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社會各方面形成一致認識的問題，按理說推動起來應該不難。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庭審實質化。要說對庭審實質化這個問題，還有什么分歧意見，那是不客觀的。文件下了一大堆，口號喊的震天響，“司法以審判為中心、審判以庭審為中心”，“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這些要求不知提了多少遍，但真正落實起來，舉步維艱、原地打轉，甚至還時不時的往后退幾步。
以往，庭審實質化是由法院系統推動的，最高法院就有個內設機構叫“司法體制與工作機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司改辦”）專門干類似的事情。
但時至今日，司法改革的“四梁八柱”“主體結構”已經基本搭建完成，庭審實質化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
由法院推動庭審實質化，讓法院自己說“司法以審判為中心”“都聽我的”“我說了算”，總讓人誤解動機不純，像是“要權攬權”似的。
所以，庭審實質化，經由各方面推動，早就已經上升為中央文件的明確要求。但即便如此，推動和落實起來仍然很難。
律師收集的證據，不會采納；證人出庭，不被允許；非法證據排除，形同虛設；申訴立案，難于登天；通過“院長發現”程序糾正錯案，基本沒用過。甚至就連“二審開庭”都成了奢望。類似這種庭審虛化的問題，遍布在司法程序的各個角落，司空見慣。
各方面認識都一致，都認為庭審應該實質化；中央有要求，明確強調庭審必須實質化；社會上的呼聲也很高，把希望都寄托在庭審實質化上。
但，為什么就落不了地？
答案都寫在刑事訴訟法里。刑訴法有些條文是很活躍，用的很頻繁的；有些條文是僵死的，存而不用或者名存實亡。
偵查機關對偵查方向和范圍，可以控制，這天天用時時用；檢察院可以決定認罪認罰的量刑建議，這也天天用時時用；庭審由審判長指揮和主導，這更天天用時時用……
律師有法定取證權，但收集的證據一般不被采納；證人有出庭作證的義務，但申請出庭一般不被允許；檢察院主導認罪認罰協商，但協商空間一般有限??
同樣，開庭就會有旁聽和程序監督制約，所以二審不愿意開庭。
翻遍刑事訴訟法，凡是有利于把職權空間放大的，都用的頻繁、用的靈活；凡是規范和限制權力的，都存而不用、又死又僵。
回應上文的觀點，總有人認為法院推動庭審實質化，是他們自己要攬權，“與我為中心”。實際上，庭審實質化，首當其沖限制的是法院職權。
也正因為這個，法院是不是真想實質化，說法和做法是不是一致，是存疑的。
同時也正因這個，庭審實質化，雖然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但落實起來，一定道阻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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