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舊案錄之二：白骨無聲/1983年四川劍閣殺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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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1月初的一個雨后清晨，四川省廣元市劍閣縣抄手公社，被一層淡淡的霧氣所籠罩。清新的空氣里彌漫著泥土和草根混合的氣息，石板路上汪著一片片未干的水漬，在晨光下閃爍著細碎的光斑。早起的公雞在村落里喔喔地叫著，打破了清晨的寧靜。農家小院的煙囪里，緩緩升起裊裊炊煙，女人們開始忙著準備一家人的早飯。

十六歲的田娃子一早起來上茅房，走到牛棚前，看到牛棚西墻倒了一片，牛不見了。田娃子仔細看了缺口，判斷是雨淋后被牛撞開的，不像是人為扒掉的。牛走丟了在農村是常有的事情，只要不是有人故意偷牛，很快就會找回來。所以田娃子沒太著急，順著牛的腳印往村外走去。

現代刑偵的足跡學里有“步法追蹤”這樣一門學科，是從內蒙牧民的“碼蹤術”發展而來，正是牧民們按照牲口蹄印尋找走丟牲口的經驗中總結來的。不同的牲口都有自己獨特的足印，牧民可以根據足印判斷牲口的種類、體重、步態，確定是不是自家的牲口，判斷是多久以前留下的，走得快還是慢，根據這些信息很快就能找到走丟的牲口。50年代末，牧民馬玉林運用“碼蹤術”幫助警察抓獲了盜竊犯，被破格招入警察隊伍。從而我國警方在足跡學里開創了“步法追蹤”技術。

田娃雖然不懂這些，但他也知道順著牛的足跡肯定是可以找到那頭出走的老牛的。雨后泥濘的山路上留下了一趟清晰的牛蹄印，田娃快步跟著足跡向松林坡的方向走去。

大約走了三里多，眼前便是一片山坡，坡下是一條雜草交錯的小路，沿著小路走了一段，牛蹄印不見了，田娃四下看看，一眼看到山坡上不遠處自家的老牛正在悠閑的吃草。田娃離了小路，趟開雜草，撥開灌木，一路罵著往山坡上走去，來到老牛近前，一把抓住了牛鼻子上的韁繩，剛想用韁繩抽老牛兩下，就見不遠處的雜草斷枝下白花花的一片。牽著牛走過去一看，不禁哎呦了一聲嚇得魂不附體，原來是一片白骨，一顆張著大嘴的骷髏歪在地上。田娃趕緊拉起牛頭也不回地往坡下跑去。

雜草灌木下躺著一片白骨

電話鈴一陣緊似一陣，劍閣縣公安局值班員慢悠悠拿起話筒，耳機里傳來急促的聲音：“我是抄手公社，在民主三隊的松林里發現一堆白骨，你們快來，……”

午后的太陽暖融融的烘烤著大地，一輛吉普車開到村口嘎吱一聲停了下來，劍閣縣局的偵察員們下車和早已等候在這里的社隊干部一起，往山上走去。走了約摸三里路，到了現場。現場在一塊橢圓形有七百來畝面積的荒山陡坡上，坡上長滿了松樹和荊棘，林中沒有道路，只是在坡下有一條小路，小路中間往上110米就是發現白骨的地方。

這條小路雜草叢生，雨后滿是爛泥，是一條人跡罕至的山路。偵查員們索性脫了鞋子，挽起褲筒，光著腳踩著爛泥，撥開草叢荊棘，一歪一扭的走進了現場。

技術人員們開始勘查工作。所有人看到那堆白骨，心里都明白這將是一起棘手的殺人案。因為尸體白骨化說明案發已經很久了，且是在露天室外，歷經風霜雨雪難以留存下什么證據和線索。

本文將要講述的就是發生在42年前的這起四川劍閣白骨案。事發地抄手公社如今在地圖上已經找不到了，因為在1992年劍閣縣調整區劃，抄手被并入了城北鎮。現在還有抄手鋪和抄手小學的名字可以查到，原址位于古蜀道上，沿途還能看到千年的古柏。在四川餛飩叫做抄手，抄手鄉的名字是不是和餛飩有關，筆者沒有查到可靠的信息，也就無從說起了。本文較長可以先轉發給自己再慢慢閱讀。

