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潮汕情書，如何填補當下的情感缺口

或許此后，當人們再次提起“潮汕”時，除了英歌舞、牛肉火鍋之外還會想到一部方言電影：《給阿嬤的情書》，這部電影在2026年五一檔后半段上映，由汕頭潮陽人藍鴻春執導，全片采用大量素人演員，原版對白皆為潮汕方言。

電影的故事取材自潮汕地區真實的“下南洋”歷史。“下南洋”，也稱“過番”，集中發生于上世紀初到50年代期間。彼時，我國南部的潮汕、廣府地區，飽受連年戰亂與饑荒的侵擾，大量青壯年為謀生路選擇乘船渡海，前往馬來西亞、暹羅等地打工，再賺錢寄回養家。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下，更是催生出了“僑批”這一信匯一體系統，在動蕩的時局下同時扮演郵局和銀行的角色，勾連、維系著千萬個隔海相望的家庭。

《給阿嬤的情書》便是從一封僑批開始的。電影開頭，欠下巨款的曉偉試圖通過早年的僑批，找回下南洋后留在泰國的富翁阿公鄭木生，但到了泰國后卻發現阿公既非富翁，更是早已亡故。幾十年里，往家寄送的僑批均為此前被誤以為“二房”的女性謝南枝所寄。隨著曉偉的探訪，故事蔓延開去，觀眾走進了兩個潮汕家庭的家史。

作為一個潮汕人，這部電影顯然對我有不一樣的意義。這幾年，潮汕地區被貼上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名片，有人在春節期間千里迢迢趕來看一場英歌舞，有人覺得它非常“好吃”，有人會說這里是全世界重男輕女最嚴重的地方，還有一個我聽到過的最有意思的說法：潮汕地區就像另一層意義上的克蘇魯系，有著許多不可言說的規則，在這里生活的人都會默默遵循，但當試圖完全理解這些規則時則會被邏輯悖論導向瘋狂。在不同語意的疊加下，“潮汕”不再只停留于地理意義，文化現象、生活方式乃至對待事物的信念，都被統合在這個詞匯下。

在這種狀況下，人們的目光被一部電影再次拉回這里。在這段時間的發酵里，外界各種各樣的評價混合在一起，討論的話題也遠超過這部電影的好與不好。而那些被電影所呈現的、那些未能被電影所呈現的，以及這些討論，綜合在一起或許就能解釋為什么《給阿嬤的情書》會在當下突圍，也能更清晰地看到當下電影的缺失，與那些看似老土卻始終珍貴的價值。

我相信對潮汕人而言，幾乎都能指認出身邊的某個朋友、鄰居或親戚，真的就像戲中的某個角色一樣。他們的性格、行事方式乃至抽煙時的表情和說某句話時的神態，都如此生活化。導演幾乎像把角色扔進了下南洋時期的平行時空，讓角色的生活軌跡自然而然地交匯，再將這一切拍成了電影。

我尤其喜歡片中男主角鄭木生的同鄉。最開始執意要留木生在謝南枝的旅館住下，他說的是“別讓別人笑話”，“再開一間給你”。這些話和行為都是非常典型的所謂“潮汕做派”。住在這種旅館的同鄉，生活必然不富裕，但卻依然要為剛來暹羅的木生做點事。在那種情境下，他幾乎是把照顧老鄉當作了一種無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若是沒有盡好，是要“被人笑話”的。

這反映出人情在整個潮汕社會中的重要性。以前，一定程度上的邊緣與自治，讓潮汕社會有著強大的自組織性，人情和血緣紐帶是維系這個系統運作的重要紐帶，而這種紐帶進而帶來了重情義、講信用、曉世情等品質。對于潮汕人來說，“會做”是一種非常高的贊賞，而“會做”和“不會做”的區別就在于是否理解這套人情社會的邏輯。

當然在當下，我們會說很多東西是落后且沒有必要的，我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這種曖昧不明的社會環境嗤之以鼻，不屑一顧。但在當時，人情社會帶來了許多彈性，在法律之外形成了一套社會規范，于是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理解與這種紐帶共生的“僑批”和銀信局，為何能在戰亂中維持流暢的運轉。

