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忽不定——不是中美關系的“病”，而是“命”

著名國際關系學者基辛格說過：“中美關系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其走向將決定世界的未來。”

我們官方也將2026年定為中美關系的“大年”——在經歷數年深度調整后，兩國關系進入了一個重新定義彼此認知的關鍵窗口期。

事實上，今天的世界正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變革時代：全球治理體系面臨重構，地緣政治格局深度調整，人工智能革命正幾乎在全領域摧城拔寨。在這個大背景下，中美關系作為影響世界走向的“元變量”，其重要性再怎么強調都不為過。

最值得我們普通人關注的是，歷史上每一次中美關系的重大轉折，都伴隨著中國命運的重新洗牌。

眾所周知，國家的方向遠遠大于個人的努力——從清末的被迫開埠，到抗戰時期的聯盟抗敵，到尼克松訪華后的驟然轉向，國運的每一次擺蕩都在劇烈改寫著每一位國人的就業、房價、教育乃至安全預期。讀懂中美關系，因此從來不是外交官和學者的專利，而是每一個希望把握自身命運的人必須完成的認知功課。

然而，如此關鍵的雙邊關系，卻一直呈現著一種令人費解的節律：要么是熱絡不久后，驟然翻臉；要么是交惡數年后，悄然回暖。莫非，真的存在所謂中美“價值觀悖論”——鑒于文明的差異底色，一旦兩國關系“穩定”，就說明某方利益被壓制，反轉的力量也就會開始積蓄？事實上，這種循環往復的“熱—冷—熱”模式，的確已經貫穿了中美兩百多年的交往史，仿佛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暗中操縱著天平的搖擺。

要理解這種周期性震蕩，需要回到歷史的原點。中山大學梁碧瑩教授在《飄忽不定：中美關系的歷史考察》中指出，這種搖擺不是當代的偶然，而是兩百多年來的歷史慣例。本書的一大特色，是從鴉片戰爭之前的六十年寫起——那正是中美關系少有人知的真正起點。

正如梁碧瑩教授所言：“中美關系的底層邏輯，早在1784年‘中國皇后號’首航廣州的那一刻起，就已悄然寫就。后人以為自己在創造歷史，其實不過是在重復歷史的節律。”

01

利益——中美關系的永恒籌碼

飄忽不定的第一層原因，在于雙方對利益的永恒追逐。正因為利益會隨著時代、國力、國際格局的變化而需要不斷進行計算和調整，飄忽不定才成為常態。梁碧瑩在書中反復強調一個核心判斷：“不是政治家善變，而是利益的算式一直在變。”

1784年2月22日，“中國皇后號”帆船從紐約起航駛向遙遠的廣州，承載著新生的美國對東方市場的全部想象——彼時的美國剛剛贏得獨立戰爭，國力孱弱，在國際舞臺上幾乎沒有發言權。而它的目的地，是已經延續了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帝國，正值乾隆四十九年的盛世余暉。

這次相遇的開端充滿了溫情。本書對早期互動進行了精細入微的考察：1821年的德蘭諾瓦案件中，美商自愿將本國嫌疑人交由清廷處置，這種“恭順畏法”折射的是一個弱國在霸權縫隙中的謹慎求生。廣州行商則以儒家信義為本，僅憑口頭承諾便向美商提供巨額信用貸款——伍秉鑒等行商甚至曾破例將大批茶葉賒給美商。這種基于信義而非契約的合作，在1844年以前維持了中美關系的溫情底色。彼時的美國，就像一個初入大觀園的鄉下少年，謙卑、拘謹、小心翼翼地打量著眼前這個古老而傲慢的帝國。

但溫情并非一定出于善意，也有可能出于無力。當美國商船在珠江口停泊的次數越來越多，逐漸積累起關于東方帝國的全部知識，敬畏開始消解。看到英國壟斷印度鴉片獲利豐厚，美國人迅速跟進，利用全球航運網絡壟斷土耳其鴉片的對華貿易，使鴉片貿易從英國主導演變為多國掠奪。早期恭順守法的美商形象，一夜間崩塌。

1844年的《望廈條約》則完成了最終逆轉。這個由美國專使顧盛逼迫清政府簽訂的條約，在法理上對中國主權的破壞，甚至超過了不平等條約的始祖——中英《南京條約》。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丹涅特說過：“美國的遠東政策，從來都是商業的婢女”，因此才有從謙卑到跋扈，從守法到掠奪，從合作到壓迫——而這一切轉變，都發生在短短一個甲子之內。梁碧瑩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利益的天平傾斜時，道義的指針總是最后才擺動。”

