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兒子戴藏宜之死

在20世紀前半期的幾十年里，中國充滿了起義、暗殺、戰爭、革命、慷慨就義，戴笠也跟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一樣，一直試圖通過自己的力量來改變些什么。而那時的他，也許并不知道，他死后家道的蕭索與獨子的命運。

戴笠只有一個兒子名叫戴藏宜（又名戴善武），是他與原配夫人毛秀叢所生，曾擔任國民黨保安鄉自衛隊主任。1941年5月20日，戴笠電令戴藏宜，殺害了廣渡鄉鄉長、地下黨員華春榮。1949年5月，江山臨近解放，戴藏宜帶著妻兒匆匆南逃，他打算將家眷財產轉移到臺灣。于是，他急忙從上海趕到衢州的以戴笠之字命名、自己充任校務主任的“雨農中學”，將學校的財物及家私裝了滿滿的三船，沿衢江而上，運回老家江山縣保安鎮。當木船在江山城郊靠岸時，江山縣城已是混亂不堪，殘兵敗將蜂擁街頭，亂哄哄地向閩贛方向潰逃。戴藏宜的三船物資被過境敗兵和附近人群哄搶一空。

回到江山的戴藏宜在江山縣商會會長姜春城家，找到了從杭州逃回的毛萬里和交警第一縱隊隊長王問楚，幾個人便密謀南逃和“應變”計劃，決定控制出海口，潛伏打游擊，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哪成想第二天傍晚，也就是1949年5月6日江山縣城便宣布解放。為逃避解放軍的追殲，當晚，他就帶著妻兒偷偷溜出戴公館，抄小道逃往福

關于戴藏宜的出逃及被捕經過，中共浙江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的《浙江剿匪紀實》敘述的十分詳細。

戴藏宜一家大小星夜兼程好不容易到了福建浦城縣水北鄉。然而讓戴藏宜想不到的是，解放大軍壓境閩北，浦城解放在即。正當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戴藏宜等人突然被一伙人截住。戴藏宜看對方雖人數不多，但來勢很兇，都是些亡命之徒，怕誤了歸程，便指使隨從給對方遞上幾根金條。不料此舉弄巧成拙。原來對方是一伙趁混亂之機打家劫舍的盜匪。一見金條，認準碰到個大財神，便扣下所有行李，搜出不少黃金、銀元和美鈔。其中幾個人由于分贓不勻，爭吵起來，有的便趕到區里去報告，途中恰巧被迎面趕來的解放軍扣住。

解放軍問明情況后，迅速趕往現場，奪下行李，仔細搜查。從幾只皮箱的夾層中，搜出何應欽、胡宗南、陳誠、陳立夫等國民黨軍政要員給戴笠母親藍氏的祝壽信札禮單和手槍等物，遂將戴藏宜等人帶回，交47師政治部暫時看管。

豈知，戴藏宜乘看守不嚴，拋下妻小，連夜只身越窗逃回了保安鎮。回到保安，他才發現昔日威嚴的戴公館早已被查封，只好躲進山里，草草搭了茅棚，作為棲身之地。

5月下旬的一天，解放軍第48師的一支小分隊到保安區去借糧，恰巧遇到了偷偷出來打探消息的戴藏宜。解放軍見他雖然衣著破爛，但卻并不像個農民，便上前查問：“你是干什么的？”

戴藏宜看到查問自己的人先是大吃一驚，接著連忙答道：“我……我是從上海來的教書先生，叫鄭樹英，來這里投奔親戚，但是親戚下落不明，才弄成這副尷尬相。”戰士們看他一張白臉，確實像個不受風吹日曬的教書先生，就把他放了。心里有鬼的戴藏宜早已嚇出一身冷汗。

回去后的戴藏宜，更是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此時，江山縣的匪患日益嚴重，戴家自衛隊的一些人陸續回到戴藏宜的身邊，其中還包括自衛隊的隊長柴春霖、戴仁、特務徐增亮等人。戴藏宜見這回有了隊伍，便開始盤算起來。他讓人馬放在子里安山區，又讓徐增亮安裝電臺，信誓旦旦地向臺灣發電報稱：“東南義勇軍浙江縱隊”已經成立。并表示自己要在江山站穩腳跟，擴充游擊武裝，報效黨國。