盡管尸體已成白骨，偵查員們經過一番勘查還是獲得了一些信息。

骸骨頭部與軀干分離，從頭骨和脊椎的位置以及破損情況看，并非斬首，而是自然脫落。全身呈白骨狀，頭部位置被兩根砍斷的柏樹枝遮蓋，從白骨四周的斷枝看，當初應該是全身都被柏樹枝覆蓋，之后身上的小樹枝由于風吹雨淋或是動物的拉扯已經散落在四周，唯有頭部的兩根較大的樹杈還留在原位。頭骨東側3米和南側11米處，找到兩棵柏樹，樹枝上有斷面與覆蓋頭顱的柏樹枝斷面吻合。斷面已經氧化為淺褐色，可見，拋尸有一段時間了。斷面不夠整齊，肯定不是鋸斷的，應該是用斧子或者鐮刀、柴刀砍斷的。

頭骨左顳部有一13x5厘米的橢圓形粉碎凹陷性骨折，經搜索，獲得大小碎片32塊，拼合后，與骨折凹陷相吻合，從形態判斷是棍狀鈍器從側面打擊所致。顱頂在6x3.5厘米的范圍內，有四個凹點，凹陷處都有米粒大小的尖銳凹痕，并伴有血液滲透痕跡。這可能是用尖頭錘子、鐮刀尖或者不是很鋒利的匕首連續戳打所致。

頭骨左側，緊挨著頭骨的地上有黃色的確良二號軍帽一頂，軍帽內外散落著少許一片片長約5厘米的黑白相混的頭發，白發約占40%。雙腳位置有一只農村自制的黑條絨布鞋，鞋里兒是白點綠底棉布，鞋底也是用麻線納的自制棉布鞋底。

軀干有部分骨架已被野獸拖至北側三米外一塊約五平方米的灌木樹坪內。頭骨北四點八米處，有黃的確良二號戰士服一件和少許已腐爛不堪的藍卡其布、勞動布碎片，拼接后警方認為是死者生前所穿的褲子。頭南十米處，有已腐爛的帆布軍用褲帶一根。頭西南三十五米的干溝岸邊草叢內，有已腐爛的黑色小方形人造革皮包一個；頭北兩米左右的土坎荊棘叢內，有一根長1.19米，大頭圍16厘米、小頭圍10厘米的牛筋木棒一根。

牛筋棒就是用紅栒子木做的木棍，兩頭一樣粗細叫棍，一頭大一頭小叫棒。因為這種木棒柔韌性極佳，不易折斷，且材質堅硬，紋理細密，具有良好的耐磨性和抗腐蝕性，所以被當地人叫牛筋棒。這種木棍也常被制成長桿冷兵器的桿子。

經勘察，雖然牛筋棒長期在室外，已經看不到血跡，提取不到指紋，但其形態和頭骨左顳部的傷痕吻合。刑警懷疑，兇手應該是用這根棒子砸在了死者腦袋上，讓死者失去了反抗能力。在骨頭上沒有發現其它傷害痕跡，所以頭部的塌陷應該是致命傷之一。死者被擊打倒地后，頭頂又被不太鋒利的銳器戳打，但不足以致命。事后兇手將兇器之一的牛筋棒丟棄在了現場，而尖銳器在現場沒有被發現。從兩種兇器，兩種力度猜測有可能是兩名兇手，也可能是一名兇手攜帶了兩種兇器。

死者是否有內臟破裂傷，或者其他傷口流血過多導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此時已經無法判斷了。但左顳部的傷口足以致命。

“這松林坡一般些是沒得人走嘞，要不是上山找牛嘞，田娃子看到起，怕硬是哪個都不曉得這點兒死了個人喲。這死人離小路遠得很嘛，哪個看得到嘛？”村干部向警察們介紹著情況。

刑警隊長劉帆點點頭，環顧著四周，首先要排除死者是不是意外或者自殺。這里的確是荒野，但卻沒有懸崖峭壁，死者身邊也沒有大石塊，首先可以排除失足摔死的可能。頭上有致命傷，也可以排除突發疾病死亡的可能。那根棍子和頭部傷口吻合，而且至少打擊了兩次。一個人是不可能對自己下這樣重手的。而且從角度看，自己操作難以達成這樣的傷口角度，顯然這是一起兇殺案！

