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陳白/文 受益于這一輪人工智能（AI）革命，韓國公司三星、SK海力士等紛紛公布了近年來的最好業績。三星電子2026年第一季度凈利潤約2643億元人民幣——單一個季度的利潤，就遠超 2025年全年總和；SK海力士一季度凈利潤高達1737億元人民幣。
就在業績披露后不久，韓國總統府政策室長金容范表示，有必要考慮建立“公民紅利”制度，以此將AI基建時代產生的超額利潤回饋社會。這一言論引發了韓國股市的劇烈震蕩。表態背后是韓國社會要求重新分配財富的壓力日益上升。
與此同時，硅谷也出現了AI將導致“永久底層”的討論。硅谷很多科技公司的企業家、創業者都認為，AI會導致階層徹底固化，大部分人會淪為徹底無用的人。為此，OpenAI創始人山姆·奧特曼一直在推動“全民收入計劃（UBI）”，這一計劃與韓國的公民紅利設想異曲同工。
過去，我們習慣于將人工智能視為一場關于算力、算法與商業模式的競賽，討論的是誰能贏得大模型之戰，誰能率先實現AGI（通用人工智能）。然而，當東西方關于社會未來的預言開始交織，我們便必須意識到：AI帶來的真正沖擊，絕不在于技術的迭代，而在于它可能會徹底顛覆我們所熟悉的一切。
我們以前更多把人工智能視為是對科技、商業的改變。它被看作是一種更高效的工具，是繼蒸汽機、電力之后的又一次工業革命。但這種類比可能低估了AI的顛覆性。蒸汽機替代了體力，也創造了藍領階層；電力實現了自動化，也催生了白領階層。每一次技術革命雖然消滅了舊崗位，卻在更高維度的社會分工中創造出更多新的人力需求。
但AI不同，它瞄準的是人類最后的堡壘——認知與創造。當算法足以承擔從代碼編寫到創意生成、從醫學診斷到法律裁量的廣泛職能時，勞動力與資本之間的傳統契約便被撕裂。一旦“人”不再是生產要素中的必要環節，那套基于“多勞多得”的分配制度便失去了基石。
這正是“公民紅利”與“永久底層”這一對概念同時浮現的深層原因。支持者如奧特曼，試圖通過全民基礎收入（UBI）來構建一張社會安全網，本質上是想給即將“出局”的大多數人提供一份數字時代的“低保”。這種構想試圖用機器產生的超額利潤來換取社會穩定，讓失去勞動價值的人依然擁有消費能力。
但問題是，一旦一個人的經濟來源完全依賴于政府或企業的“施舍”而非自身的勞動貢獻，其便在實質上失去了社會議價能力。這種“全民分紅”的硬幣反面，正是“永久底層”。這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貧困，而是一種功能性的“無用化”。當一部分人掌握了生產邏輯的源代碼，而絕大多數人淪為領取紅利的旁觀者，社會結構將不再是金字塔形，而是斷裂成兩個互不理解、互不需求的平行世界。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面對這場技術革命時，沒準備好的很可能不是芯片和技術。我們現有的法律架構以及社會福利設計，依然停留在工業文明甚至前工業文明的邏輯里。舉個例子，現有的稅收主要針對勞動所得，而對“數字資產”和“算法溢價”的征收卻顯得捉襟見肘。再比如，面對通過AI仿造聲音、外貌這一類應用，法律到底應該如何界定侵權，這些都是巨大的問題。
更嚴峻的挑戰在人文層面。千百年來，人類的自我認同、尊嚴感以及生活意義，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工作”之上。我們通過職業定義自己，通過創造價值獲得尊重。如果AI取代了大部分工作，而人類只能在“全民分紅”的投喂下度日，那我們該如何定義自身的價值？如果技術進步的結果是讓少數人通往數字神壇，而讓大多數人滑入無法自拔的“永久底層”，那么這種進步的意義本身就值得懷疑。
面對AI，我們急需的不只是算力，更是一場關于“人”的價值的重新發現。如果說AI是一場必然到來的洪水，那么制度與人文就是我們必須在水漫金山之前修筑的堤壩。現在，留給人類修建堤壩的時間，或許并不比芯片迭代的周期更長。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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