保存至今的僑批文物，圖片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根據學者汪玉嬌的研究，“僑批”在當時幾乎是一個非常嚴密的跨國信息記錄系統。銀信局會長期記錄寄信人與收信人的關系，包括誰是誰的父親、誰是誰的兒子、來自哪個村鎮，甚至家里的土地與宗族情況。

同時，長期往返兩地的“水客”，以及鄉里的送信人，對特定的鄉鎮情況都非常熟悉，因此這套通訊系統中，哪怕有一個節點出了問題，整個網絡也不會斷裂，在動蕩時期，這是許多機制都無法比擬的優勢，這也能解釋為什么最后南枝寄出的長信在落水后，郵差依舊能將打撈回的唯一一張照片準確地送到淑柔手里。

人情網絡在許多方面扮演了為個體兜底的安全網，但與之相對，它也帶來了對個人的約束。每個人都必須生活在集體之中，個人主義被長期壓抑，從社會身份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家庭、宗族和人情的牽制。這種一體兩面正是潮汕的復雜所在。

電影的主角有三人，但雖說是三人，集中的情感互動大多發生在兩位女主角：葉淑柔和謝南枝身上。

在戲中，鄭木生客死他鄉后，南枝為了淑柔在家能心安，瞞下了死訊，冒充木生數十年，給淑柔寄送僑批。兩位素未謀面的女性就這樣養育了兩個家庭。

女性在潮汕地區的地位始終是一個備受討論的話題。一方面，基于濃厚的父權制宗族社會，女性在潮汕是長期失語和隱身的狀態，她們的境遇不被重視，常常遭遇殘酷的壓迫，嚴重的重男輕女風氣導致許多家庭持續不斷地讓女性生子，未能生出男胎的婦女則會遭到冷遇。這些現象有大量現實材料支撐，早已不是什么秘聞。

但另一方面，女性在潮汕的宗族系統中卻扮演著核心角色。可以說，如果沒有世世代代女性的操持，潮汕的祭祀儀式或許早已簡化甚至消失。而祭祀是體現一個家族臉面的重要場合，祠堂的規模、香火的多寡、參與者的數量，都被視為一個家族是否興盛的直接標志。不僅如此，一個家族中最年長的女性往往也需要協助打理一個家族的大小事務，宗族社會的結構下，大家族是一種常見的家庭模式，家中的女性如何處理各種復雜的人際關系，如何化解大家族中各個小家庭之間的摩擦，往往就左右著一個家族是否和睦、團結。

在嚴苛的生存環境下，未經任何理念指導的潮汕女性自然發展出了一種卓絕的生存智慧。那是一種當下人們無法想象的，幾乎舍棄了“我”的生活。就像影片中的葉淑柔一樣，當誤以為丈夫鄭木生在暹羅娶了二房太太，組成新的家庭后，她只是輕聲念了一句：“怎么這么久才說。”隨后將照片一撇，繼續做繡。而當得知了木生與南枝并沒有夫妻關系，只是朋友，擠壓數十年的誤會解開后，淑柔也只是說了句：“我看看橄欖菜煮好了沒。”接著起身，踱過下著雨的天井，走進廚房。

導演藍鴻春在公開采訪中多次提到了這些細節，他希望角色持續去做具體的事，用一件一件具體的事抵御各種各樣的痛苦。實際上，潮汕的女性也幾乎是這樣。漫長的歷史中，她們沉默，沉默著吞咽下各種各樣的痛苦，甚至于她們已經習慣忘記痛苦。

所以當淑柔得知木生已經去世多年時，她的第一反應是，南枝一個人要帶大這么多孩子，得多辛苦。在那一刻，她沒有想到自己，而是瞬間降臨到了南枝身上，感同身受地體諒著另一個素未謀面的女性。而另一面，南枝多年里心甘情愿的付出幾乎也不需要什么特別的理由，她只是憑著簡單的情義，在幫助一個需要幫助的人。

或許這種強大細膩的共情能力，只有在長久的沉默中才能習得，但也因此，女性獲得了更廣闊的情感世界。導演塑造了這樣一種女性情誼，這種理想化的想象無法真正彌補歷史的不足，但在潮汕地區，這種細膩的情感互動，也唯有在女性身上才能發生。