02

政治——中美關系的震蕩源

如果說利益是中美關系的永恒籌碼，兩國國內的政治博弈，就是不斷撥動天平的手。梁碧瑩在書中寫道：“雙邊關系的每一次搖擺，幾乎都能在某一方的內部政治中找到震源。”

先看中國這一邊。19世紀中后期，在兩次鴉片戰爭的沖擊下，清政府內部爆發了一場持續數十年的外交路線之爭。以奕?、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主張“外須和戎，內須變法”，1861年推動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既是向西方外交機制的笨拙學習，也是古老帝國在霸權擠壓下被迫打開的第一道縫隙。

然而，頑固保守派對此強烈反對，認為打開國門無異于引狼入室。兩派之爭貫穿整個晚清，直接影響了中國對美外交的姿態：洋務派得勢時，中國傾向于有限的開放與合作；保守派回潮時，閉關自守的傾向便占據上風。每一次政策切換，都映射著國內權力格局的消長。

進入民國，內部博弈更加復雜。巴黎和會的失敗讓北洋政府意識到，單純依靠歐洲列強已不可行，“聯美制日”成為北京政府的外交主軸。1920年前后，顧維鈞等親美派外交家的權勢迅速增長。然而，北洋政權的頻繁更迭，使這一方針因政局變動而常常受挫——北京政變后，直系失去對中央政權的控制，“聯美制日”便一度中斷。梁碧瑩在分析這一時期的史料后得出結論：“中國對美政策的‘忽冷忽熱’，相當程度上是國內政局碎片化的直接外溢。”

美國對華政策也從來不是鐵板一塊。19世紀，南方種植園主希望對中國開放棉花市場，北方工業家卻擔心中國廉價商品沖擊本土產業，兩種聲音在內戰前就已激烈對峙。

1899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提出對華“門戶開放”照會，被很多人解讀為對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善意”。然而本書通過詳實的史料揭示：這一政策的出臺，其實是商業集團、傳教團體、外交官僚多方合力的結果——商人在計算利潤，傳教士在傳播信仰，外交官在謀劃影響力。

美國對華政策，常常是這種多方博弈的妥協產物。正如梁碧瑩在書中所言：“理解了對華政策是美國國內政治斗爭的延伸，便不會為那些看似矛盾的表態感到困惑——因為華盛頓從來只有一個聲音，而那個聲音是無數爭吵疊加后的余響。”

然而，如果兩國的根本分歧僅僅停留在利益和權力層面，為什么庚款退款中的“善意”與“利益”，會如此難以切割？為什么排華法案那樣赤裸裸的歧視，會在一個宣稱“人人生而平等”的國家通過？

03

價值觀——中美關系的終極錨點

這是最深的一層，也是最讓人困惑的一層。中美關系兩百多年的飄忽不定，歸根結底，源于兩國價值觀體系之間的結構性張力。利益的計算可以量化，政治博弈可以推演，但價值觀的沖突與糾纏，卻讓每一次判斷都變得撲朔迷離。

從文明的底色來看，古老的中國以農耕文明為基礎、以儒家倫理為核心、崇尚“天下為公”與“共生共榮”；新興的美國則以擴張精神為底色、以個人主義為信條、自視為“上帝的選民”。梁碧瑩引用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入江昭的經典判斷：“美中之間的根本問題，在于兩個社會對世界秩序的不同想象。”這種文明的深層差異，注定雙方在“應該建立一個什么樣的世界”這一根本問題上，始終難以達成共識。

事實上，此前就有基辛格將中美稱為世界唯二的兩個“例外主義”國家：一個要通過傳經布道改變世界，一個則想通過自身示范德儀天下。兩種截然不同的“例外”，讓雙方的擁躉都覺得對方不可理喻，今天很多人在飯桌、社交媒體、群聊時因中美關系而激烈爭吵乃至“撕裂”的深層原因，正來自這種根植于文明深處的認知錯位。

梁碧瑩先生在《飄忽不定》中，則不僅帶我們看懂兩種“例外”的本質并指出二者并不存在天然敵對，對彌合“觀念沖突”大有裨益，同時更深刻指出，真正的問題遠比這更復雜：美國的價值觀體系，自身就是一個深刻的矛盾體。

