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老公”文案和“有毒”兒歌，根源都在語言懈怠

那條“兩個老公”的廣告文案，如果不是幾家重量級媒體評論，即使上了熱搜，人們大抵也是一掃而過，無波無瀾。

簡單回顧事情原委：

手機商家聯合《三聯生活周刊》開展母親節活動，發布廣告文案“用鏡頭再寫一遍《我的媽媽》”，其中寫道“我的媽媽有兩個“老公”，配圖是母親舉應援牌，想表達媽媽也有追星愛好，而不只是家庭主婦。

該文案被網友集中批評為低俗、冒犯母親、挑戰家庭倫理、三觀不正。

幾頂大而沉重、正統的大帽子，扣了下來。

而后文案下架、商家致歉。網友繼續批“敷衍、傲慢”。

幾家大媒體評論其低俗營銷。接著文案下架，行業協會表態抵制、策劃人畢業院校緊急切割、手機商家二次道歉、內部嚴厲問責。

“低俗”，真是個非常好用的工具，但也是件不容易把握的工具，因為其情緒價值極其明顯。

網友可以反感其低俗，媒體也可以評價其低俗，但如果依據法規處罰其低俗時，該如何界定呢？

今天，賽博世界占據著人們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網友們可以瞬間發現網絡上的任何“低俗”、擦邊等劣跡。

而現實世界里的某些行為，可能是真壞、影響更惡劣，卻不一定能被發現和重視。

例如在孩子里嘴里流傳的兒歌，其中有些惡俗度、危害度很高，而人們大多認為孩子只是隨便說說，過些時間就會忘記。

但是，這些兒歌所傳遞的信息，不知不覺中會化為孩子腦中最基礎的概念和價值取向，潛移默化影響孩子一生。

兒歌，簡單、好聽、容易記住，朗朗上口，孩子喜歡，這是人們一直以來的印象。

兒歌存在于孩子們的玩耍中，孩子們從中學語言、長知識、開啟好奇心、學會基本行為規范，形成初步價值判斷。

可是現在常聽到的孩子們，鬧哄哄嚷嚷的一些兒歌，實在難以入耳，稱為“兒童邪典”也不為過。

第一種就是價值觀扭曲的胡說八道。

例如《好爸爸壞爸爸》

“哪個爸爸不罵人？哪個孩子不害怕？打是親來罵是愛，哪個不是好爸爸？”

何時罵人、打人變成了親和愛？

這種兒歌，把打罵孩子變成司空見慣的正常行為，把成人私下的“打情罵俏”，移植給孩子，使孩子看淡打罵行為。

難道忘記了打罵孩子是家庭暴力、是違法行為？

再例如《媽媽不上班》：

“媽媽別上班兒，媽媽別上班兒，媽媽就算上班兒，也掙不了幾個錢兒?！?/p>

這宣揚的是什么玩意兒？這就是把女性又拉回到了家里面。

中國女性自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開始，剪發、放足、識字，一步一步地從家庭走到社會，進而實現女性獨立，職業女性更是文明世界發展的共識和趨勢。

雖然最近若干年，“家庭婦女”一詞被“全職媽媽”所代替，但依然有非常多的自覺、自尊、自愛的女性，堅持參加社會工作。

也許在當下社會，女性外出工作，如果單純計算家庭育兒的經濟收支，未必是最劃算的安排。

但此舉對女性保有獨立地位、增長見識、文明教育子女，具有非凡價值。

第二種則是審美缺位的屎尿屁兒歌。

最無聊的就是《放屁家族》。

利用兒童發育的特殊“屎尿屁”感興趣階段，用粗俗歌詞、癡呆畫面，吸引兒童學唱。

使得孩子語言審美下降，習慣于粗俗表達；混淆公共、私人場合的行為邊界，語言、行為出格；忽視對文明衛生習慣的基本認知。

第三種是魔幻改詞，曲調不變，歌詞亂改。

例如《上山打老虎》：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就去找它媽。它媽想打架，就賞它媽兩個大嘴巴。

毫不掩飾、明晃晃地宣傳暴力。

翻車的廣告文案，和在孩子間悄然流傳的“有毒”兒歌，其源頭都是“語言懈怠癥”。

懈怠于思考，懈怠于推敲，懈怠于搜腸刮肚，懈怠于“語不驚人死不休”。

世界由語言來描述，你能描述出的世界，就是你心中的世界，也就是你能認識到的世界。

誠如維特根斯坦所言：我的語言的邊界就是我的世界的邊界。

當我們的廣而告之的廣告文案，止步于“母親的獨立等同于追星”；

當我們養育孩童的語言養料——兒歌，淪陷在父權、屎尿屁和暴力中；

試問，我們的世界在哪里？我們的子孫的世界在哪里？

請拿出苛責手機文案的眼疾手快，關注、呼吁徹底清除“有毒兒歌”對兒童的禍害。

最后，翻出我保留的歷史資料（1963年出版），和大家分享兩則老兒歌：

小熊過橋（至今還是大班教材）

小竹橋，搖搖搖，

有只小熊來過橋。

立不穩，站不牢，

走到橋上心亂跳。

頭上烏鴉哇哇叫，

橋下流水哈哈笑。

“媽媽，媽媽，你來呀！

快快把我抱過橋！”

河里鯉魚跳出水，

對著小熊大聲叫：

“小熊，小熊，不要拍，

眼睛向著前面瞧！”

一二三，向前跑，

小熊過橋回頭笑，

鯉魚樂得尾巴搖。

小燕子

小燕子，叫喳喳，

紅領圈，黑褲褂，

一飛飛到屋檐下，

我和燕子把話拉：

“吃了嗎？喝了嗎？

燕子燕子忙些啥？”

“我吃啦，我喝啦，

除四害，忙著哪！

吃了蒼蠅八千九，

吃了蚊蟲九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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