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外國人經營者的活路

辦公室附近有一家中餐館，我特別喜歡他家的老鴨煲，那濃湯特別的鮮美。

這個月底，這家店將永遠關門。店主李先生是一位40多歲的上海人，他從小看日本電視劇長大，懷揣著一個住在日本的夢，省吃儉用，打工攢錢，終于在2020年開了這家店。熬過了疫情的慘淡，好不容易把生意做到盈利。

就在他以為終于站穩了腳跟的時候，一紙新規，把一切打回了原點。

去年10月，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悄然修改了“經營·管理”簽證的申請條件。這個簽證類別，是外國人在日本合法經營企業的資格。以前稱為“老板簽證”，現在成了“燙手山芋”。

改動的核心，是資本金門檻從500萬日元（約20萬元人民幣）一躍跳升至3000萬日元（約128萬元人民幣）——整整六倍。

日本入管廳給出的理由是：近年來，通過設立空殼公司偽裝經營、借此取得簽證演繹“變相移民”的違規案例屢見不鮮。于是，一刀切的方式出爐了：資本金門檻大幅提高，同時還疊加了必須雇用一名日本人或擁有永住資格外國人，自身有相關學歷或三年以上經營經驗等條件，且須全部滿足，缺一不可。

然而，這道“防火墻”究竟擋住了多少造假者？數字給出了一個令人尷尬的回答。

入管廳自己的數據顯示，政策收緊前，持有“經營·管理”簽證的外國人中，資本金達到3000萬日元的，不足全體的4%。換言之，這一新門檻，從一開始就把96%的此類簽證擁有者擋在了門外。

而在整個日本350萬家企業里，資本金超過3000萬日元的，也只有8.7%。

拿一個連日本本國企業都難以達到的標準，去要求在日經營的外國人，這究竟是治理，還是驅逐？

江戶川區西葛西是印度人聚居最密集的地方，常住印度人超過8400名，周邊印度餐館林立，咖喱的香氣混著烤餅的焦香飄散在街頭，被人稱作“小印度”。

一位在此經營印度餐館的53歲印度男性，經營已滿三年，年營業額約4000萬日元，生意紅火。然而他的資本金只有500萬日元，距離3000萬相差甚遠。他無奈地說：“我們這么努力地經營，為什么日本政府熟視無睹？”

江戶川印度人會會長、73歲的商人賈格莫漢·錢德拉尼更是憂心忡忡。印度社區里信仰多元，素食者眾多，街邊的印度食材店和餐館，是他們維持日常飲食和宗教生活的支柱。一旦這些店相繼關閉，多年建立的印度社區紐帶，將會消失。

這不只是一個商業問題，更是一個關乎生活根基的問題。

山田和彥先生是東京都專業從事外國人簽證的行政書士，長年為外國人辦理簽證手續。他直言：“3000萬日元，就連日本人也很少有人拿得出來。”

去年10月新規實施前，他每月接到兩三件新規申請咨詢，而新規之后，完全歸零。整個行業的同行也反映，狀況如出一轍。有不少外國人已放棄更新資格，黯然回國。

他說了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能拿出3000萬日元的人，更愿意去物價高但英語通用、利潤更豐厚的美國或歐洲。”

這個新政策，不僅沒能留下真正有實力的經營者，反而把那些踏實苦干的小店主一并趕走了。

日本名城大學憲法學教授近藤敦研究移民政策多年，他的判斷更為犀利：能夠偽造空殼公司的人，往往正是資金充裕者，3000萬日元的門檻對他們來說算不了什么，照樣能鉆空子。真正被卡住的，是那些老老實實經營、賬本透明、年年續簽的小店主。“真面目にやっている人たちが割を食う制度”——認真做事的人，反而是這套制度的受害者。

他還比較了各國的同類簽證標準：法國資本金要求約500萬日元，德國根本沒有資本金要求，只看對本國經濟的貢獻度，英國已廢除最低投資額要求，轉而考察商業創新性和可行性。日本參照的，是韓國和美國的標準——而這兩個國家，并不能代表全球的普遍做法。

對于政府一刀切的苛刻政策，有不少日本人坐不住了。全國有5萬多人簽名，呼吁政府“高抬貴手”。

5月13日，日本市民團體代表帶著這5萬余人簽名的請愿書，正式向法務大臣提出請愿，要求政府重新審視并撤回這一苛刻政策。

這5萬多個簽名，代表的是多少個曾經在街頭某家小店吃過一碗麻婆豆腐、一盤咖喱飯的普通日本人？他們或許說不清什么叫“在留資格”，但他們知道，那家店，那個味道，那個總是笑著招呼自己的外國人老板，是這個街區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一座城市的煙火氣，往往就藏在這些不起眼的小店里。當一道行政門檻，把一個懷揣夢想、認真生活的外國人擋在門外，受損的不只是那個人，還有這座城市、這個國家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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