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誕辰90年：在東南亞追尋“比較”與“幽靈”

與生俱來的身份、生活的地方、學習的知識、所屬的學科……這些標簽往往界定了“我們是誰”，但對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來說，它們是一個個需要被跳出的椰殼碗。2015年12月，安德森在印尼逝世。此后的世界，地緣政治紛爭再起、網絡極化現象日益普遍，“跳出椰殼碗”，仿佛越來越成為一個逝去的理想。

今年是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誕辰90周年。安德森的一生，就是在漂泊和不同文化的體驗中隔膜、疏離，并不自覺地與異國的弱勢族群感同身受的歷程。在他最著名的《想象的共同體》背后，是安德森所謂被放逐者的邊緣的經驗，和永不磨滅的道德熱情。他將這些經驗和熱情放在比較歷史和歷史社會學的學術表達中，把邊緣民族的歷史投射在世界的坐標中。在這個意義上，安德森的知識成就，不是學院中冰冷的論說和與繁冗的學術體系的妥協，而是生命經驗與詩意、理性的結合。本期紀念專題，我們聚焦安德森的學術與人生的交集，展現作為二十世紀帝國主義與民族解放的觀察者的安德森思考與寫作的當代意義。

2015年12月13日，安德森在印尼瑪瑯（Malang）平靜離世，享年79歲。本文的作者長期關注印尼與東南亞，也曾去過瑪瑯兩次。在印尼的多次行走中，他直觀感受與體驗這座城市的歷史與現實，安德森的“幽靈”，也不斷回到他的腦海。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5月8日專題《椰殼碗外的異鄉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認同與故鄉》的B02版。

我曾去過印尼東爪哇的瑪瑯（Malang）兩次。與周邊的衛星縣城“石頭”（Batu，音譯為峇都）一道，大瑪瑯地區因地勢高而氣候涼爽，是山川秀麗的避暑勝地，也是東爪哇尤其是重要經濟城市泗水居民的周末好去處，更是國際游客前往各個知名火山和瀑布探訪前的中轉地。

但這里也是全球享有盛譽的民族主義與國際關系研究大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與世長辭的地方。約10年前，2015年12月13日，他在印尼峇都一家酒店里在睡夢中平靜離世，享年79歲。這是我在瑪瑯旅行時所無法直接感受到的歷史時空。我所能直觀體驗到的，更多是這座城市因為大學眾多而形成的青春活力，比如街邊拍照打卡的青年男女，通宵運營的廉價咖啡館里聊天的男男女女，還有源源不斷的創造力爆棚的搖滾樂隊。

印尼爪哇的農田與鐵路。許振華攝。

在印尼感受安德森的幽靈

我時時刻刻感慨，印尼作為擁有全球最多穆斯林人口、族群與宗教多元但歷史上屢次發生暴力沖突的國家，被外界尤其是中文世界貼上了太多關于保守和封閉的標簽。但如果真的親自來到印尼，更多會感受到的是平民的熱情、消費主義活力與數不勝數的多元文化碰撞。何況，蘇門答臘還是我歸國華僑祖父母的出生地，我有更多的華族親戚生活在印尼，歷經風風雨雨，他們已經在印尼建立起富足而閑適的生活，繁衍至第八代了。

而這也正是本安德森的“幽靈”重新回到我腦海中的緣由。印尼是他的一生摯愛。他在這里完成了博士論文，深刻而細致地研究印尼民族主義革命、作為印尼“主島”的爪哇社會和背后的殖民地與被殖民者關系。他曾因與同僚Ruth McVey對印尼1965年“九三零事件”背后的右翼軍官陰謀的揭發以及對被迫害的印尼左翼、對東帝汶獨立運動的聲援而被1967年起掌權的蘇哈托政府禁止入境多年。但這沒有讓他停下研究的步伐，反而迫使他更加深入地去學習和了解印尼群島世界里來自爪哇語等其他語言的古典世界，以及轉向泰國、菲律賓等東南亞鄰國語言和政治的學習與研究。他甚至抓住了菲律賓背后漫長的三百年西班牙殖民歷史，從西班牙語的學習轉入秘魯等拉美研究。