讀者讀到這里，可以停一下，自己根據上面的現場勘察做一些初步推斷，看看能不能比刑警們推斷出更多內容。

劉帆思考著，死者左顳骨粉碎性骨折，是兩次鈍器打擊所致。顱頂四個血液滲透凹痕，是一種硬度較大的鐵質帶尖工具形成，根據環境判斷，更似鐮刀之類的工具所致，從角度看，死者倒地后，兇手站立用鐮刀彎頭勾砍死者頭部，正好可以形成這樣的傷痕。兇殺定性沒有問題。

法醫現場驗尸以后也講了自己的看法：從顱骨生理特征判斷，死者系男性，第二、三磨牙的磨損程度為一到二級，結合骨縫融合情況看，可推算死者年齡應為二十五到三十歲之間；從肱骨長度計算，死者身高約1.7米，從骨肉分離、布片腐爛程度等情況推斷，死亡時間在半年左右。

痕檢技術員接著說道，因死亡時間太長，加上夏秋連續暴雨，洪水沖刷，現場遭到極大破壞，僅現有情況看，還難以確定這是第一現場還是拋尸的第二現場。

對此劉帆更傾向認為這里是第一現場，因為兇器就丟在附近，可能是兇手在砍樹枝掩蓋尸體時，將木棒隨手一丟，之后由于慌張忘記了或沒有找到而遺落在現場。坡下的小路布滿碎石和爛泥，自行車都難以進入，只能徒步。最近的村落在三四里之外，轉移尸體無論是一人背還是倆人抬，都目標太大，所以這里是第二現場的可能性不大。

還有那個黑包丟棄在現場，更說明這是第一現場，因為兇手完全沒有必要將尸體和黑包一起帶過來，然后再丟棄。還有一個關鍵證據是死者的帽子就在頭骨附近，顱骨頭頂有砍戳傷，而帽子頂部完好，推測是死者倒地后帽子被甩掉，然后兇手對死者頭頂進行砍戳。

技術員接著說道，從現場上的黃軍帽、戰士服、軍用褲帶等分析，結合法醫給出的年齡判斷，死者可能當過兵或其親友當過兵，但無任何東西能夠證明死者的具體身份和住址。從現場上發現的黑色人造革空皮包推斷，殺人劫財可能性大，但還不能肯定排除仇殺或其他因素殺人。

劉帆認為，如果這里是第一現場，從左顳骨凹陷形態角度看，死者是在不防備的情況下，遭到來自側后方突然襲擊。且襲擊者應該身高低于死者。根據公社干部介紹，林間小路上通常行人極少，如果是攔路劫財，這里并不是最佳的埋伏點，因為可能埋伏一天也見不到一個人，即使見到了也可能是身無分文的行路農民。所以隨機攔路搶劫傷人的可能性不大。反而可能是兇手與死者相熟，將死者騙到此地殺害。或者是了解死者行蹤，故意埋伏在這里劫殺。后兩種情況都是熟人作案。

如果是兇手將死者騙到這么荒涼的地方，或者兇手知道死者會在什么時間途徑此地，那兇手一定和死者不僅是熟人，還有較深的交往。

劉帆帶著手套拿起那只黑色的空皮包，里面什么也沒有，那么原來是裝什么的呢？這種隨手攜帶的小皮包，一般就是裝一些證件，文件或者現金一類的東西。這讓劉帆更傾向于本案是劫財殺人。或者是殺人后順便劫財。

經過一番討論，死者的形象在劉帆的腦袋里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晰了，這是一位身高約1.7米，年齡約30歲，留平頭，頭發灰白，戴的確良軍帽，穿解放軍戰士上裝，藍布褲子，黑色條絨布鞋，隨手提著一個黑色人造革皮包，半年前在這一帶活動過的男人。這種裝扮在當時的鄉間隨處可見。但死者的身高，手里的黑包和花白的頭發成為查找其身份的重要線索。