一方面，美國對華政策中不乏理想主義的閃光。1913年，威爾遜總統不顧其他列強反對，率先承認中華民國。他提出的“十四點原則”，以其自由國際主義思想深刻影響了美國對華政策——市場開放、民主推廣、法治合作，這些理念在相當程度上塑造了中美關系中的合作面向。梁碧瑩指出：“美國對華交往中的道德特征，一直是中國朝野將美國同歐洲國家區別開來的重要標志。”

然而，美國價值觀的另一面同樣觸目驚心。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禁止華工入境十年，禁止華人歸化為美國公民，并驅逐了大批華人。國會辯論中，反對者明確指出這與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不符，但它仍然獲得了多數通過。一個宣稱以“自由、平等”為立國之本的國家，同時執行著針對一個族裔的系統性歧視——這種價值觀的自我撕裂，在美國對華政策中反復出現。

▲美國鐵路華工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美國在首役大沽之戰中并未開炮，表面上延續了“道德外交”的傳統，但隨即迅速參戰并與聯軍共進退，將道德原則與現實利益巧妙糅合在一起。

庚款退款展示了這種價值觀糾纏的極致：1908年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用于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此事常被解讀為美國的“道德自省”。然而真相正如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斯在致羅斯福總統信中的直言不諱：“誰能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誰將在精神和商業上取得最大的回報。”

梁碧瑩將這一戰略概括為“人才培養美國化”——培養親近美國的新式知識分子，可以在未來的對華競爭中占據影響力制高點。她在作品中感慨：“善意與算計，在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中美關系的迷人之處，正在于你永遠無法將兩面截然分開。”

正是這種價值觀的內在撕裂，使中美關系極易出現劇烈的波動：當威爾遜主義占據主導時，我們看到的是合作、對話、文化交流；當排華勢力、冷戰思維占據上風時，對抗與摩擦便隨之而來。問題在于，這兩股力量同時存在于美國的政策肌體之中——如同一個人的內心同時住著天使與魔鬼，誰占上風，取決于具體的歷史情境。

這種周期性的劇烈波動，導致一個現實的焦慮，正如基辛格越到晚年越悲觀，甚至可以用“憂心如焚”來概括——擔憂中美兩國走向對抗甚至爆發熱戰，擔憂二戰后建立的世界秩序走向瓦解——這種焦慮同樣困擾著普通人的神經：中美之間到底是戰略互信還是戰略威脅？

很多評論家認為，今天的中國如同20世紀復興的大陸大國德國，今天的美國則如同20世紀與大陸有深厚政經關系的海洋大國英國，這種類比讓很多人對未來感到恐懼——“中美必有一戰”的說法，成為他們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

而打開《飄忽不定》就會明白，中美關系完全不同于英德關系：經濟的深度捆綁、核威懾下的恐怖平衡以及全球化時代相互依存的產業鏈，都是當年的英德之間所不具備的。歷史從不簡單重復，這本書恰恰能幫助我們看清那些真正決定戰爭與和平的結構性變量。

中美關系為何總是飄忽不定？在官方的聲明與媒體的喧囂之下，其實是利益、政治和價值觀三層力量在同時運轉。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布羅代爾將歷史時間分為三個層次：事件的短時段、局勢的中時段、結構的長時段，《飄忽不定》中暗合了這一方法論——利益的計算與再計算驅動短期波動，兩國國內的政治博弈是中時段的局勢變動，價值觀的結構性張力則是長時段背景。要真正了解復雜的中美關系，這三層交織，必須逐一詳察。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今天，中美關系仍在以讓人心跳過速的方式來回擺動。在很多人為此而困惑、迷茫乃至絕望的時刻，本書給出了一個冷靜而深邃的答案：美國從當年謙卑謹慎的鄉下少年，一路成長為睥睨天下的世界一哥；而晚清及其后的中國，則從一個自詡天朝上國、慣于守成的老者，被迫開始了漫長而痛苦的現代轉型。兩者都在變，但變化的節奏從未同步。這種不同步，就是飄忽不定的根源。

梁碧瑩由此寫下一段值得反復咀嚼的話：“飄忽不定表面看是中美關系的‘病’，實則是中美關系的‘命’。但命運并非不可改寫——當價值觀的趨同真正發生時，當天平兩端的文明學會以對方的眼睛看世界時，飄忽不定終將被新的節律所取代。歷史從未遠去，它只是在等待被重新閱讀。”

作為與資先生、錢滿素齊名的美國史大家，梁碧瑩教授在本書中采用獨特的微觀切口，以其細致入微又以小見大的洞察力，對中美關系進行了深度透視。讀完本書，也就看懂了中美關系的今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