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但不卻等于下一個新冠
2026年5月,一艘探險郵輪上的漢坦病毒疫情把全世界的目光重新拉回到這類古老的病毒身上。FRANCE 24 English主持人安妮特·楊為此連線了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的歐洲公共衛生學教授馬丁·麥基。
麥基教授并沒有兜圈子,一上來就直接拋出幾個核心判斷:漢坦病毒確實是一種重癥傳染病,致死率接近三分之一,但世人最需要明白的一點是,它完全不是第二個新冠。
與此同時,他也沒有掩蓋這次疫情背后那套極其罕見的傳播鏈條——從布滿老鼠糞便的垃圾填埋場,到一個在海上飄著的密閉船艙,用他的話來說,這是“一套極不尋常的條件”。
垃圾填埋場、觀鳥者和一艘郵輪:疫情是怎么點燃的
要理解這次暴發為什么讓專家都覺得不同尋常,得先把它怎么開始的說清楚。根據阿根廷調查人員向美聯社披露的信息,主導推斷指向一對來參加郵輪旅行的荷蘭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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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登船之前去了烏斯懷亞附近的一個垃圾填埋場看鳥。說是看鳥,但那個地方其實是個典型的“三不管”地帶,天上鳥是不少,地上也到處是田鼠、家鼠活動后留下的糞便和尿跡。漢坦病毒最要命的感染方式就在這里——病毒藏在老鼠的排泄物里,風干之后變成細小的顆粒混在空氣里,人只要正常呼吸,就可能把病毒連同灰塵一起吸進肺里去。
這對荷蘭夫婦很可能就是在那個誰也不會多想的場合里,中了招。然后他們走上了“洪迪烏斯”號郵輪。船一駛進大海,就成了一個和外面幾乎隔絕的密閉鐵殼子。走道窄巴巴的,餐廳就那么幾個,通風全靠空調系統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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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基教授在訪談里用了一個詞叫“機構性放大器”,說得直白點就是:在這樣一個所有人被迫高強度接觸的環境里,只要一個人帶著病毒上了船,海上的那幾天就成了病毒擴散的最好時機。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在5月7日的通報里,把形勢交了個底:一共8例確診,3人死亡,船上有23個國家的147人,88名乘客59名船員,病毒是安第斯型的。
法國那邊緊跟著梳理出了22名密接者,全部隔離,政府每天開兩次危機會議盯著動態。稍微讓人松一口氣的是,這次疫情的地理位置偏,暴露人群能查得到,所以追蹤密接和隔離的網一鋪開,至少不是對著空氣在打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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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的人可能死,但病毒走不了多遠
麥基教授在對話中毫不含糊地說了一句話:“這是一種嚴重疾病,致死率大概是三分之一。”他沒有在制造恐慌。世衛組織在5月8日的正式病報中給出的數據更細:亞洲和歐洲的病死率大概是1%到15%,但在美洲可以沖到50%。
美國和阿根廷的疾控數據也反復印證著同一個事實。問題是,病毒殺傷力這么高,為什么不需要像當年緊張的防新冠一樣去防它?麥基教授的解釋很干脆:它的傳播速度和能力,跟新冠完全不在同一個級別上。
安第斯病毒是全世界目前唯一知道能在人和人之間傳播的漢坦病毒亞型,但就算是這種病毒,人傳人也遠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2018年在阿根廷丘布特省埃普延小鎮發生的事,是整個科學界手里最好的一份證據。一個68歲的當地老漢,在自己家附近沾上了被老鼠排泄物污染的東西,感染了安第斯病毒。
他的身體剛開始發燒,就走進了一場聚了有100個村民的生日會,待了90分鐘。就這90分鐘,他傳給了5個人。這個火苗從2018年11月一直燒到2019年2月,最終燒出了34個確診病例,11條人命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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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新英格蘭醫學雜志》那篇論文用基因測序把這個鏈條完整拼了出來,里面有些數字很說明問題。三個所謂的“超級傳播者”包攬了三分之二的感染,一個社交特別活躍的人自己傳了6個,他老婆去參加守靈又傳了10個。
可另一邊呢,80多個醫院里的醫護人員,在和病人打交道的日子里沒有做特別嚴密的防護,結果一個感染的都沒有。然后最關鍵的一個轉折來了:阿根廷衛生部門一啟動強制隔離,把有癥狀的人鎖進專用病房、讓密接的人全部在家不準出來,病毒的R值從1.19掉到了0.98。