1.7米的身高怎么也能成為線索呢，因為在當地、當時身高1.7米就屬于大高個了。

死者的畫像已經在偵查員們的腦袋里勾勒出來了，那么兇手又是什么樣子呢？

死者的畫像已經逐漸清晰起來

劉帆向在場所有偵查員談了自己的意見，罪犯是一人或者兩人，其中一人肯定是男性青壯年，因為從顳骨傷口判斷力道很大，兩棒子便幾乎砸碎了腦袋。在野外殺人，說明罪犯膽大妄為，對死者一擊斃命。兇手殺人手法果斷準確，很可能有前科。兇手和死者有一定交往，或許產生過某種矛盾，或者有經濟往來。手邊有鐮刀等鐵質工具。

根據遠拋近埋的規律，尸體在這里被發現更像是拋尸。但不能刻板的做出死者尸體肯定來自遠處的結論。因為將尸體扔在這里和埋尸區別不大，同時也說明了兇手了解當地情況。對現場附近地形、道路熟悉。所以劉帆認為這里是第一現場，兇手就應該生活在案發地附近5公里范圍之內。

兇手大概率半年前和死者曾經在這一帶活動過，具備將死者引至現場附近的條件，發案后兇手經濟情況可能出現反常。

都說兇殺案明確了死者身份以后，案子就等于破了一半。因為圍繞死者，無非就是情殺，仇殺，財殺，往這三個方向去查，總可以揪出兇手。但目前這個案子，只有一堆白骨，無法確認身份。

那現在是怎么確認身份的呢？首先測DNA，然后到全國失蹤人口庫中比對，條件設置為25-35歲之間，男性，身高168-173毫米。估計一兩天就能找到。現在，別說一個大活人失蹤半年了，就是一兩天聯系不上也會去報案。現在甚至還可以通過顱骨還原死者生前面貌，用照片比對，人臉識別確認死者身份。這些手段那時候還沒有，此時，如果死者不是本地人，家里人即使報了人口失蹤，因為沒有網絡，案發地也一時難以得到這個信息，要派人親自去外地的派出所手工翻找失蹤檔案，這顯然是不可行的，除非有證據明確指向某地。

白骨發現后，附近的干部、群眾心里很害怕，每到天黑不敢單人行走，白天都不敢去密林砍柴放牛了，一時人心惶惶。

偵察員查閱了本縣近期失蹤人員的資料，沒有發現和死者相符的。于是，對死者是不是本地人又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討論，因為現場在古蜀道附近，距離川陜公路、寶成鐵路不遠，周邊公路上每天經過的長途客車就有10多個班次，貨車通過量更大，而抄手公社前后方的劍閣、沙溪壩都是四通八達的交通樞紐站，這樣，牽涉的范圍可能很廣，目前不知道死者面貌，卡不準作案的具體時間，要偵破此案，難度非常大。

爭來爭去，劉帆最后定調：先不考慮死者到底是哪里人，在死者只是一堆白骨的情況下，如果輕易確認死者是外地人，就更加查無可查，對案件偵破沒有任何幫助。所以先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尋找無法確認的信息上，現在基本可以確認的是兇手大概率是本地人，所以我們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先找行兇者的線索。

話說的簡單，做起來卻是困難重重。以死者找兇手，有一個清晰的劃定范圍。而在不明確死者身份的情況下，只能廣撒網多撈魚，需要做出大量尋訪查工作。破案的關鍵在于偵察范圍的劃定是否準確，偵察措施是否恰當、周密。而這一切，中心的問題是主觀判斷和客觀事實是否接近一致。現在沒有人能告訴偵查員們的判斷到底是不是正確的，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根據松林坡現場特定的情況，罪犯選擇松林坡這樣僻靜的地方作案、藏尸，從死者和平進入現場，都說明罪犯和死者，特別是罪犯與當地有一定關系，立足本地，是可能發現線索偵破此案的關鍵。”劉帆堅定地說，“尋找一個半年前和外地人或者本地人有頻繁往來，之后這個人突然消失的情況，只要肯下功夫，就一定能發現這樣的情況，也就會找到兇手或者被害人！”

