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厚學立論中彰顯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中國之理

【大調研 我們在行動】

在厚學立論中彰顯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中國之理

——關于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調研

光明日報調研組

一個民族在世界歷史發展中占據什么樣的位置，不僅要看這個民族所取得的物質成就，還要看她為世界貢獻了怎樣的精神力量。

知識體系，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是在世界文明格局中辨識其坐標、衡量其貢獻的關鍵標尺。

中華傳統知識體系曾深刻影響人類文明進程。但近代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精神世界也經歷了劇烈震蕩。盡管如此，在探尋復興之路的同時，對于現代知識體系的求索叩問也從未止步。

如今，中國式現代化正在火熱推進。物質生產、文化建設、治理實踐的背后，是知識的更新、理論的躍升。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號召。

凝練標識性概念、總結原創性理論、推進范式變革與方法創新……十年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邁出堅實步伐。

近日，本報調研組深入高校和科研機構，走進知識分子群體，圍繞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如何推進，聽學者說變化、談感受、分享真知灼見。

備受沖擊：傳統學問喪失主體地位

“環境既已變易，社會需要，別轉一方向，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而豪杰之士欲創新必先推舊，遂以彼為破壞之目標……”

“今日者……言政則一以西國為準繩，不問其與我國情政俗相洽否也。捍格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以盡變故常為快……”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梁啟超和錢穆各寫成一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書名相同、對象重合，觀點卻判然有別——梁著主張以西方為鏡，破舊立新；錢著呼吁以歷史為基，守護根本。兩位學術巨擘的相左意見，恰是那個時代“古今中西之爭”的縮影。

游客在浙江安吉余村參觀。新華社記者 翁忻旸攝

鴉片戰爭，令國人面臨“三千余年一大變局”。西學東漸，中國傳統知識體系被西方“分科治學”沖擊得七零八落。

“從經、史、子、集‘四部’，到西方文、理、法、商、農、工、醫‘七科’，中國傳統學問被壓縮、固化，進而被分解。”回顧那段歷史，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左玉河感慨，“傳統學問被分解到哲學、史學、文學、文字學等‘現代’學科之中，傳統知識體系的統攝地位蕩然無存。”

以至于馮友蘭在著述《中國哲學史》時開宗明義：“哲學本一西洋名詞。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

然而，若以西方哲學為唯一標準，將中國思想簡化為“材料”，那還是中國哲學史么？金岳霖的這一疑問，反映了知識界共同的困惑。

這一困惑，久久縈繞于中國知識界。

“中國古典哲學中的工夫論、頓悟、禮樂文明等都是難以用西方哲學標簽化的。當我們用西方哲學框架去證明‘中國是否有哲學’時，無論得出怎樣的結論，文化自卑的底色已然存在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臧峰宇向調研組做了進一步分析，“‘哲學在中國’的研究模式，消解了哲學觀念的多樣性，也使中國哲學研究喪失了主體性。”

喪失主體性的，又豈止哲學？

從“器物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當外來尺度成為“標準”、本土傳統淪為“例外”，中國學術步入了漫長的“學徒狀態”：用韋伯的分析框架解釋中國社會，用盧梭的理論范式丈量中國法制，用洛克的敘事方式討論中國產權，甚至連現代漢語語法的構建，也不得不“借鑒”拉丁語語法體系……

破繭嘗試：本土探索重建知識坐標

魁閣，一座位于云南昆明市郊的三層六角木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這里是供奉主宰文章興衰的魁星的地方，抗戰期間，曾是云南大學—燕京大學社會學實地調查工作站。正是在這里，費孝通、田汝康、張之毅等懷揣學術報國之志的年輕社會學者，開啟了社會學中國化的序幕。

“本著‘作為一個中國人，首先要認識中國社會’的堅持，費孝通寫出了《祿村農田》等經典之作，也為此后‘鄉土中國’‘差序格局’等概念的提出打下了基礎。”站在魁閣入口，感懷一代大師的學術歷程，云南民族大學校長王啟梁說，“魁閣時期，費孝通從一個受過系統西方學術訓練的社會人類學者，成長為扎根中國大地的社會學家。這一學術歷練，使其深刻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的重要性。”

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開幕式在北京舉行。新華社記者 張晨霖攝

在那個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等學說紛至沓來的“思想戰之時代”，馬克思主義的傳入，為中國知識界增添的，不僅僅是一門新學說。它帶來的唯物史觀這一根本性的“世界觀革命”，和階級分析、矛盾分析等科學方法，與中國實際結合，徹底革新了一代中國學人理解中國歷史、診斷社會痼疾、探尋民族出路的方式。

