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南京一茶水攤販被重判，臨刑前開國大將來信，揭示其真實紅色身份
1928年春，上海調查科的情報報表從辦公桌一疊疊送往南京，紙張剛落案頭，核心內容已在另一條暗線中匯總。源頭不是旁人，正是被陳立夫稱為“穩妥能干”的副手鮑君甫。人人都以為這位留日歸來的廣東人只會埋首卷宗，鮮有人料到，他的筆記本還要抄送給另外一支隊伍——中央特科。
早在1926年，被陳養山引見時，周恩來對鮑君甫的評價簡單直接：“他能進去，也能出來?！币痪湓捙陌?，隨后陳賡負責接洽?？Х鹊昀?，兩人只談了十分鐘，外人看來像普通生意。陳賡遞過去一枚細小的金錠，說得輕描淡寫：“用它裝點門面，省得上面挑剔。”自那以后，調查科的“功勞”數字直線上升，蔣介石多次批示“上海情報可嘉”，殊不知，原件與副件去向截然相反。
1929年8月，抓捕風暴席卷租界。彭湃、楊殷等數位骨干落網，黨內推測有人泄密卻無確據。鮑君甫連續三周陪白鑫打麻將，聽牌間隙套出一條行程——“11月11日晚，去法租界老閘弄赴宴”。陳賡立刻將情報交給特科紅隊。槍聲響過，那棟石庫門門口留下四具尸體，其中包括白鑫夫婦。國民黨內稱此案為“查無兇手”，但調查科內部心知肚明，自此人人收聲。
同一年，營救彭湃的計劃因武器運送受阻而宣告失敗。此役讓周恩來更加認定：沒有精準情報，再勇敢的行動都可能白白送命。彭湃犧牲后，《紅旗》雜志發表悼文，點名痛斥叛徒。文章通篇不提鮑君甫，原因很簡單——他的名字既是盾也是刃，一旦曝光，整條滲透線將即刻斷裂。
1930年初，黃弟洪頻繁出入調查科機要室，引起鮑君甫警覺。順著其通信清單，他在先施公司地下郵局截到一份加密電報：黃擬引蔣介石到上海親自督捕“周某”。周恩來看完后輕輕合上信紙：“讓他來，但得讓他回不去?！辈痪?，黃弟洪被約到法租界一棟公寓，之后再無下落，外界只知道調查科悄悄銷毀了數份案卷。
顧順章1931年叛變，上海地下網幾乎被連根拔起。鮑君甫也被牽連關押，但因“尚無確證”半年后獲釋。此時特科已整體北移，他便順勢申請調往南京反省院任副院長，職位冷僻，反而安全。自此低調行事，偶爾總結舊日檔案，等待局勢明朗。
1949年南京解放，他沒有選擇南逃，而是在街角擺了一張茶水攤。鎮反登記開始，他心想“自己從未握過槍”，便未前往備案。1951年春，公安機關在街頭例行盤查把這位五十八歲的老人帶走。審訊室里，他只報出一個名字：“陳賡知我事?！苯酉聛淼碾妶笸底阕惆朐拢藭r陳賡正在朝鮮前線，回信卻只有一句：“此人貢獻頗大，可予釋放。”
獲釋那天，舊同事張道藩悄悄遞來路費；很快，周恩來辦公室又安排了一份閑職，讓他遠離公眾視線。鮑君甫依舊寡言，偶爾翻閱舊檔，看到自己當年擬寫的假報告，常會露出一絲苦笑。有人問他為何不寫回憶錄，他擺擺手：“留給檔案館，比寫書踏實。”話不多，卻點明了地下戰線的宿命——真正有價值的名字，往往只能等塵埃落定后，由歷史自己揭幕。
1969年冬，他病逝南京。葬禮十分簡單，沒有勛章，沒有挽聯，連墓碑上也只刻本名楊登瀛。多年以后，研究者翻閱特科移交檔案，才在一頁泛黃紙張上找到他的代號。一行小字，注明1928年至1931年間，共向黨中央遞交情報一百四十二件，其中“一級要件”二十九件。檔案署人員停筆良久，感嘆聲低不可聞：“這樣的人，活著時不能張揚，走后也無需張揚——檔案替他作證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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