聽了劉帆的話，偵查員們有了一些信心。大家經過一番討論，集思廣益，確定了從五個方面開展調查：

一、以現場為中心，將附近社、隊劃為重點調查范圍，首先摸排去冬今春來往過的流動人員，了解他們的行蹤和表現，查死者、查兇犯同時并進；

二、了解公路沿線社、隊在今春以前失蹤未歸、與死者基本形象相似的人員；

三、深入鄉村，發動現場附近社隊的干部、群眾提供疑人疑事；

四、摸清半年前后到過現場附近的人，比如放牛或砍柴人員，詢問有無可疑人和可疑跡象；

五、注意排查五月份以來經濟突然出現反常的人。

工作思路明確，尋訪查工作很快按照計劃鋪了下去……

一個星期過去了，返回來的消息是近一年來，方圓二十華里范圍內無人失蹤。半年前到過劃定區域內做過手藝的木匠、石匠、裁縫、篾匠等共調查了六十四人，大部分行蹤清楚沒有異常。經常到附近放牛和砍柴的老鄉也回憶沒有發現過什么可疑的情況。

刑警們騎著自行車，行駛在泥濘的山路上，一個村一個村的走，一家一戶的訪，一個人一個人的問。聊家常，扯閑篇，家長里短，七大姑八大姨，誰家婚喪嫁娶，誰家和誰家有矛盾，誰家得了浮財，偵查員們都是問得清清楚楚！偵查員們住在鄉下，吃在村里，得不到線索，誓不回師。這一案件在當地相當轟動，百姓積極配合，有的沒的都要找偵查員聊一聊，希望幫助警察早日抓到兇犯，還一方平安。

偵查員的付出總是有回報的，群眾反映，篾匠（走鄉串戶編竹制品的手工匠）張成惠帶著徒弟馮健兩人，在今年5月，來這一片鄉里編篾貨，因十七歲的馮健年齡還小，比較貪玩貪嘴，偷吃雇主家的油渣，張成惠氣不過當眾打了馮一耳光（很像電視劇《六姊妹》里老大何佳麗偷吃油渣的情節，那時候人們嘴里都缺油水）。馮面子上過不去，說了一句“你等著，早晚要你好看！”就跑了。馮隨身帶著篾刀等鐵質工具。跑了兩天，馮沒地方找飯吃，自己又回來了，二人干到5月中旬離開了這里，不知去向。10月份僅馮健一人又來此地找活，群眾問他師傅呢？他支支吾吾說自己出師了。而張成惠三十多不到四十歲的年紀，在當地干活時，就穿著草黃色上衣和藍褲子。張成惠會不會就是那堆白骨呢？馮健又是不是兇手呢？

刑偵隊立即派專人循線追查，終于找到了張成惠的家里，進門看到一男子端著飯碗正在吃飯。詢問姓名，此人回答自己正是張成惠，問起馮健，張說馮不聽話脾氣倔，早就把這個徒弟轟走了。馮健的嫌疑隨之解除。

偵查員們回來后，唉聲嘆氣，都說這么查得查到猴年馬月去呀。而劉帆卻充滿信心，他鼓勵大家：“你們看，這樣的線索都被我們掌握了！兇手作案必然會露出蛛絲馬跡，只要我們不放棄，就一定能查出來。我們不能讓那副朝天的白骨含冤九泉！更不能讓鄉親整日提心吊膽，也不允許兇犯可以逍遙法外！”

刑警們聽了都很振奮，繼續奔赴一線，尋找殺人兇手！

有人反映民主五隊一對堂兄弟何鳳三和何鳳成去成都做糧油、山貨生意，四月走的，五月只有何鳳三一人回來了，何鳳三回來后買了自行車、修了院墻，自稱在成都賺了錢。而堂弟何鳳成留在了成都繼續尋找商機，至今未歸。何鳳成二十七歲，身高1米68，有少白頭，平時也愛穿草黃色軍裝（那時候全國穿軍裝和藍褲子的男人能占我國男性的一半以上）。