“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剩余價值”等核心概念，“社會形態理論”“社會再生產理論”“勞動價值論”等分析框架，重塑了中國學術的書寫范式。張岱年的“綜合創新論”、孫冶方的“價值規律論”……一批植根中國大地的學術探索由此展開。

新中國成立后，高等教育體制不斷改革完善，以此為基礎，哲學、歷史學、文藝學、經濟學等逐步建立，一批學科先驅陸續涌現，開山之作應運而生，為學術發展奠定了深厚基礎。然而，機械照搬蘇聯模式，讓我們在學科建制、教學內容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一度走過不少彎路。

改革開放，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迎來新的恢復與發展期：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重建，教材重編，學術期刊復刊創刊，新的學術規范與評價體系逐步建立。但是，伴隨西方學術思潮的大規模涌入，身處“補課”階段的中國學術界，再一次暴露出主體欠缺、路徑依賴等問題。

“錯把他鄉作故鄉”的本土化焦慮，在法學領域表現得尤為尖銳：從德日到蘇俄再到美國，自近代以來，中國法學研究一直在“該學哪一家”中徘徊，核心概念幾乎全部是舶來品。

“世紀之交，鄧正來發表《中國法學向何處去》長文，文中對中國法學自主意識生成與發展的思考，對‘本土資源論’‘權利本位論’‘法律文化論’等學術主張的評論與研究，極富學術張力。”西南政法大學教授付子堂表示，正是從那時起，中國學者開始系統梳理法學研究的成就與不足，并努力邁向新階段。

“近現代中國學術發展進程，遠非單純的知識更替，而是一個從斷裂調適到復歸貫通的漫長歷程。其間，既有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承繼，也有對異域新知的選擇性吸納，更有對馬克思主義真理的自覺堅守。”上海師范大學資深教授張允熠深有感觸地說，“每一次拓展，都是學界試圖擺脫路徑依賴、重建思想坐標的嘗試！”

應時而生：生動實踐呼喚學理突破

“長久以來，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都篤信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背后必有道理的支撐。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只要真心學習、用力踐行這些道理，就能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追趕上發達國家。”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說。

游客在三星堆博物館文物保護與修復館參觀。新華社記者 唐文豪攝

但現實情況是，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在面對諸多全球性問題時，其深層的局限性正日益顯露出來，“包打天下”已經力不從心。

“面對地緣政治沖突、經濟復蘇乏力、政治民粹突起、社會撕裂、安全與治理失序，西方理論正面臨找不到出路的困境。”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趙可金表示，“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超越西方知識體系，重新構建基于真正全球意義上的新的發展、安全和治理知識體系。”

“中國式現代化不同于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新時代中國的實踐讓世界重新‘發現’東方智慧，重視當代中國的成功經驗。”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周丹對調研組說。

“回想2012年，當時中國崛起在世界范圍內本質上還被視為一種經濟現象，并未在政治、社會、文化認同等更廣泛層面被過多關注。但隨后中國已經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事務等不同領域，展開了翅膀。”長期關注中國的英國學者馬丁·雅克認為，21世紀，中國的崛起不僅將改變全球格局，還將塑造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精神世界。法國知名學者弗雷德里克·馬特爾認為：“事實上，無論文化、政治、經濟、價值觀……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全球化問題都離不開中國。中國已經不可避免地在各個領域為世界提供經驗。”

僅用了8年時間，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中國，破解了消除絕對貧困這一全球性難題；人工林面積居世界首位，創造全球增綠最多最快的綠色奇跡，中國，以新發展理念探索出與西方不同的生態治理之路；“人文經濟學”“人民城市”“投資于人”等概念的提出，將價值理性與人文關懷深度融入經濟社會發展，中國，補齊了西方經濟學難以破解的功利化發展短板……新時代“中國之治”全景鋪展，作答時代之問、回應世界關切。

事實上，每一項世界性難題的破解都絕非偶然。國際學術界驀然發現：中國走過的現代化道路、創造的文明新形態，是“中心—外圍”“沖擊—回應”等西方理論所無法解釋的。

“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展現了有別于西方的‘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了強勁動力與廣闊空間。”南京大學教授洪銀興說。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正當其時。

