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來的領導要求必須報真實數據，報完他不說話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瑋】

77億元，說沒就沒了。不是魔術，不是科幻，不是段子。

這是真實發生在河南漯河市舞陽縣的一場數字“乾坤大挪移”。2025年1月至11月，舞陽縣上報省外到位資金78億元。當地后來向記者承認：實際到位的金額，只有1億多元。

近期，多件“數據注水”的案例陸續浮出水面，甚至登上熱搜。大到河南舞陽“注水98%”，小到大別山基層村官被要求上報“林區野豬數量”時，一句“誰能知道？隨便一報”的黑色幽默。許多民眾一邊感慨注水數字之離譜“居然已經到這個地步了”，一邊又忍不住嘆氣，覺得“這種事兒果然在預料之中”。

但這一次次頻繁曝光的背后，釋放出了不一樣的信號。

01 “很多時候，是不得不造假”

“很多時候，是不得不造假。”當我問起是否參與“注水”過，來自不同城市、不同政府系統的基層干部們，不僅坦言“確實注水”，也紛紛大吐苦水。

“早上通知要求我們要調研收集數據，隔一兩天就讓報，這時間不是逼著隨便亂編嗎？”這句話，我在不同的對象嘴里聽到過至少五遍。幾乎一模一樣的句式，一模一樣的無奈。

“真實的賬目不好看，縣上一把手在市上會議時被數次點名站起來挨批評，但排名本身就會有倒數的啊。”

“擺在紙面的‘花架子’‘吹牛皮’被表揚，由此他們的企業獲得政策傾斜和貸款優先。”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干部口中“被逼成受害者”的自辯，既是這個系統性困局最苦澀的證據，實際上也反過來助長了整個造假風氣。

但真正讓我沉默的，是N市一名拿過許多榮譽的基層女干部的故事。

“即使再累，我每一項工作都留了痕、建了臺賬，就按照真實情況報了上去。”她說這話時，既有驕傲，也帶著一種被反復捶打后的疲憊，“卻老是被上級領導嫌棄數據不好看。”被退回，被要求“優化”。優化什么？優化數字。她懂，但她不改。“我可能永遠留在基層升不上去，如果不是單位很多工作離了我沒人愿意做了，估計我這種人早就被踢了吧。”她苦笑著，笑里全是自嘲。

這令我想起舞陽縣“77億乾坤大挪移”時，當地商務局長那句擺爛躺平式的托詞：“我們知道是假的，但我們沒辦法！”一副造假者變成了受害者的姿態，當時網上很多人罵。

可一位新一線城市的中層領導私下跟我聊起這事時，卻長嘆一聲：“你真覺得舞陽那個局長是壞人嗎？疫情之后，層層加碼的經濟賬變成了‘政治任務’，加上歷年造假越堆越高的‘數字泡沫’——你現在讓他如實上報，等于一夜回到解放前。換你，你敢嗎？”很多人不敢。所以有些地方不得不搞出兩本賬：一套數據真實存檔，自己心里有數；一套數據對外發布，專門對付上級考核。

某位受訪者還給我講了一件更黑色幽默的事。

“有一次，新來的領導要求我們必須報當地真實數據。報完了，他不說話了。”他沉默了幾秒，補充道：“他可能真有痛定思痛、大干一場的決心。但看到真實數據和上報數據之間那個巨大的泡沫，他也不敢去戳破。”

這個事情比任何理論都更有說服力。“數據造假”不是某一個兩個干部道德滑坡，也不是換上一兩個清官就能解決的——從一個新領導滿懷雄心的“想知道真實情況”，到看完數據后的“沉默”，整條鏈上也許沒有絕對的“惡棍”，但所有人都“順理成章”地干著壞事。

02 分工精密的流水線

這條流水線是怎么運轉的？深入了解后，我不禁感慨：如果說過去造假還只是基層“不得不造”以完成上級考核的被動應對，如今已經進化成了一套組織嚴密、分工明確、花樣繁多的“產業式操作”。

“調度數據”便是其中的典型。“調度”原本是一個企業管理術語，指協調資源、安排生產。在政府工作中，“調度”也是一個常用詞，比如“經濟運行調度”“項目調度”。但在數據造假的語境下，“調度”兩個字就逐漸變味了——一些地方政府以“開會調度工作”為名，實際上是在會上分解造假任務、分配虛假指標、統一編造口徑，直白一點就是“開會、編數、壓人、造假”，眾人拾柴火焰高地把數據“燒”上去。

省里給市里下指標，市里給縣區加碼，縣區給鄉鎮翻倍。層層加碼之后，到了基層手里的數字，已經和現實隔了十萬八千里。例如，湖南耒陽市一個號稱“60多家企業抱團入駐”的童車產業園，實際在生產的只有1家真實企業和4家配套企業，真實產值2000多萬，上報卻是3.5億元。