最終，他在這個跨越全球的民族主義與政治研究中構建了一個繁復的、隱喻眾多、文學典故無窮無盡的世界，形成了關于民族主義的論文集《比較的幽靈》、關于泰國研究的《探索與反叛》、關于全球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全球化時代》等書，以及最為重要、最被參考和引用的《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作者: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譯者:吳叡人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

自始至終，印尼都是他最牽掛、最常提及的研究對象。印尼革命的開放與平等想象讓他深受觸動。他經常會在回憶或是序言文章中提到他成為民族主義運動“入戲群眾”的時刻：在亞非拉民眾就象征著殖民舊日世界的的蘇伊士運河利益問題發起抗議時，他作為愛爾蘭人的情感天平始終傾向于新興獨立國家這一邊，他甚至和來自錫蘭、印度、埃及等地的民眾一道感受來自舊殖民者的暴力對待，在印尼被當成是自己人。

在《想象的共同體》中，安德森至少駁斥或補充了兩種傳統觀點。第一，是民族主義起源于鼓吹民族自決、小國林立的歐洲。但他發現，現代民族主義更早出現在18-19世紀的殖民地拉丁美洲，那些本地出生但具有歐洲血統的克里奧爾精英因在殖民體系中遭受歧視，率先發展出“民族”想象。這種想象通過印刷資本主義——報紙、小說、地圖、人口普查——得以傳播，并“回流”到歐洲。所以，歐洲從來不應該壟斷對民族主義的解釋，甚至更應該看到拉丁美洲等廣袤被殖民地的歷史意義。

第二，民族主義一定是封閉的、狹義的、排他的。但諸如印尼的案例讓他發現，印刷資本主義所傳播的民族主義理念更多是在鼓舞和團結民眾，尤其是在殖民地的語境下，大眾的文化和政治給了反抗者澎湃的情緒和資源。印尼建國精英們沒有選擇人口占比最高的爪哇族的語言來作為國家語言，反而轉向了以商貿往來著稱、沒有階級差異、更好學好懂的少數民族馬來族（約印尼3%）的語言來建立“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語言”的認同，團結了這個橫跨幾萬個島嶼、幾百種語言、上千個部族的國家。

在印尼這個獨特的案例里，公民民族主義的開放性讓本·安德森深受觸動，但這種“大地之子”（pribumi/bumiputra）的想象難以安放華裔、印度裔等因殖民網絡而南來的外國少數族群，讓人隱隱感到擔憂，也在歷史上發生了多起悲劇。在中文世界，民眾就印尼的歷史印象往往與1965年930事件、1998年雅加達暴動等涉及華裔遭受暴力的動亂聯系在一起，類似的事件還有更少被中國讀者知悉的1740荷蘭殖民期間的紅溪慘案，和引起大規模歸國華僑安置浪潮的蘇加諾1959年“PP10排華法案”。在與印尼關系緊密而同屬廣袤的馬來群島世界（Nusantara）的馬來西亞，社會也剛剛迎來“513種族沖突事件”57周年。但對安德森以及深受他啟發的后輩學者而言，更應該追尋的問題是什么樣的地緣政治與國內政治格局導致特定的族群被排斥和難以安放，而不是去苛責民族主義本身。

沿著安德森關于印刷資本主義探討的思路前進，學者湯姆·霍格沃斯特（Tom Hooger?vorst）在《不被管制的語言》一書中發現，恰恰是華人印刷企業家主導和深度參與馬來語印刷產業，推動了本地語言印刷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而深度參與了印尼民族主義。今時今日在印尼的書店和文創小店，仍能看到印尼本地華裔小說家、漫畫家根據中國志怪和武俠小說創作的各種印尼語文本，這些來自中國的故事和想象也已成為印尼大眾文化的一部分。讓安德森深深厭惡的蘇哈托斬斷了華文教育在印尼的傳承，但這股來自民間的、讓安德森所感動的力量，卻讓更多東西繼續傳承下去。

民間力量所鍛造的這段恢弘歲月可以呼應他在《比較的幽靈》里隨手寫就的“金句”——“時光流逝一定有它的社會、政治后果。在長達31年的所謂“新秩序”時代里，蘇哈托利用1965-1966年大屠殺的記憶讓公眾對政治噤若寒蟬。但隨著時光流逝，其執政后期擁有如此恐怖記憶的群眾愈來愈少，包括婦女在內的新一代工廠工人在1990年代初不斷涌現，他們已經沒有新秩序早期的畏懼感；蘇哈托讓印尼加入自由經濟體系所創造出的財富，一方面養育了一批中產階級，另一方面也讓中產階級在迭代中產生愈來愈強烈的沮喪感、怨憎感和對開放政治的期待。