累土成臺：厚積碩果開啟學術新篇

哲學社會科學就像一只風箏，無論它在天空中飛得多高、多遠，那根牽引之線都牢牢植根于時代土壤之中。

“‘中國奇跡’不能僅停留在經驗層面，要更好地通過中國自主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表達出來。”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肖貴清指出，在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擘畫下，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正在成為中國學界越來越堅定的行動自覺，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四梁八柱”正在全面搭建。

標識性概念重塑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自我”，推動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自主建構邁入新階段。

“彰顯‘中國特色’、實現‘中國自主’，是構建知識體系的核心問題。立足中國實踐、總結中國經驗，不斷提煉原創性、標識性概念，通過‘術語的革命’發展出自己的研究范式、個性特色和核心競爭力，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關鍵一環。”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劉同舫表示，“術語的革命”并不是空洞的語言游戲，而是物質資料生產與交往活動變革的產物。馬克思賦予“剩余價值”新內涵、創造“勞動力”新概念，都是“術語的革命”的經典案例。“立足新時代經濟實踐，‘新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等新概念、新范疇，同樣提供了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新視域。”

“人類命運共同體”“四大全球倡議”發出貢獻世界、擁抱未來的時代強音；“全過程人民民主”“法治政府建設”書寫中國特色民主法治的溫暖篇章；“網絡主權”“數字空間治理”貢獻全球數字治理的中國方案；“中華文明突出特性”“治理型國家”為解讀人類文明形態提供新的思路……

這些標識性概念既精準解碼中國奇跡，又為人類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與此同時，通過推出一批具有突破性、系統性、引領性的原創理論成果，我們實現了從“照著講”“接著講”到“自己講”的歷史性跨越。

浙江安吉余村的山林新芽，見證著一場深刻的發展變革。正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讓點點新綠一路生長，蔚然鋪就覆蓋華夏九州的浩瀚林海，浸潤萬家燈火，成為人們日用而不覺的生活底色。

深汲中華文化底蘊、飽含濟世為民情懷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擺脫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發展模式，引領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實現全方位蝶變。

如此源自中國大地、回應時代需求的理論創新，閃耀在哲學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涵括新質生產力、鄉村振興、宏觀經濟治理等重大范疇，搭建起適配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本土經濟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植根中國法治現代化實踐，為世界法治文明演進貢獻經驗與智慧；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理論系統梳理中華文明賡續與創新的內在規律，為新時代堅定文化自信夯實哲學根基；漢語自主語法理論揭示漢語內在本質，打破西方語法理論長期壟斷的解釋框架；本土社會學理論立足中國社會轉型與基層治理現實，構筑契合中國國情的社會治理理論譜系……

一系列理論突破，為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提供了堅實學理支撐。

沖破傳統分科壁壘、告別單兵作戰模式、夯實育才造士根基、形成融通古今中西的知識生產格局……全方位創新研究方法范式，為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提供堅實支撐。

在北京大學，圍繞“區域國別學”的熱烈討論不斷升溫：“全球南方在復合世界中的地位”“歐洲的未來與中國的過去”“區域國別研究服務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工作”……這些話題吸引了眾多學者、學子參與。

“區域國別學因‘用’而生，生命力在于學科交叉，諸多學科知識有機融合，最終繪出一幅關于某個國家或地區的‘全息圖’。正是這種有機融合，大大增強了學術研究叩問時代、觀照現實，服務中國、洞察世界的能力。”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創始院長錢乘旦對調研組說。

和區域國別學一樣，近年來，國家安全學、紀檢監察學、中共黨史黨建學等新興一級學科紛紛設置，正以學科布局優化重塑知識生產范式。“我們正從亦步亦趨的‘移植’，邁向自立自強的‘構建’。”這是學者們的普遍共識。

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不僅需要思想碰撞，更需要力量保障。調研中我們能強烈感受到，創新學術研究組織體系的實踐，正在全國蓬勃展開。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文物全球巡展，青銅方尊、青銅人像、青銅面具等國寶，驚艷世界。

“這些珍貴文物能夠重見天日，與多學科交叉融合、跨單位協同聯動的考古研究方式密不可分。”三星堆考古專家咨詢組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告訴調研組，三星堆考古聚合了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40余家單位的研究人員，圍繞20多個研究方向，組建了集考古發掘、文物保護、綜合研究于一體的團隊，創造了考古學、歷史學、地質學、藝術學等多學科資源聯合攻關的新模式，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成果由此誕生。

