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超：在全球史視野下回望“鄉土中國”——寫在《重塑“鄉愁”》邊上

學人簡介：劉超，史學博士、法學博士，先后畢業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曾任職于清華大學等校，現任浙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后獲清華大學“學術新秀”、浙江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獎等，并入選中國歷史研究院“蘭臺青年學者”。主要關注全球知識史、大學史、高等教育、科學社會學及區域國別研究。文章《教育研究》《新華文摘》《人民日報》等，著有《學府與政府》《走向“大大學”和“大科學”》《清華大學文史哲譜系》等。作者授權發布。

2025年冬，在至為繁忙的教學、科研、公共服務、學術交流、文化考察與調研之余，筆者依然見縫插針地有序推進本書的打磨。隨著又一輪校改殺青，全書的各項工作亦接近尾聲。這意味著持續幾年的思考、寫作和磨洗基本成型，也意味著我們對鄉土中國的素描暫告一段落。塵埃落定，心下卻遠未釋然，思緒亦未因此而停駐。于今，仍有千般遐思引領我們繼續前驅探索。

本書的寫作，是作者多年觀察和思考的積淀之一。它的出現，既源于本人的現實關懷，也是個人學術旨趣使然。多年來，筆者始終關注傳統與現代、鄉土與城市、東方與西方等議題，并長期深入鄉野調研和體察。此間，無論是行走大地，還是披覽經籍時，不佞都時時措意于此。從嶺南到塞北，從東北到西北，從江南到西南，乃至到南洋的歷次考察中，筆者一直關注各地的“三農”問題。準此，無論是在生活經歷，還是在知識積淀層面，筆者對鄉土中國都并不太陌生。

傳統中國以農立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大部分。農業為工業化提供糧食、原料、勞動力和市場，它直接影響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對國家建設意義重大。

從全球看，“三農”問題乃是一個世界性議題，也是世界級難題。許多重要國家，甚至包括某些發達國家，至今未能很好地解決此問題。對這一關注度極高的議題，各國已涌現諸多探討。僅就發達國家而言，20世紀一二十年代，英國就出現了厄恩利的《英國農業今古論》和R.H.托尼的《16世紀農業問題》等名作。1930年代起，法國又出現了布洛赫的《法國農村史》和G.迪比的《法國鄉村史》等力作。20世紀后期以來，全球學界更是涌現了大量成果。無論是作為發達國家的英、法、美、德、日、韓等國，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印、印尼、埃及、墨西哥、緬甸、菲律賓等國的“三農”問題，都已造就了一批名家力作。

當然，在農村問題或城鄉問題上，不同國家之間存在顯著的時間差。早在一戰前后，各主要發達國家基本完成了工業化，農業發展也步入正軌。許多發達國家的學者將對農業問題的關注重點轉到非西方世界。對非西方國家鄉村問題的關注，遂成為世界性熱潮。作為最重要的非西方國家之一，近代中國吸引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從1920年代起，不少西方學者競相把中國作為其理論和技術的試驗場。許多專家先后來華任職或考察，其中代表人物有托尼和卜凱等。托尼是卓有成就的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也是英國經濟社會史研究的奠基人和左翼知識界的健將。他在歐洲享有盛譽，一度被稱為“紅色教授”。托尼早年曾任職于牛津大學，日后則長期執教于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對歐洲的土地問題有精湛的研究。1929年，托尼受太平洋國際學會委托并應南開大學之邀，來華考察中國的工農業。在金陵大學農學院、南開經濟研究所及北平社會調查所的協助下，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還與金大農學的頭面人物卜凱進行了深度交流。他于1930年返英后，仍長期與中國學界保持聯系。1931年，他向在上海舉行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四次年會提交了研究報告《中國之農業與工業》，隔年定名《中國的土地與勞動》正式出版。

鄉土世界非常復雜，牽涉到農業、農村和農民等諸多問題，覆蓋了農業科技、鄉村治理、鄉土文化、城鄉關系等方方面面。本書的討論也關涉到這些問題。因此，本書與其說是對鄉土中國文教問題的探討，毋寧說是對“三農”問題的總體觀照。

晚近中國，各界人士對此已有過大量實踐和理論探索。五四運動后，時勢裂變，“三農”日漸問題化，成為廣泛關注的公共議題。自此，對農民和農村的書寫不絕如縷。五四以后的30年間，中國出現過大量的相關作品。在文學界，魯迅、茅盾、臺靜農、沈從文、蕭紅、趙樹理、孫犁、路翎、汪曾祺等，均為此中名手。20世紀末以來，關于中國農村的各類作品仍然甚蘩。在文藝界，鄉土文學、“尋根文學”就是代表。對此間涌現的《白鹿原》《浮躁》《古船》《紅高粱家族》《平凡的世界》《塔鋪》《羊的門》《活著》《一句頂一萬句》等作品，想必許多人并不陌生。可以說，在20世紀中國，絕大多數一流的文學作品，幾乎都是關于農村和農民的。這是中國的城市書寫難以企及的。不唯文學藝術領域，在學術領域亦庶幾近之。