湖南耒陽號稱“已有60多家企業抱團入駐”的童車產業園，其實只有兩棟廠房建成。 焦點訪談

最典型的案例，莫過于曾任山東省威海市委書記的孫述濤。2024年6月，孫述濤被判處無期徒刑，他的落馬關鍵罪狀之一，就是授意并主導統計造假。孫述濤當時怎么干的？他安排按月考核完成情況，在威海全市發放排名表。每季度的經濟調度會上，完不成“任務”的區縣干部，他會點名批評。臺下的基層干部聽得懂領導的話里有話：批評表面是“工作沒做完”，潛臺詞是“數據不好看”。要“又快又好看”？那就虛報。

于是，壓力從孫述濤傳導到各部門，再傳到區縣，再到鄉鎮，最后壓到企業。有些企業不想配合編數據——可能不是它們高尚，而是它們心里清楚：將來如果暴雷，第一個被推出去的就是自己。可有些相關部門不管你愿不愿意，直接“冒名上報”：以企業名義，登錄統計系統，自己把數字填了。企業連知道都不知道，報表上就憑空多了一大筆“產值”。

這就是“調度數據”的運作邏輯：以會議作外衣，用排名做鞭子，層層分解造假指標，把造假壓力傳導到最末梢。

更荒誕的是，有些干部后來被帶走調查時，似乎還理直氣壯：“我們開會‘調度’了，是按照程序走的。”好像開了個會，造假就合法了；或者覺得“調度”讓攤子做大了，牽扯了更多部門更多人，“法不責眾”就有了臺階。

隨著“手藝”精進，造假的花樣也越來越多：有的地方玩“跑要數據”——利用數據上報前的“窗口期”，提前跟上級部門溝通，拜訪、宴請，軟磨硬泡把數字“調優”，牽扯不少“人情往來”；有的地方玩“購買數據”——數據一不好看，直接拿財政資金從外地“買”數據回來填自己的報表；

有的地方玩“混淆數據”——搞所謂“跨區域合作”，讓本地企業變成省外招商的，幾番操作下來，一筆資金能在賬本上翻好幾倍。最典型的就是河南金山集團跑去湖北設了個全資子公司，過了幾年再回舞陽注冊新公司。結果呢？原來就是它自己的錢，在集團內部轉了兩圈，左手倒右手，一筆資金搖身一變，至少翻一倍。

從“沒辦法”的被動造假，到花樣翻新的主動“運營”——哪怕管中窺豹，數據造假的升級路徑也實在觸目驚心。

03 為什么不戳破？

很多人可能會問：造假造得這么猖獗，難道就沒人管？

說到底，數據假造的根源不是“技術難題”，而是利益。

第一，在部分官員錯誤的政績觀里，“賽博繁榮”比真實落地更重要。一名受訪干部告訴我：“在一些領導看來，數據考核就是政績工具，指標越復雜、越細化、目標越高，越能體現自己干勁足、敢擔當、做成了事。”結果呢？領導“盯著數據看”，基層就只能“編著數據演”。你盯著什么，我就應付什么——這是人之常情。

第二，對比監管核實的成本之高，造假成本低得可憐。在機制上，統計報表階段是明確要求佐證材料的。但很多上級部門在考核時，只看數字不核查的態度，客觀上縱容甚至誘導了造假行為，為基層提供了可乘之機。“一個電話數據就報了，不需要任何核實。”同時，審計與統計監督在實操層面也確實困難重重。傳統開票經濟中，發票可能為真但背后交易為假，只看單不用溯源的傳統統計方法難以識別水分，只有深入核查合同履約、物流鏈條和現場生產狀況才能發現問題，但現實中既缺人手時間也無動力。

第三，企業也有自己的小算盤。它固然是造假鏈條里的工具，說不定哪天還會變成暴雷時的“背鍋俠”，但眼前的利益是實在的。很多企業靠虛假數據得到了政策傾斜、優先貸款等好處，自然愿意賭一把。

官員有考核壓力，地方有缺錢窘境，監管松弛，企業有利可圖——這些因素湊到一塊兒，就組成了一根很難撼動的利益鏈條，堪稱“牢不可破的聯盟”。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上公布的案例，最能說明這根鏈條的韌性：

安徽亳州，2020年6月，國家統計局在進行統計執法檢查時，發現當地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數據嚴重失實，有關部門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編造虛假入庫資料、代填代報。安徽省處理了16名責任人，給了黨紀政務處分和組織處理。

可事情才過去不到幾年，安徽鳳陽又“舊病復發”——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統計數據再次失實。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2025年的通報上白紙黑字寫著：問責2個單位，處理黨員干部3人，其中一人留黨察看、政務撤職；全市10個地區（單位）上報固定資產投資數據不實的問題，也一并啟動問責程序，12個單位、17名黨員領導干部被問責。

“手術刀”割下去沒幾年，傷口沒好透，縫線又開裂了。這不是一兩次打擊就能切除的病灶，而是凍了太久的沉疴，想一夕之間根除，哪有那么容易。

04 代價，其實每一個人都在默默買單

數據一旦“美顏”，便會失真誤事，貽害不止朝夕，所有人都在承擔緩慢又高昂的代價。

最先腐蝕的，始終是毛細血管一般的基層。基層干部的時間，本來應該花在跑企業、訪農戶、解決實際問題上。現在呢？日復一日海量填表、精修數據、偽造臺賬，精力全在這兒耗掉了。三個部門跟你要同一組數字，一周開三場“調度會”分解造假指標這些時間，本該是用于服務群眾的，就這么在一張張報表里、一次次“調度”里，無聲無息地爛掉了——你覺得他們還有空閑去操心老百姓的菜籃子漲沒漲價、孩子上學難不難辦？