調研中，記者看到：學術共同體助力敦煌文物保護、中華文明探源等重大文化工程加速落地；科技考古實驗室、數字人文實驗室、經濟大數據與政策評估實驗室等相繼建成；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大學聯盟、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自主知識體系聯盟、行業特色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聯盟等組團發展……有組織科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同時，數字技術正在重構知識生產。依托“唐宋文學編年地圖”，杜甫的漂泊行旅與詩文創作得以直觀呈現；借助“絲綢之路地理信息系統”，古代絲綢之路的物資流通與氣候變遷被深度解讀……放眼更廣闊學科版圖，AI知識圖譜、大數據與量化模型、智能文本、虛擬仿真等技術滲透各個學科，學者們由此洞悉傳統治學視角下難以發現的隱秘脈絡。

“我們需要怎樣的人才”“如何培育人才”，是自主知識體系構建進程中繞不過的重大課題。

在創新人才培養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工作室”格外引人注目。

“學部委員工作室，會聚優秀青年人才，為他們提供更廣闊的學術平臺，在持續產出高質量成果的同時，充分發揮學部委員的‘傳幫帶’作用。”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翼說。

類似的積極探索還有很多：南開大學“高層次人才倍增行動計劃”，以“人才特區”集聚英才；武漢大學“弘毅學堂”，加快推進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培養；山東大學“學堂+學院+大平臺”聯動融合發展，形成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體系……

“我們培養的人才，既要能深耕學術增才干，更要能勇立潮頭扛重擔。”張翼說。

“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不是‘畫地為牢’‘自說自話’，而是要把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發展聯系起來，以深入對話打破認知壁壘，以多元視角思考文明走向。”調研組在采訪過程中，經常聽到學者們這樣說。

開展中外圖書互譯計劃、國際出版版權數據庫建設項目等工程項目，架起學術交流的橋梁；建立中希文明互鑒中心、埃及考古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構建相知相近的交流機制；舉辦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世界古典學大會等國際會議，打造文明對話的平臺……

“互學互鑒構成人類在文化上揚棄自我中心化，進而克服偏見的有效路徑。”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何中華指出，正是在溝通“中國之中國”與“世界之中國”的過程中，努力形成融通古今中西的自主知識體系的宏大格局。

未來可期：征途漫漫堅信行則將至

孜孜耕耘，結出累累碩果；漫漫征途，猶須上下求索。

中國式現代化之路是前人未至的新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調研中，學者們坦言：原創性理論供給仍不足，體系化建構還要加強，在全球知識體系中的影響力亟待提升……打破西方對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長期壟斷，堅守中國學術的主體性和原創性，還要久久為功。

“堅持‘兩個結合’是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根本原則和方法，把‘兩個結合’的學理研究挖透做實，是學界還需不斷努力的方向。”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康震說。

“自主知識體系的成熟度，要看其在基礎理論層面是否作出了突破性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王炳權認為，以“真功夫”求解國家和人民急難愁盼問題，要確保知識體系構建與實踐創新同頻共振。

“加強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是重中之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鳳城說，“三大體系”建設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健全和完善，要更多鼓勵交叉融合、跨界創新，培養適應時代發展的復合型、創新型專業人才。

調研中，很多學者都談到，構建數智時代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了解并適應大科學、大數據、大智能條件下的知識生產規律不可或缺。如何強化數據思維、提升人機協同效能、完善適配機制……成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必須解答好的新課題。對此，他們建議：在現有科研基礎上統籌力量、整合資源，打造高標準、專業化的哲學社會科學大模型基礎平臺。

“自主知識體系不僅要‘說得通’‘立得住’，還要能‘傳得開’‘走得遠’。”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蘇長和以政治學研究為例提出，將中國治理奇跡提煉為理論體系，要形成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基礎、代表新型政治文明的政治學敘事、說理、邏輯，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理解和支持。

浩渺行無極，揚帆但信風。

如今，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迎來了從“奠基”走向“深化”的關鍵時期。推動中國知識生產實現體與用、守正與創新的貫通統一，完成從“關于中國的社會科學”向“來自中國的社會科學”的躍升，讓全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

重任在肩，未來可期。

（調研組成員：光明日報記者王慧敏、邢宇皓、孫明泉、戶華為、曲一琳、王琎、陳恒、趙凡、冀文亞、孫金行）

《光明日報》（2026年05月11日 01版）

[ 責編：叢芳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