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津門銷煙15萬兩！遠超林則徐，為何卻被釘上歷史恥辱柱？

走進大沽口炮臺紀念館，講解員小姑娘會給你講鴉片戰爭的故事，這段歷史我們都很熟悉。鴉片戰爭的本質，說到底就是英國和中國的貿易逆差問題。

當時英國已開啟工業革命，但初期紡織業成本很高。為啥中國是以農村副業、手工業為主，而英國是工廠化近代工業？關鍵是人口和資本配比不同。

中國當時人口爆炸但資本不足，最經濟的模式就是利用農村過剩人口，搞分散式家庭手工業。比如紡織業，每家都有紡車，商人包工包料，靠河道送原料、收成品，不用在城市建工廠、養工人，能省一大筆錢。

英國則相反，人口少但資本富裕——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掠奪的大量貴重金屬流入英國，讓它有資本搞工廠化生產。于是英國把農民圈到城市工廠干活，但這種模式工人成本高，全職工人的工資要滿足自身生活和家庭繁衍。

而中國農村富余勞動力是隱性失業人口，搞手工業能糊口就行，不用專門發工資，所以英國工業品長期競爭不過中國和印度。

英國紡織品賣不動，對印度就直接殖民，用暴力摧毀當地手工業，扭轉了貿易逆差。但對中國，它沒辦法這么做——正常貿易中，英國的東西又貴又不好用，沒人買，而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英國離不開、沒替代品，于是出現巨大貿易逆差。

為了扭轉局面，英國人開始走私鴉片，把印度種植的鴉片賣到中國，既掠奪國民財富，又腐蝕國人身心，禍國殃民。

面對鴉片泛濫，清政府下定決心禁煙，林則徐虎門銷煙家喻戶曉。但我在紀念館聽講解才知道，當時全國禁煙，林則徐在南邊禁煙，卻不是業績最突出的。

南北都有禁煙重臣，天津的禁煙力度甚至比南邊還大，只是主持天津禁煙的人，后來被當成投降派、賣國賊批評，他的功績就被歷史掩蓋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可能有人會問，天津禁煙的是誰？說出來大家會很意外——就是琦善。沒錯，就是那個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被當成投降派、主和派，被迫和英國簽訂割讓香港條約，最后被抄家下獄的琦善。關于他的爭議，我們后面再說，先說說大沽口炮臺和鴉片戰爭的關系。

林則徐在廣東禁煙后，英軍打了過來，初期主攻華南沿海。但林則徐在廣東經營多年，加固炮臺、組織民團，英軍久攻不下，進退維谷。

而且不管英軍在南邊怎么打，清政府立場都很堅定。這時有“中國通”給英軍獻計：在南邊打得再兇，清政府也不會讓步的。只有威脅到清政府的統治，清政府才會跟你議和。

那怎么威脅清政府的統治呢？清朝歷來重陸防、輕海防，一直認為洋人威脅只在南方，北方渤海灣幾百年沒發生過海上戰爭，海防極其松懈。只要在北方突破，比在南方作戰更能威脅北京、迫使清廷妥協。英軍采納建議，放棄廣東戰線，全軍北上，直撲大沽口。

很多人覺得清朝有地理優勢，英軍勞師遠征不占優，但其實不是。當時海上運輸移動很快，從印度調兵到廣州，比從北京調兵到廣州還方便，海上作戰比陸地調兵更快捷，地利根本不在我們這邊。所以英軍艦隊快速北上，清廷完全猝不及防，當艦隊出現在大沽口外時，朝野震動。

當時的清政府，既不了解西方堅船利炮的戰力，也不重視北方海防漏洞，還常年縮減海防開支。大沽炮臺雖在嘉慶年間就有，但常年無人修繕，器械銹壞、士兵懶散，就是個樣子貨，有防無戰。

清廷一直認為，洋人遠渡重洋只為求財，絕不敢冒犯北京。1840年，英軍瀕臨大沽海面時，坐鎮天津的直隸總督正是琦善，清廷上下徹底慌了，因為他們清楚，根本擋不住英軍進攻。