0.98是什么概念?就是一個感染者平均傳染不到一個人,疫情自己斷了自己的后路。這套數據告訴人的現實是,漢坦病毒想大范圍擴散,先天條件就不具備。但這種傳播的低效,絕不等于防控的人可以松懈。真正考驗熬得住的,是隔離里那種一眼望不到頭的等待。
隔離長達六到八周,防的不只是病毒還有恐懼
麥基教授特別點到了一個讓公衛圈都很頭疼的特性:潛伏期。安第斯病毒的潛伏期最長可以拉到八周。一個人被告知自己可能是密切接觸者,要關在一個地方將近兩個月等著看自己到底發不發病。這種精神刑期比肉體上的約束更難打發。
眼下“洪迪烏斯”號執行的就是45天的海上隔離,乘客被限制在各自客房,靠船上的儲備和岸上協調的物資過日子。推己及人地想一下,四十多天被限制在一方小小的艙房里,身體稍微不舒服一點就全身冒汗,等著一紙檢測結果像等死刑宣判一樣。這種苦不是靠一句“配合防疫”就能輕松扛過去的。
新冠的全球經歷反復扔出過一個冷酷的教訓:如果隔離的人沒飯吃、沒收入、沒有人可以說話,這個隔離遲早會從內部塌掉。所以公衛部門配套的事情一件都不能少——定時把吃的喝的送上門,有心理輔導員守在線上,還要有一筆收入補貼,讓人家隔離的時候不用擔心房貸斷供、孩子學費沒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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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個鏈條里還有一個不穩定的環節,就是美國公衛系統這兩年剛剛經歷了一輪相當劇烈的調整,預算砍了,人員動了,整個系統的組織肌肉還在恢復期。放一顆需要長期社區精耕細作的防疫任務到這種底子上去考驗,結果好不好,全球聯防的專家們都在一邊觀察一邊做備選方案。
沒有疫苗也沒有特效藥,靠什么往回搶命
法國有一名重癥感染者入院的消息讓外界的擔憂瞬間升高了一個調門。大家翻開工具箱一看,一沒有獲批的疫苗,二沒有抗病毒特效藥,救治還有什么辦法?麥基教授給出的答案指向重癥監護病房。在這方面,智利積累了非常扎實的經驗。
安第斯病毒在智利南部是常年存在的問題,他們逐漸劃出了一條不容商量的硬規矩:凡是實驗室確認的漢坦病毒肺綜合征病例,不管來的時候狀態看起來有多穩定,直接送進配備最強心肺搶救能力的專科病房。這不是過度治療,是經驗中的經驗。
因為這病的翻臉速度太快,有的病人上一刻還能正常跟醫生對話,下一刻肺就開始急劇積水,氧飽和度像坐滑梯一樣往下掉,心臟跟著承受極限負荷。這個時候要是人還在普通病房,等反應過來就晚了。
ICU里的呼吸機、體外膜肺氧合設備,是硬從死神手里搶時間的工具。但麥基教授并沒有把話說滿。他坦率地承認,即便所有條件都給到位,那三分之一左右的死亡陰影依然抹不掉。希望和險情總是被綁在同一張病床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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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是一顆不知方向的棋子,而疫苗卡在了商業賬單上
聊完了眼前的防控和救治,安妮特·楊的訪談自然追問到了未來。一個懸在所有人頭頂的問號是,漢坦病毒會不會哪天突然點出一套新技能,變得更擅長在空氣中傳播、更擅長在人群里竄?麥基教授沒有給出絕對的預言,他承認病毒的進化本身就有隨機性。
眼下科學界的共識是,不同型號的漢坦病毒都已經被長期鎖定在不同的嚙齒動物宿主身上——這是一種進化的死鎖,也是給人類的一道天然護欄。但病毒一旦跨越了物種、進入人群內部開始傳代,整個基因調整的壓力和路徑就會跟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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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盯著病毒基因序列變化的全球監測從來不敢停下來,那是防災的第一道預警線。相比變異這種未知的麻煩,麥基教授更在意的反而是一個看得見、卻遲遲沒解開的人為死結。漢坦病毒沒有疫苗,缺的不是技術,mRNA技術平臺在疫情催熟下已經能做小批量的定制化改造,原理上就像現在用來對付某些癌癥的個體化疫苗一樣。
真正的絆腳石是一張大制藥公司的預算表。研發一個疫苗不是實驗室搞出配方就結束了,后面還要做臨床、做審批、做量產,整個流程燒掉的不是筆小數目。而疫區大多在那些經濟不發達的地方,用得起疫苗的人也湊不出一個有吸引力的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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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很自然地就跌進了一個被忽視熱帶病的典型陷阱——因為不賺錢,藥企不碰;因為沒人碰,生死就沒有疫苗這道防線。
麥基教授在采訪收尾處的態度很明確:這種市場邏輯之外的空白,必須由各國政府、世衛組織和流行病防范創新聯盟這一類公共力量從公衛生安全的角度投錢填平。新冠已經用一條漫長的全球災難鏈證明過,在公共衛生面前等市場自己醒過來,代價往往是一座又一座的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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