警方立刻到五隊進行調查，找到了何鳳三，他果然有一輛山鷹牌新二八加重自行車，果然說堂弟在成都一帶作生意。何鳳三還拿出了七月到十月間從成都寄來，署名何鳳成的信件，信件內容主要是讓何鳳三在老家收購何種山貨等。根據何鳳三提供的住址，劍閣警方聯系成都協查，不久成都回報，在成都金牛區何鳳三和何鳳成大伯家找到了何鳳成。何鳳三的嫌疑也就此排除。

這樣的線索一個個被發現，又一個個被排除，警察貌似在做著大量的無用功，但真相就在這些看似徒勞的尋找中出現了。

一天民主八隊社員劉恩春主動找到住在村里的偵查員小吳反映，本隊劉惠容家，5月份曾來過一外地人，聽說是為了托她丈夫母友喜幫買化肥而來。之后那人也不知道去哪里了，而她家好像突然富裕了起來，夫妻倆不僅買了手表，還買了一臺落地的四用收音機（可以放廣播，放磁帶，可以錄音、擴音，80年代地方電子廠做過有很多奇怪的電器產品）和一輛自行車，以及新衣服等。有人問母友喜哪里來這么多錢？母說是以往省吃儉用的存款云云。

調查的五個方向里，經濟情況突然異常，就是其一，這一線索引起了偵查員的特別關注。為什么要特別關注呢？因為兩塊手表，一臺四用收音機、一輛自行車，一些新衣服等物品不是一兩百塊錢就能買來的，聽上去怎么也要上千元，這可是一筆不小的錢款，一個農民家庭怎么來的這么多錢呢？偵查員們馬上對母友喜家展開調查。

母姓在中國是一個稀有的姓氏，但也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姓氏，歷史上有一些名人，但都不是很有名。母姓在四川廣元，尤其劍閣一帶比較多。山東、河南、河北、云南也有分布。

母友喜三十二歲，家庭條件一般，有兩個孩子，妻子和岳母在家種口糧，沒有其它收入，他在沙溪壩裝卸隊作臨時工賣苦力，干滿一個月也就40多元。除此之外，沒有其它生意、買賣和手藝。詢問同樣生活條件的同村家庭能否攢下買手表、四用收音機和自行車的錢，都紛紛搖頭，說不可能。80年代初的農村大多還是比較苦的，雖然已經開始承包到戶，但靠種地和賣苦力為生的家庭是基本沒有余錢的。

劉帆決定正面接觸母友喜，如果案件與母友喜有關，半年多后才發現尸體，無疑會讓他放松警惕。購買這些“奢侈品”說明他已經心存僥幸，放下了戒備。如果母友喜果真是罪犯，其文化不高，也沒怎么出過門，眼界一般，在接觸時，很可能會暴露出難以掩飾的破綻。于是確定，在繼續圍繞母友喜展開外圍調查的同時，對母友喜展開“火力偵察”，促其暴露。

一天，劉帆帶著一男一女兩名偵查員，著便裝，以縣上下來搞戶口整頓的名義，到母的生產隊召開社員座談會，了解去冬今春以來過往的外地人。

會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回憶當初有什么外地人來過生產隊，有人就提起母友喜家來過一個外地人。戴著一塊亮閃閃嶄新的上海牌女式手表的母友喜的妻子劉惠容毫無顧忌地說，沒錯，今年5月，有一個姓王的鶴齡人來過她家，托其丈夫幫助購買化肥。上午來的，在家吃了午飯談完事，下午母友喜就送他到公路上搭車去劍閣了。

座談會后，好客的劉惠容還主動邀請劉帆等偵察員到她家作客，劉帆正求之不得呢，馬上點頭答應。

之所以請“試點干部”去家里坐坐，大概是劉惠容想向客人們展示一下自家新買的高檔電器——四用收音機。她拿出磁帶放蘇小明的《軍港之夜》給客人聽，劉帆連夸這東西好稀罕。不久，劉的丈夫母友喜從地里干活回來，看見來了客人，端出核桃陪客談話。母友喜身高有一米六，黝黑的皮膚，身體很壯實，說起話來笑瞇瞇的，是一個典型的外型短粗憨厚的農村漢子。偵察員扯南道北，話間，突然提到其妻講的買化肥人。