其實琦善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樣愚昧短視，他在清朝算得上能臣，是滿族勛貴里難得的干練之人。要不然，清廷也不會每次議和都讓他去。不是他特別能“賣國”，而是他有兩個優勢：

一是在直隸任職，常和外國人打交道，相對了解西方情況，比閉目塞聽的大臣強；二是他是滿族勛貴，比漢族大臣更能替皇帝背鍋，喪權辱國的條約讓他簽，清廷更放心。

我在紀念館看到，很多游客和孩子都不理解：林則徐是愛國英雄，琦善是賣國賊，這不是定論嗎？但實事求是看當時的歷史情境就會發現，人性復雜，事情絕非“愛國”“賣國”就能概括。世人皆知林則徐虎門銷煙，卻很少有人知道，琦善在天津的銷煙，規模和力度絲毫不亞于他。

道光十八年（1838年），琦善以直隸總督身份坐鎮天津、塘沽，一上任就嚴密封鎖大沽航道，嚴查所有洋船，力度前所未有。

據記載，他累計查獲鴉片15萬余兩，單在走私洋船“金廣信號”上，就搜出煙土13.15萬兩，后來這些鴉片都在天津當眾銷毀，這就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津門銷煙”，不去紀念館，很多人一輩子都不知道這件事。

同一時期，林則徐在湖廣總督任上全力禁煙，查獲的鴉片也只有11萬兩。單論地方禁煙成績，琦善比林則徐做得更好，執行力度和查禁規模都遠超同期的林則徐。琦善出身滿洲勛貴，理政能力很強，漕運、吏治、邊疆治理都有不錯政績，絕不是電視劇里那種昏聵無能之輩。

但和林則徐相比，兩人選擇了截然不同的立場，也注定了歷史名聲天差地別。林則徐立場強硬、寸土不讓，堅決主戰，絕不向列強妥協；琦善最初也不是不想打，但他親臨大沽口前線，親眼看到清軍裝備落后、炮臺殘破、兵力孱弱，看到英軍堅船利炮移動如風，發自內心感到恐懼。

琦善雖是主和派，顯得軟弱，卻是那個時代為數不多看清清廷與列強巨大差距的人。而且天津和廣州情況完全不同：林則徐在廣州為戰爭做了充足準備，廣州一直是海防重心，有一定基礎；但大沽口從嘉慶年間就只是擺設，常年無人打理，一旦開戰根本守不住。

琦善當時面臨的就是個爛攤子——國家海防戰略已有巨大漏洞，他就是被推出來填坑的人。他清楚，大沽口一旦失守，塘沽、天津會接連淪陷，天津無險可守，北京就岌岌可危，洋人幾天內就能打進北京。

后來的歷史也證明，他的恐懼不是空穴來風，英法聯軍、八國聯軍都是先破大沽口、再占天津、最后打進北京，兩次京城淪陷，都印證了他的判斷。

所以說，林則徐是有氣節、有骨氣的主戰派，用強硬守住了中國人的尊嚴；而琦善，更像是看穿大清腐朽虛弱的現實主義者，他主和不是貪生怕死，而是知道以當時大清的實力，硬拼只會輸得更慘，讓國家遭受更大損失。主戰和主和，他們倆在歷史上的名聲完全不一樣。

在今天我們都知道林則徐是英雄，琦善是罪人，但是你就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歷史而言，有的時候你也知道國家衰弱成那個樣子，也真的是很難辦，有的時候積重難返。

所以至少琦善在第一次在塘沽，在大沽口跟英軍談判的時候，他的判斷未必是錯的：一旦開戰，大沽必破，天津必陷，京城必危。

所以無奈之下，他就以談判來行緩兵之計，安撫英軍，答應南下議和，表示要順從列強要求，彈劾罷免林則徐，以此來換取英軍撤離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