而更鮮活的則是那些不勝枚舉的一線實踐。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百業蕭條”、災荒頻仍的中國，政府部門高度重視農業和農村治理，還掀起了“農業復興”的熱潮，創建了不少大學農學院系（如嶺南大學、河南大學等）。其中，金陵大學是中國農學教育和科研當之無愧的中心，美國學者卜凱在該校長期任教（他被視為“技術派”代表人物），取得豐碩成果，為高層決策提供了許多政策建議。同處江南的中央大學、浙江大學的農學教研亦頗有特色。北平大學則是華北農學教育的重鎮。燕京大學和南開大學對鄉村的社會學、經濟學調研，更是卓有成就。同期，鄉村建設成為風行全國的社會實驗，河北定縣、山東鄒平、北平清河、江蘇江寧、四川北碚、浙江蘭溪等許多地方都陸續興起了各具特色的探索。國內外的許多名流政要頻頻前往考察。這些社會議題，很自然地反映到了知識界的學術寫作之中。在人文學術界，費孝通的《江村經濟》《鄉土中國》及日后的《鄉土重建》都影響甚大；李景漢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亦是此中名作。黃炎培、晏陽初、梁漱溟、吳景超、盧作孚等人亦有大量論述。

尤值一提的還有陳翰笙、薛暮橋等人的一系列農村調查。曾游學多國的陳翰笙乃是“中國農村派”（“分配派”）的代表人物。他早年即有共產國際背景，20年代末開始對全國農村進行大規模調查。他先在江南農村深入考察；后通過宋慶齡等人鼎力協助，在嶺南開展了深度調查；隨后北上，在北平的清河等地進行了調研（而清河正是燕京大學最重要的社會調研和實踐基地），由此成為全國僅有的對江南、嶺南和華北等多個區域都有一手經驗和深入研究的學者。由于傅斯年等人的排斥，陳翰笙于1934年被迫離開中研院，中止了相關工作。1944年，陳翰笙飛赴印度后，在廣交各界名流的同時，他走遍了南亞的許多城市和村落，對當地農業進行了深度考察。1946年赴美任職后，他完成了英文著作《印度和巴基斯坦經濟區域》，成為蜚聲世界的農業經濟學家和南亞問題專家，其許多理念日后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農業政策中得到了體現。此外，張培剛于1934年大學畢業后進入中研院任職，參與了部分農村調研和農業經濟研究。1941年，他赴美留學后，繼續研究農業問題，并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成為發展經濟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這些前輩創造性的探索，為當時中國鄉村問題的應對貢獻了智慧，也為我們今日的智識探索提供了諸多養分。

本書重點關注鄉土中國的近代轉身，它采用長時段、跨學科的分析進路，時間跨度覆蓋了清末至20世紀末。它從多學科視角對鄉村世界進行了綜合性考察和融貫性分析，涉及到文教系統的觀念、制度、師資、課程體系、社會協同等方方面面。宏觀和中微觀相結合，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視角相結合，思想文教、軍政運作與社會經濟、物質生活相結合，是本書的顯著特點。

總體史和全球史分析則是本書的另一特點。近代以來，地方與全球深度互嵌。中國鄉村世界的變革也與國際環境緊密關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直接沖擊了中國農村；地緣政治因素深刻影響了國內的農學思潮和農業改良；國聯-華盛頓體系與共產國際體系這兩大國際體系也對卜凱及其“技術派”、陳翰笙及其“分配派”影響甚大。這已然呈現一幅世界性圖景。本書即嘗試“從世界看中國，從中國看世界”，從鄉土中國理解世界變遷，在跨國交互中探討中國與世界“共有的歷史”。

在刻畫鄉土中國的變遷歷程之外，本書還對其它數十個南方國家鄉村世界的變革作了白描，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跨國分析和比較研究。通過比較，我們不難發現，現代化雖是世界各國的普遍追求，但絕非理所當然的結果。近200年來，在所有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探索中，成功者是極少數特例，而非常態。“大多數國家并沒有完成這驚人一躍。而是在尋找寨窄門的路途中迷失了。”（郭建龍《失落的世界》）進入20世紀后，后發國家早已不可能像當年歐美的老牌國家那樣享有相對寬松的環境。列強壓迫、戰亂頻仍、競爭激烈、資源約束，使這些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難度呈幾何級增長。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更是如一道分水嶺，綿亙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農業現代化的實現絕非易事；大國的社會治理和鄉村建設，尤其極具挑戰性。謂予不信，試看印度、埃及、巴西、阿根廷、阿爾及利亞、剛果（金）、墨西哥、利比亞及秘魯等國的遭遇，便不難窺知一二。相比之下，20世紀中國的“山鄉巨變”對可謂極具特色。它絕非幸致。對此，我們當有更多了解之同情。

鄉土中國與全球南方當然有巨大差異，但都存在著中心與邊緣、裂變與傳承、傳統與現代等問題。而這些對所有國家幾乎都是不同程度上存在著的普遍性問題。自然，這也是學術研究必須正視和挖掘的基本議題。對此，包羅萬象的歷史研究亦責無旁貸。我們的歷史研究，不僅是為了回溯既往，更應揭示歷史深層的規定性、開掘現實世界所蘊含的更多可能性，從而打開新的世界圖景，使人們為實現最高可能性而前行。

20世紀末以來，全球進入前所未有的急遽轉型和加速蝶變階段，“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中國亦難例外。如今，傳統意義上的“鄉土中國”漸成歷史，新的“城鄉中國”日漸凸顯。有人甚至認為，中國正在進入“后開發時代”。這些都是我們今后需要持續探討的議題。

草于2025年12月29日

2026年5月中改定

本文原載《北京日報·理論周刊》2026年5月11日，發表時略有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