原本安寧的小村莊，被戴藏宜這么一鬧，還真網羅了不少散兵游勇和慣匪，他們把寄存在燕棚村廖元根家的槍支彈藥轉運到子里安。一時間，戴藏宜也成了擁有數百支槍，一千余人的小頭目。這些人利用地形的險峻，時聚時散，三天兩頭下山打劫，甚至一度滋擾到江西省廣豐、玉山縣境。老百姓談匪色變，苦不堪言。

此時的戴藏宜一邊利用隊伍和新生的人民政權對抗，另一邊又給峽口區農會副主任柴長洲寫了兩封信，口口聲聲稱：“境內不少人冒充他的名號，招納匪叛，使他百口莫辯；為了表明心跡，他愿意向政府投誠，‘向江山人民悔過自新’。”縣委書記蘇明等領導人接到報告后，指示柴長洲和戴藏宜聯系，讓其親自到縣城自首。

戴藏宜自首的當晚，蘇明和縣公安局局長李春林便向他傳達了共產黨的政策，責令他放下武器，率部投降，并交出殺人兇手徐增亮及電臺。一方面戴藏宜嘴上不住地答應說：“感謝各位長官的誠懇相待和解放軍政策的寬宏大量，如果能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安居樂業，實在是人生的一大幸福。”另一面又借著待在縣城的機會，暗中聯絡上原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徐景清等人，窺測行動。隨即，又趁機潛逃，溜回子里安。

關于戴藏宜自首的這一段，《文史博覽》中的一篇名為《戴笠獨子之死》的文章，敘述的則更具故事性和精彩性：
7月14日，又是一個風聲鶴唳的日子。近中午，縣政府武裝門衛帶進一個中等個子、略顯肥胖的中年漢子。此人一見上座幾位領導，便俯首哈腰，一口一個“蘇縣長”（縣委書記蘇明）、“李局長”（縣公安局長李春林）亂叫一通。在座的一位堅持地下斗爭的游擊隊員高同同志咬了一下蘇明耳朵，說：“此人就是戴藏宜，看他那張臉酷似戴笠！”辦公室里空氣頓時緊張起來，李局長迅即布置了警戒。這時戴藏宜倒是一臉慚愧樣子，滿頭滿腦是汗：“此次本人出面，是與政府諸位長官當面晤談而來的……”
“戴藏宜，你此來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這里可是江山縣人民政府。”蘇書記正面切入，大聲喝問。“是的，蘇縣長。首先本人感謝貴軍解放軍政策之寬大，政府各位長官之誠懇，由此深感本人過去過失之深重，及至對過去一切認識之不正確……”
“戴藏宜，你在講什么話？我們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
李局長厲聲打斷了他的話。小戴驚愕了下，復又鎮定下來，顫聲說：“我來登記，李局長。”
蘇書記說：“那也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脅從不究’。你是不是軍統地方組織的頭子，你自己肚里明白。希望你大膽檢舉、揭發軍統罪惡，揭露潛伏下來的特務匪徒，爭取將功折罪。”
戴藏宜被關押在單間隔離室里，沒有加刑具，給了他紙筆，讓他寫交代。這個會演戲的軍統特務，利用我政府對他的寬大，又乘隙越獄逃脫了。
回到山區后的戴藏宜，派人到處散布“蔣介石要打回南京，美國也相幫出兵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打響了”等謠言。與此同時，戴藏宜的再次出逃，也驚動了省里領導，省委社會部部長、省公安廳廳長李豐平命令江山縣公安局限期將戴藏宜抓捕歸案，同時還召開專門會議，研究捉捕對策。

