少城遷至南郊，緊鄰惠陵、昭烈廟。兩座祠廟長期分置，互不相連，君臣分祀。

自魏晉以來，蜀中百姓感念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對武侯的敬仰甚于先主劉備。每逢祭祀，武侯祠香火鼎盛，祭拜者絡繹不絕，昭烈廟則相對冷清。歷任官員也知道武侯聲名更盛。但君臣尊卑、廟堂禮制，關乎綱紀，地方官員皆不敢擅自打破這一規制。

蜀王朱椿體察民情，深諳民意。明張時徹《諸葛武侯祠堂碑記》記載，朱椿提出“君臣宜為一體”。洪武二十四年（1391），他主持修繕昭烈廟，打破千年舊例，正式將武侯祠并入昭烈廟內，確立了前主后臣、君臣合祀的格局，此后六百余年從未更改。武侯祠由此成為全國唯一君臣合祀的祠廟，也是成都最具特色的三國文化名片。

成都武侯祠博物館 攝影：朱建國

重修杜甫草堂

蜀王朱椿治蜀期間，另一文化功績是重修杜甫草堂。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本是杜甫避安史之亂寓居成都的棲身之所，詩人自號其居為“草堂”。五代時期，前蜀宰相韋莊尋訪草堂舊址，重修茅屋。北宋年間，成都知府呂大防擴建草堂，增修祠廟，奠定后世格局，成為蜀中名勝。

元末成都戰火連年，城邑殘破，古跡荒廢。杜甫草堂荒草叢生，日漸荒頹。蜀王朱椿感念杜甫漂泊蜀地、憂懷家國，就藩成都后，便重修草堂，復原茅屋舊貌。清康熙《成都府志》記載：明洪武年間，蜀獻王朱椿重修杜甫草堂。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椿撰寫《祭杜子美文》記述此事。這是北宋之后杜甫草堂又一次大規模修繕。從一間郊野茅屋到一方文化圣地，朱椿發揮了關鍵作用。如果沒有他主持重修，以官方之力接續文脈，草堂遺跡或許早已湮滅。此后數百年，歷代對杜甫草堂修繕維護，基本延續朱椿奠定的格局規制。如今杜甫草堂是成都重要的文化地標，其影響力甚至勝于杜甫河南故里的紀念館。

杜甫草堂 攝影：朱建國

尊儒重教 崇文尚學

相較于整合祠廟、修繕草堂，蜀王朱椿更為深遠的貢獻，在于尊儒重教，禮遇名士，以寬和施政，涵養成都從容平和、崇文尚禮的城市氣質。

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椿遣使赴漢中禮聘大儒方孝孺入蜀，為蜀王世子講學。方孝孺在成都講學四年，寓居之地即今成都方正街，此街也因紀念他而得名。朱椿為其書齋親題“正學”匾額，禮敬有加。王府重文興學，營造了成都崇文尚學的濃厚氛圍。

朱椿年少時，曾拜一代大儒宋濂為師。洪武十三年（1380），宋濂因長孫牽連胡惟庸案獲罪，流放茂州，次年病故，葬于夔州。朱椿感念師恩舊情，不顧朝野非議，于永樂十一年（1413），將宋濂遺骸從夔州迎歸成都，厚葬于華陽凈居寺。后將該寺更名報恩寺，新建宋公祠，供奉祭祀，朱椿身體力行，尊師重道，教化民風。

朱椿還十分重視蜀地教育。就藩伊始便明確提出，每月捐出祿米資助府學博士，紓解學官清貧，穩固官學根基。治蜀期間，他摒棄苛政繁役，革除地方陋規，僅留王府常貢，與民休息。與此同時，朱椿嚴明禮法，修身齊家，不尚兵戈，不事驕奢。后世十代蜀王大多遵從其訓，守禮安分，體恤民情。明代二百余年，四川境內少有兵亂，相對安定。

朱椿著有《獻園睿制集》十七卷部分截圖

歲月悠悠，時光流轉，許多治蜀能人漸漸被淡忘。蜀獻王朱椿治蜀三十余載，厘定武侯祠祭祀規制，重復杜甫草堂舊貌，賡續千年成都文脈，推行仁政，崇文重教，淳化民風，使成都百余年間長久安定。這位蜀王，不應該被成都人遺忘。

來源：成都方志

作者：王 欣（成都市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