“對頭，是有一個姓王的鶴齡人，5月份個人跑起，來找我幫他買化肥，我莫得應承，后來吃了晌午把他送到劉家彎公路邊邊兒上，搭縣汽車隊唐茂先開嘞貨車到廣元切咯。”母友喜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坦然應答著。劉帆問母友喜：“這個姓王的叫啥子？”。母友喜說：“只叫他王哥，不曉得啥個名字。我在裝卸隊經常幫著供銷社裝卸化肥，和供銷社那幾個耍的好，也不曉得他是咋個曉得滴！”

為了穩住母友喜，劉帆故意岔開話題，說起他家的房子來，又聊了一會，托辭離去。

“好！姓王的，鶴齡人！縣車隊司機唐茂先”，劉帆心里默念著離開了母家，轉路又去了向刑警小吳反映母家來客的劉恩春家，劉恩春回憶他見過的那個買化肥的人，戴軍帽，穿軍上裝、藍褲子，年齡大約30來歲，個子蠻高，得有1.7米上下，而且是少白頭。同死者形象基本符合。死者穿著細節和具體身高等特征是沒有對外公開的，劉恩春能說出來這么多點都符合，說明王姓買化肥人很可能就是死者。

回到當地派出所，去沙溪壩裝卸隊調查的偵察員也回來了，匯報說裝卸隊領導告訴偵查員，母在裝卸隊工作期間，經常跟別人借錢，而且三毛五毛的總是拖著不還，平時除了抽煙喝酒，吃用都很節儉，從沒聽他說過自己有什么存款，好像還有人要債追到沙溪壩來。裝卸隊領導提到，五月以后母沒再來上過班，之后曾經有人來找他問過有沒有見一個姓王的來這邊買過化肥，領導說不知道。劉帆聽后，覺得案情終于迎來了進展。

劉帆派偵查員去訪問縣車隊司機唐茂先，他一口否認曾幫母友喜捎帶人去過廣元，說完全沒有這個記憶。

此時，縣上召開全縣區社干部參加的擴干會，縣公安局借這個機會要求參會人員幫助調查鶴齡等區各公社今年5月以來有無外出未歸的人員，這些干部一下竟然報上100多人來。其中大多數都沒在失蹤人員名單上。那時不僅交通不便，通訊也很不方便，一封信省內也要三五天。一個人出門半年不聯系不是什么新鮮事。

偵查員仔細篩查了一遍鶴齡區的外出未歸人員，重點比對王姓，三十來歲的男性。很快發現錦屏公社復員軍人王繼榮今年5月外出給生產隊買化肥至今未歸，而公社干部所述他的身高、衣著、頭發等，與勘查現場刻劃的死者形象相近。

劉帆和偵查員驅車去錦屏找到王繼榮家，通過其妻子、岳母和生產隊長，了解到，王繼榮二十八歲，1973年參軍，1976年復員。今年（1983年）2月帶上現金外出給生產隊買化肥，通過介紹找到沙溪壩裝卸隊的母友喜買回尿素肥5000斤后，鄰近生產隊紛紛托王幫買。3月，王帶上鄰近四個生產隊的現金2300余元離家，4月返回時說錢已交給母友喜。5月初，王去沙溪壩裝卸隊找母，沒有找到，5月15日又去沙溪壩，至今未歸。6月，王繼榮的父親托人去沙溪壩找母友喜問王繼榮去向，沒有找到母友喜。王家疑王繼榮是否將錢失落不敢回家或私吞錢款外出做生意去了，再未找尋。

為了證實死者確是王繼榮，便向王的妻子、岳母出示死者遺物。她們一見到衣、帽、鞋，便嚎啕大哭起來。她們所述的軍帽內襯布是撕掉的、鞋里兒襯布的花紋，都和現場提取的死者衣物特征一致，從而證實死者正是王繼榮。母友喜也隨之成為殺人嫌犯。

找到了死者，對案偵工作是一個重大突破。為了確證是母友喜殺死王繼榮。偵察員們分兩路調查王繼榮5月前后的活動和母友喜5月后的行蹤，圍繞母與王的交往過程和母的經濟情況，進行了周密細致的調查。

