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逼伊朗開戰，海灣國急查2萬億資產，美元霸權被狠狠扇臉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石油美元安排一直支撐著美元在全球的主導地位。如今，美國與以色列針對伊朗的戰爭，正在以一種可能連緊急流動性工具都難以修補的方式，拉扯這一安排。

二戰結束以來，除病情時期外，美國公共債務首次超過整個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截至3月下旬，由公眾持有的債務達到31.27萬億美元，略高于31.22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

這一門檻常被視為長期財政問題，但這筆債務帶來的經濟成本如今正迅速浮出水面。眼下最直接的壓力在于，持有美國資產的主要外國投資者，可能開始從美國市場撤出資本。

海灣國家因美國與以色列襲擊伊朗，對美國財政與軍事保護的信心已經受到沖擊。它們通過主權財富基金合計持有大約2萬億美元的美國資產。

海灣多國官員已經在重新評估自身立場。3月，一名海灣官員表示，海灣合作委員會四個最大經濟體中的三個，正在審查各自主權財富基金的持倉，以對沖伊朗戰爭帶來的沖擊。

美國阻止外國投資者賣出的手段其實有限。美聯儲將美國固定收益市場稱為“全球最深、流動性最強的固定收益市場”，而投資者可以自由進出，恰恰是美國資產吸引力的重要來源。但同樣的開放性，也構成了一種結構性脆弱。

美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被拉高的資產估值，也就是股票、債券和房地產價格處于高位，市場價格遠遠高于其基本面。

2026年5月2日，一艘散貨船停泊在伊朗阿巴斯港外的霍爾木茲海峽。

一旦持有者失去信心，這些被高估的市場就會回調，并像2008年金融危機時那樣引發擠兌，價格急劇下跌。最終為此付出代價的，還是實體經濟。

當前局勢存在類似風險。如果海灣國家在地區持續動蕩之際開始拋售美國資產，價格下跌將削弱整個體系中的抵押品價值。

隨著高杠桿機構的資產負債表惡化，它們會減少借貸并出售資產。這又會進一步壓低價格，觸發連鎖反應，并將金融壓力擴散到全球。

2008年危機期間，美聯儲曾把互換額度當作緊急后備工具，向突然需要美元流動性的銀行和政府提供支持。

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近日表示，美國在海灣地區和亞洲的若干盟友已經提出互換額度請求。他稱，這類安排將有助于防止美國資產出現“無序”拋售。

但這些美元流動性究竟從何而來？幾十年來，美元的全球地位使美國得以長期“入不敷出”——美國支出多于所得，而其他國家則通過貿易賺取美元，再把這些美元投資回美國市場。海灣國家在這一循環中居于核心位置，它們用石油收入購買美國債券、股票、房地產和武器。

這一安排使美聯儲得以在國內通過量化寬松擴張貨幣供應，同時借助互換額度向全球體系注入流動性。

這些手段雖然能在短期內穩定市場，但也會加深體系對反復干預的依賴。它們更像是在爭取時間，而不是解決深層壓力。

石油美元體系之所以能運轉，前提是海灣國家持續把資金送回美國市場。而互換額度恰恰倒轉了這一條件：美元如今必須流向海灣，而不再只是從海灣流出。

伊朗對海灣國家施加壓力，包括攻擊經濟資產以及借霍爾木茲海峽施壓，這些因素正在給石油市場、政府預算和地區穩定帶來不確定性。

海灣主權財富基金的應對方式，是更加重視流動性和靈活性。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海灣國家，數十年來一直依靠石油美元投資積累金融實力。

這種策略無法長久維持。較低油價在短期內或許有利于美國和其他石油進口國，但海灣國家仍然依賴強勁收入來支撐財政預算、主權財富基金以及經濟多元化。

海灣國家還在釋放一個信號：如果地區動蕩擾亂美元流動性，它們愿意在部分石油貿易中擴大替代貨幣的使用范圍。這種轉向只會進一步加快新興經濟體逐步降低對美元依賴的趨勢。

即便向海灣國家提供互換額度，或許也只能放慢這一過程，卻未必足以逆轉已經展開的貨幣多元化。早在伊朗戰爭爆發之前，全球金融體系就已經朝著更碎片化、對美元依賴更弱的方向演變。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對伊朗的升級施壓，加快了這一進程。原因在于，這動搖了數十年來支撐石油美元體系的政治與軍事基礎所帶來的信心。

在臺面之下，決策者越來越依賴互換額度、貨幣擴張和緊急協調措施來穩定美元流動性，并安撫盟友。這些工具過去只在急性危機中動用，如今卻正逐漸成為體系日常運轉的一部分，并削弱美國資產的可信度。

這一切背后，是一個被數十年金融化塑造出來的全球經濟：它越來越依賴被高估的資產市場，同時地緣政治競爭不斷加劇。所有這些因素，都在持續擠壓以美國為中心的舊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