印尼華人小說家用印尼語創作的中華武俠故事。許振華攝。

等到印尼1998年實現民主化改革，安德森終于可以回到印尼。這么多年來，他始終批判蘇哈托政權的暴力和謊言，幫助推廣普拉姆迪亞等印尼地下“民族良心”文學走向世界，協助來自印尼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學者來到美國做更深刻、更批判性的研究。在印尼，安德森被尊稱為Mas Ben或Pak Ben，永遠的“阿本伯伯”、“阿本大叔”。

人生的歷程，也是比較的可能

總而言之，安德森從未將民族主義簡單妖魔化。他看到其進步潛力：它是反殖民、反帝國的重要力量，能動員人民追求解放。同時，他也深刻剖析其與暴力的關系、與全球化的糾纏。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而非民族創造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問題來自于具體的政治與經濟矛盾，而非民族或民族主義本身。這個世界有如此眾多的民族，也就有如此眾多的民族主義。但安德森抓住了其中最清晰的邏輯線索，不斷在比較和回望中印證他的理論模型，更啟發后繼學者投入到新的研究其中，尤其是那些來自非歐美地區的學者。

他的這種比較的視野和關切一切的精神也同樣應用在了軍事政變頻發的泰國、豪強政治根深蒂固的菲律賓、深深嵌套于冷戰暴力中的拉丁美洲等地，他時刻聲援那些被打壓的聲音，同時指出一些看似進步和偉大的運動背后也有隱憂，比如死在蘇加諾力推印尼民族形象的大型建筑中的普通勞工——或是泰國70年代民主運動中的進步大學生如何在新時代搖身一變成了權貴精英。

安德森始終是東南亞共同體的一部分，也推動了一個互相聲援、互相參考的東南亞學術共同體的形成，他曾在《比較的幽靈》《全球化時代》等書里探討跨國旅行的意義，不管是殖民地官員還是來自被殖民者的精英，他們在歐洲看到民主政治的醞釀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他們帶著同樣的問題意識和廣袤的游歷信息回到殖民地，促成本地政治的巨變。比如，被尊稱為菲律賓國父的黎剎，在政治家和活動家的身份之外更是小說家和詩人，他用在歐洲學習到的長篇小說技巧，用西班牙語寫就了不朽著作《不許犯我》（1887年發布），批判當時仍是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賓社會里地主、教士和殖民者的媾和，啟迪了一場民族主義革命。另一位來自東南亞的小說大師普拉姆迪亞，也做了類似的事情，但卻是在蘇哈托的流放營里。他的《布魯島四部曲》書寫被蘇哈托刻意掩蓋的左翼民族主義運動歷程，書中的主人公明克渴望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世界，反對無論是來自爪哇傳統的貴族階序還是來自荷蘭殖民者的壓迫，但同時也“感謝”荷蘭人給爪哇島帶來了鐵路、大眾印刷業和唱片業。

Malang的街頭涂鴉。許振華攝。

與安德森同樣因熱心印尼歷史與社會而被歸入“印尼主義者”學者社群的澳大利亞歷史學家Max Lane就發現，蘇哈托因擔心民眾再度被蘇加諾一般的英雄人物調動起來，而有意識壓制印尼獨立運動的左翼和大眾政治的面向。所以蘇哈托政府要壓制普拉姆迪亞的《人世間》《玻璃屋》等文本，而這些文本的地下傳抄，又構成了印尼政治迭代更新的廣泛啟蒙，推動印尼知識分子和大眾政治調動民族主義在“安德森意義”上有益社會與歷史的面向，讓印尼這一群島國家得以前進和改革。

這些文本都是安德森念茲在茲的故事。在田野調查之外，他不斷調度這些文學文本，讓讀者能直接看到被研究對象的本土聲音；同時也沿著文本的傳播和人旅行的路線來還原殖民地和殖民者之間難以斬斷的復雜關系。大眾往往會對“想象的共同體”這一概念有所誤解，比如因為是“想象”的所以就是虛假的。但在安德森這里，他所說的其實是Imag?ined，意思是“被人想象”的，重點在于人的行動和產生的概念實體。