女性互助的題材在近幾年里頻繁出現在大銀幕上，但沒有哪部電影像《給阿嬤的情書》刻畫得如此具體，在一封封僑批中，情誼變成一件新衣、一紙偏方、一條咸豬肉、一輛新單車。以至于在結尾，年老的南枝與淑柔相見時，南枝的回憶依舊停留在過去，她惦記著“上次的咸豬肉收到了嗎”，也正是這種具體，讓構想出的兩個女性角色和她們的生活都不再懸浮。

在一幕幕戲的拼湊下，導演最終呈現出了一幅下南洋時期的潮汕圖景：互幫互助的同鄉社群、傳承到海外的祭祀活動、在排華政策下偷學漢語、不同人種之間的沖突、以及猝不及防的死亡。

木生之死這場戲，導演拍得非常輕。前一秒，準備衣錦還鄉的木生還在船上和同鄉把酒夜話，下一秒，賊人劫船，同鄉都熟睡，只有木生獨自攔賊，打斗發生時，鏡頭卻對準了木生剛買的嶄新西服。緊接著木生被殺害，拋入水中，輕得幾乎聽不到落水聲。

緊接著，南枝握著木生的訃告，站在銀信局里，鏡頭慢慢拉遠，她周遭盡是下南洋打工的番客：有人急于贖女，有人報平安，有人思鄉念家，有人找不到出路。導演就這樣漫不經心地把另一種生活攤開給你看：看生死如浮萍，遺憾總是多過圓滿；看愛情的甜蜜、相思的揪心、勞累的苦楚、歸屬的寬慰，情緒混雜在一起，無法命名。

在那一刻，故事的焦點從木生身上拉開，敘述的線不再只是在南枝、木生和淑柔身上打轉，它繞出這個家庭，將觀眾帶到了一個更廣闊的視角。就像前半段，我們一直在觀察著一片葉子的形狀，我們看它的顏色、脈絡和光澤，看它從發芽、壯碩到枯萎，而此刻，我們終于看見這片葉子是生長在一條怎樣的枝上，枝又連著怎樣更粗的枝干，以至于整棵樹的樣貌，也展露在我們眼前。

它試圖告訴我們，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每一個具體鮮活的人如何經營、保護自己的生活，試圖用近乎白描的方式傳遞一種真摯——不加掩飾、瑕瑜互見，仿若歷史的拓片。它讓人不得不放棄了所有批判的欲望，在這種真摯面前，那些試圖保持距離的客觀被無法抗拒的引力壓碎，一切居高臨下的評論都變得孱弱，失去意義，而哪怕是時代的縫隙中那些最微不足道的情感，在此刻也比那些最艱深縝密的言語更加偉大。

或許這也是《給阿嬤的情書》最可貴的地方。

當下，人們對電影的討論和要求總是非常鮮明，一部電影拍出來，觀眾習慣于審視它：敘事上老套還是新穎，政治立場是否有問題，引爆了什么樣的情緒和話題，是否具備現實意義。有時候，人們會借著一部電影，去攻擊那些喜歡或不喜歡它的人，有時候人們借著一部電影去攻擊另一部電影。有些導演拍電影時候，思考的是如何靠它拿獎，有些導演更直接，希望用電影刺激觀眾的情緒，靠它掙錢，很多時候，這些情緒也往往不是什么正面情緒。

更進一步地說，這是一個非常激烈的環境，人們愛就是愛到爆，恨就是恨到骨子里，話要說滿，表達要足夠有個性。每個人熱衷于找回自己的主體性，對自己有著近乎偏執的狂熱，對他人卻是近乎非人的淡漠，各種各樣的關系都成了待解決的課題。我們慢慢習慣以一種抽象的態度去審視自己和他人，習慣于將生活中的每一處細節命名、分類、歸納總結。

而要理解生活的復雜，呈現這種復雜，就唯有誠實。《給阿嬤的情書》沒有那么多的思考，在整個故事中，我們也無法將這些境遇找到某個源頭，它只是誠實地呈現蕓蕓眾生的命運。導演用一種非常拙的方式，傳達著人類最質樸，最能共情的情感。也是在這種時刻，我們會不得不重新思考生活的成分和質地。我們看到粗俗市儈的言行和字句斟酌的書信在同一個時空發生，未經主義指導的生活孕育出純粹、堅韌、善良的品質。

有些時候就是這樣，當一部文藝作品被時代選中，并不只取決于它本身有多優秀，更重要的，是它填補了那個時代的缺失。而當下，我們或許比任何時候都需要重新喚回人與人之間簡單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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