俗話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9月初的一天，江山大溪灘鄉一位戴藏宜早年的老師祝稚存到鄉郵政代辦所辦事，碰到劉家山戴家倉屋的一個佃戶來代辦所買報紙。祝先生覺得十分奇怪，劉家山里的人都不識字，從來沒有人要看報紙，這佃戶買報紙干什么？
他便上前詢問：“你不識字，怎么也來看報紙？”
“我是來買報紙的。”
“你家來了客人？”
“……是……少爺想看報。”他所說的少爺就是戴笠的兒子戴藏宜。
祝先生得知戴藏宜下落之后，立刻向縣剿匪委員會報告。9月8日夜里，縣公安局偵察股長崔益田帶著一支精干于剿匪的小分隊，趁著夜色，悄悄來到劉家山，將戴家倉屋圍了個水泄不通。
9日凌晨，戴藏宜正睡眼朦朧，突然被輕輕的敲門聲驚醒。“誰？”他立即翻身坐起，一邊問道，一邊將床邊谷柜上的左輪手槍抓到手里。
“是我，該吃早飯啦。”門外回答。
“哦，是送飯的。”戴藏宜放心地把手槍放回原處，隨手打開門，只見送飯的一手拎著半小籃咸鴨蛋，一手拎著一罐稀飯。看到一只只綠瑩瑩的咸鴨蛋，他饞得口水直流，馬上動手盛稀飯，正要張口時，忽聽得一聲大喝：“不許動！”崔股長和兩名戰士從門外突然躍進，三支槍齊刷刷地對準了戴藏宜。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驚得戴藏宜目瞪口呆。他望著黑洞洞的槍口，頓時覺得寒意徹骨，渾身發酥，看了一眼放在床邊谷柜上的左輪手槍，不情愿地舉起了雙手。
1951年1月，江山縣人民政府在戴笠老家保安鄉，召開萬人大會，宣判并槍決了戴藏宜。當天的布告是這樣寫的：
美蔣特務戴藏宜，秉承其父國民黨軍統局長戴笠衣缽，一貫反共反人民，犯下累累罪行；解放后反共之心不死，潛伏于江山，網羅匪徒，搶劫殺人，繼續與人民為敵；捕后，態度蠻橫，拒不認罪，且期待蔣介石反攻大陸，圖謀東山再起，實屬十惡不赦。為打擊國民黨反動殘余勢力，保障人民安居樂業，予以槍決……
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稱：“他和他父親一模一樣，不但寫的字相似，而且個性、習氣、嗜好都相同。”因此有人說，正是由于戴氏父子長得太過相像，才暴露了身份，使戴藏宜在被搜查時難逃一劫。這一說法，顯然有些牽強。

戴藏宜的死，使原本衰落的戴家更是窘迫交加。財產全部充公，“戴公館”也被沒收。戴笠有三個孫子兩個孫女，分別叫戴以寬、戴以宏、戴以昶、戴眉曼、戴璐璐，其中的戴璐璐夭折了。戴藏宜被處決后，其妻鄭錫瑛把女兒戴眉曼托付給原來戴家的老廚娘收養，自己帶著三個兒子，隱姓埋名，一路做苦工，輾轉去了上海。
蔣介石在戴笠死后，曾經有一次很慨嘆地對人說：“戴笠‘生為國家，死也為國家’。”在蔣的立場上看來，戴笠對于蔣的忠心可謂天地可昭日月可鑒。正是蔣介石對這位老部下的念念不忘，才會衍生出1953年親令毛人鳳派特務冒著危險，將戴笠的遺屬從上海輾轉接到臺灣之事。
1953年末，毛人鳳遵照蔣介石的旨意，派軍統特務黃鐸假扮成漁民，偷渡進入上海。黃鐸到了上海后，和潛伏在當地公安局的特務黃順發、陸秉章取得聯系，千方搜尋，終于找到了鄭錫瑛母子的下落，并開始策劃將其母子幾人帶去臺灣。
在經過一番周密的密謀策劃后，由陸秉章在上海市公安局偷偷開了四個人的出口證，把鄭錫瑛的名字改為沈鳳英，偕同戴以寬、戴以昶、特務黃鐸則冒戴以宏之名，一行四人，出走赴香港。而戴以宏的戶口被黃鐸冒名頂替，沒有辦法出境，只能孤身一人，留在上海。1954年1月7日，黃鐸等人從上海搭乘快車到廣州，取道香港赴臺灣，那時的鄭錫瑛、戴以宏也許沒有想到，這樣一別，分住海峽兩岸，竟是近半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