像如今被廣泛認為是一片區域的東南亞，曾經大概分屬兩個板塊，一個是馬來群島（Nusan?tara），涵蓋如今的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文萊、東帝汶和新加坡；另一個則是中南半島，是緬甸、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等深受佛教影響的各色邦國逐鹿之地。在歷史的偶然中，美國為二戰設立的盟軍東南亞司令部推動了東南亞概念的興起，但這個司令部所在的斯里蘭卡最終卻沒有加入東南亞，而菲律賓在當時的殖民地脈絡里可能更親近大洋彼岸的拉丁美洲。

出于冷戰對抗需求，1954年9月，美國、法國、英國、泰國、菲律賓等國在馬尼拉簽署《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這是如今東盟的組織起點，但現在的東盟內卻已包括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等曾經不符合美國冷戰意識形態認可的國家，更成為讓中日韓、中美、中印等關系復雜的國家得以溝通的平臺。再一次，想象的，最終成為了現實，并不斷刺激新的想象。

而這所有的一切，也都跟安德森個人的生命軌跡有關。在《椰殼碗外的人生》中，大家得以完整窺探他那過于復雜的人生。他出生于一個愛爾蘭望族家庭，但他本人因其父親于英帝國殖民體系從事稅務工作而出生在中國云南昆明，5歲移民至美國，后來又去英國接受貴族教育，卻因“愛爾蘭習氣”被嘲笑。這段經歷讓他早早體會到身份的曖昧與混雜：他是愛爾蘭人，卻在英國學校長大；持有愛爾蘭護照，卻精通多國語言；研究東南亞，卻始終帶著局外人的敏銳。

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把自己作為方法”：他從來不局限于自己的創傷或是苦悶，反而是以自己的經歷和由來，去開拓更大的世界。他曾因馬來西亞過于涇渭分明的種族政治而不太喜歡討論甚至進入馬來西亞，哪怕他長期居住在曼谷，要去馬來西亞是隨隨便便的事情。但有賴于他的學術好友羅國華，他得以了解自己的父親在檳榔嶼出生和工作的許多細節。在羅國華悼念安德森的文章中，能感受到最深的遺憾，就是安德森終于了解到自己和馬來西亞的聯系，卻已因突然離世而無法繼續追尋新的問題了。

《椰殼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憶錄》

作者: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譯者:徐德林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

2018年8月

或許略顯可惜的是，安德森雖出生于中國昆明，卻并不是中國研究專家，其民族主義研究的范式也因未足夠考慮和討論東方大國獨特的歷史脈絡而遭致批評，認為其仍然沒有超脫西方中心主義。但安德森其實從未放棄對華人政治的關注。其東南亞民族主義研究其實經常提到華僑華人問題。在《比較的幽靈》《探索與反叛》等書中，安德森都敏銳地對比了印尼和泰國的激進學生和左傾華人的命運。

如今，中文世界的社交媒體比如小紅書上，充滿了”東南亞松弛感打卡“熱潮等等。許多人第一次來到瑪瑯、檳城或曼谷這些旅游勝地時，或許根本不會想到，這里竟與一位20世紀最重要的民族主義理論家有著如此深刻的聯系。乍看之下，這些地方只是熱鬧的度假景點：瑪瑯有火山與咖啡，檳城有街頭美食和殖民建筑，曼谷有寺廟與喧囂的夜生活。但對熟悉安德森的人來說，這些地點都是他一生思考“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起源與東南亞現代性命運的活生生現場。重走他走過的這些道路，或許就是我們對他最好的紀念——不是簡單復制他的結論，而是像他那樣，以好奇、幽默、跨語言的同理心，去理解我們身處的世界。

是的，不是誰都可以以美國的身份進入第三世界從事調研，獲得“白人特權的保護”，擁有如此顯赫而復雜的家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人生道路，幾乎不可能被完整復制。但任何和本·安德森一樣經歷過復雜的人，都應該感謝這份饋贈，而試圖從中做出點什么來。今天的學者，很難再擁有他那個時代的語言環境、田野機遇和政治激情。但正因如此，重走他的道路——不是機械模仿，而是繼承他的精神——才是最好的紀念。

作者/許振華

編輯/劉亞光

校對/翟永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