王繼榮同鄉，沙溪壩鐵廠工人趙惠宗反映王2月來鐵廠寄放過5000斤化肥，說是裝卸隊母友喜幫忙在廣元寶輪供銷社買的。5月6日，王又來鐵廠，說還要找母買化肥，這次要買8000斤，已將肥料錢交給了母，而之后王未再來過。廣元寶輪供銷社耿光志和倉庫保管員張文銳證實，2月份確實賣出過尿素5000斤，要求返回化肥口袋，王繼榮拿出200元押金作抵押，供銷社給王開了押金條，講定，以后拿口袋和押金條來取押金。五月底，母友喜拿著押金條來取押金，但因為沒有口袋，押金至今也未取走。

沙溪壩裝卸隊炊事員彭家松說，母友喜帶一農民出外買化肥，之后母就沒再來過裝卸隊上班。母友喜的妻子劉惠容證實5月王和母同走后，未見王再來過。

經查，母友喜，32歲，原是張王公社人，1976年作上門女婿與劉惠容結婚。1983年2月份以前，他在本地和老家借債400多元，債主多次催債，均無錢還。自同王繼榮來往后，先后買了兩只手表，一臺四用收音機，一輛五羊牌自行車，添制了40多件衣物，并買了家具，基本還清了欠債，還借出100多元，算下來花去1700多元。在裝卸隊查母友喜的收入，近兩年他共上崗207天，收入總計527元，除去基本生活費用外，根本沒有結余。

警方決定傳訊母友喜，詢問其收入來源，母胡說一通，先說是攢的，警方出示了他的收入調查結果。他又說是撿的，但說不清是在哪里撿的，警方說，這么一大筆錢丟了，并沒有接到過丟失報案！

母無法自圓其說的種種狡辯，都被警方拿出事實一一駁回，之后母干脆不再講話。警方決定正式逮捕母友喜，面對警方出示的證據，母友喜無法抵賴，最后只得交代了他殺害王繼榮的過程。

王繼榮是通過他的堂兄介紹認識母友喜的。第一次母幫王買到化肥后，王應鄰隊要求，再次托母幫買化肥，4月，王交給母貨款1650元，母私吞了這筆錢，還了一部分催得緊的債務。之后，王問母買化肥的事，王說，能買就買，買不到就退錢。事情拖到五月中，母拿不出化肥，又還不上錢，于是下了殺人的惡念。一日王登門，再次詢問化肥，母繼續假言哄騙。中午吃了飯，母說要搭豆角架，讓王陪他去坡上砍樹枝棒棒，毫無防備的王繼榮就跟著母友喜去了松林坡。

到了坡上，母友喜趁王繼榮不備，突然用牛筋棒猛擊王的頭部兩次，王立刻倒地抽搐。母怕王不死，就用鐮刀朝王頭上猛砍幾下。見王完全不動了，砍了柏枝遮蓋尸體，將王隨身帶的小黑皮包打開，搜出380元現金和押金條一張，之后將皮包隨手甩掉。由于慌張走得匆忙將牛筋棒丟在了現場，之后也不敢回去找。回家后，向其妻詭稱，已將王送上公路搭車去劍閣。突然發現王的帆布挎包和電筒還在家里，就跟妻子說王繼榮說改天讓我給他送過去。

警方按母的交代，從其家中找到了王的挎包，床鋪下找到押金條，又在沙溪壩裝卸隊找到王繼榮的電筒，經死者家屬辨認，確認是死者之物。同時，從母家取得兇器鐮刀一把，經檢驗與死者頭頂的凹陷完全相符。

至此，案情大白，一件本無破案希望的白骨案在偵查員不懈的努力和大量的走訪下使死者得以安息，兇手得到懲處！

兩個月后母友喜被法院以故意殺人罪，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從本案也能看到一點，最終還是確認了白骨的身份，進而查出死者和母友喜的關系和經濟交往，并通過這些證據迫使母認罪。如果母低調一點，不急著買那些“奢侈品”。如果死者不在劍閣縣范圍內，是外省的，在當時就很難查到其身份，也就無法拿到更多證據讓母認罪。在那個還沒有高科技的時代，這類案的偵破不僅要考刑警的不懈努力，還要靠天時地利的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