選人用人，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翻版。認真干活的，永遠比不上會編數據的。造假者踩著虛假的業績臺階，輕松往上爬；實干者扛著真實的包袱，原地徘徊。N區那位“犟種”女干部便是典型。

更要命的是，一旦造假者借著漂亮的臺賬上位并擔任重要領導職務，他無論如何也要保住這套虛假體系——道理很簡單，一旦真相公之于眾，他自己就是第一個接受審判的人。于是，虛假的標準繼續向下復制，誠實的反饋繼續被向上屏蔽，陷入“數字造官，官造數字”的怪圈。

高層做決策，握著一份被篡改的體檢報告。貧困村被“優化”成小康村，隱患點被“修飾”成安全區，完成率被“拉伸”成超額達標。他們以為自己在精準把脈，實際上握著的是一份被篡改的體檢報告。于是，資源投向了錯誤的地方，政策開出了錯誤的方子。等到真相沖破層層偽裝浮出水面時，整改的成本已經翻了數倍。

資源錯配，政策空懸。暴雷之時，補丁如山，亡羊補牢時，代價已然翻了好幾番。

05 重拳在揮，退魔還需幾時？

面對數據造假這顆毒瘤，2025年以來，國家層面的動作明顯提速升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壓態勢。

國家級督察全面鋪開。2025年5月7日至20日，經黨中央和國務院批準，國家統計局統計督察組向山西、遼寧、江蘇、浙江、海南、重慶、寧夏7個省（區、市）和科技部、市場監管總局、金融監管總局3個國務院部門反饋了常規統計督察意見。督察反饋直指“推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還有短板，隱形和新型統計造假問題顯現，干預統計工作現象仍有發生”——這是官方口徑中最具分量的一次警鐘。

國家統計局統計督察組向有關地區和部門反饋2024年常規統計督察意見。 國家統計局官網

剛性制度陸續出臺。2025年3月，國家統計局會同相關部委聯合印發《關于建立健全防治統計造假剛性制度的實施方案》，強化追責問責紀法銜接。駐國家發改委紀檢監察組進一步明確：對國家統計局立案調查的統計違法案件追責相關責任人，必須按干部管理權限將線索及時移送紀檢監察機關，并按季度報送移送數量。“剛性”二字開始從文件走入現實。

地區層面試點，從“速度迷戀”轉向“質量優先”。四川在考核體系重構中走得最遠，實施“畝均論英雄”改革，構建了涵蓋創新驅動、協調平衡、綠色低碳、開放水平、共享發展等多維度的綜合評價體系。保靖縣則進一步在細化“含綠量”“含新量”“含金量”高質量發展維度上，大幅壓減傳統經濟指標的權重。這或許是從源頭上校準“指揮棒”方向之舉。

然而，重拳未必能一擊制勝。

中央督察與地方敷衍之間的強烈“溫差”，是當下糾偏之路上最現實且最頑固的一道坎。

考核慣性依然盤踞。在宏觀層面，“唯GDP論”的核心指標導向正在松動，但“排名靠前、數據好看”依然是地方政府最直觀的“面子”。在一些縣區，來自上級的“硬杠杠”取消之后，取而代之的評比亮曬機制仍然在潛移默化中推動著“面子數據”。如果領導錯誤政績觀下的“隱形指揮棒”的傳導邏輯一成不變，統計數據就依然無法逃脫水分的侵襲。

追責力度遠遠不夠。即使有人因造假被追責，級別與處罰往往無法起到震懾作用。在統計局的數輪督察反饋中，“有關地區仍存在干預數據上報”“個別地方和部門未能充分認識統計造假的極端危害性”的措辭反復出現。

最后，基層的處境依然艱難。“一天三個部門要數，一周幾場調度壓指標”——干部的第一念頭是“怎么編得合理”，而不是“是否應該核實”。這種心態下，問責根本無法落實。督查檢查的勁兒一過，“填表報數種類繁多、多頭重復報送”的日子照常回來，高壓下的疲憊引發敷衍，敷衍催生出心照不宣的“默契造假共同體”。

尾聲

“以前這種事可能就是交給紀委內部解決，但現在以國家級媒體公布，頻繁上熱搜——這個信號是不一樣的。”一位受訪者笑著對我說。“有些事，不上稱沒有四兩重，一上稱千斤打不住。你懂我的意思。”

我懂。

數據造假這顆毒瘤，不可能靠一兩次風暴就能徹底鏟除。它和政績考核、利益分配、信息不對稱層層捆綁，早就長成了一棵盤根錯節的大樹。要動它的根，得像打一場持久戰，得有決心信心，也得有耐力定力——那把稱，已經擱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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