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AI假收據：大學生偽造收款記錄，觸碰了哪些法律紅線？

2026年5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學國家電投智慧能源創新學院發布一則通報，引發社會廣泛關注。通報顯示，該院本科生樊同學與他人合作參加首屆全國“AI+能源”大學生科技創新競賽并獲二等獎，在競賽獎金分配中偽造收款記錄、瞞騙獎金金額。校方對此給予嚴重警告處分，同時調整其出入黨積極分子隊伍，終止“榮昶儲才計劃”學員資格，取消校內轉專業擬錄取資格。

一場圍繞5000元競賽獎金的糾紛，最終以一張標注著“豆包AI生成”的虛假收據而引爆輿論。當AI技術被用來偽造證據，當昔日“明星學生”的光環與偽造記錄的行為形成強烈反差，這起事件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審視法律問題的樣本——在類似情境中，當事人的行為究竟觸及哪些法律邊界？高校紀律處分有無救濟途徑？AI偽造證據又將面臨怎樣的法律后果？

一、從謊言到偽造：三層遞進的不誠信行為

回顧事件經過，樊同學的行為呈現出層層遞進的特征，每遞進一層，行為的性質和法律風險都在加劇。

第一層：隱瞞獎金已到賬。 賽后，樊同學多次對隊友謊稱“獎金未發”，而實際上5000元獎金已于二月初打入其賬戶。此時，合作同學對獎金的真實狀態一無所知，完全依賴于樊同學的單方陳述。

第二層：虛構獎金金額。 在被質疑后，樊同學改口稱獎金僅有2000元，并試圖用500元了事，甚至反問隊友“你憑良心說你的工作500夠不夠”。這一階段，樊同學不僅繼續隱瞞真相，還主動虛構了一個遠低于實際的金額數字。

第三層：使用AI工具偽造收據。 為了圓謊，樊同學用豆包AI生成了一張虛假的獎金收據。這張收據上甚至赫然標注著“豆包AI生成”的水印，但其仍將其作為“證據”出示給合作同學。

經學工辦調解后，樊同學曾承諾補償隊友4500元，但始終未履行。也就是說，直到校方通報之前，合作同學仍未收到應得的獎金。

二、法律定性：民事不法還是刑事犯罪？

要準確分析這一行為的法律性質，首先需要厘清團隊競賽獎金的法律歸屬問題。

從民法角度看，兩人合作參賽并共同獲獎，獎金屬于按份共有的財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相關規定，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額對共有財產享有權利、承擔義務。本案中，合作同學承擔了算法、代碼及論文等核心工作，其對獎金的份額主張具有充分的事實依據。樊同學作為獎金的實際收款人，負有將對應份額轉交給合作同學的法律義務——這在法律上構成一種代收代付的委托關系。

正因如此，司法實踐中已有類似的裁判先例。江蘇睢寧法院曾審理過一起不當得利糾紛案：被告李某某受原告委托代收運費，卻偽造收款截圖謊稱金額，私扣3萬元。法院依據《民法典》相關規定，認定李某某無合法依據占有剩余款項，構成不當得利，判令其返還全部款項并支付利息。這一案例與交大事件在事實模式上高度相似——都是受托代收款后偽造憑證、私扣款項。法官在判決中特別指出：“受托人應敬畏法律、堅守底線，忠實履行約定義務，切勿利用職務或委托便利侵占他人財產。”

那么，樊同學的行為是否會上升到刑事層面？這需要區分侵占罪與詐騙罪兩個罪名。

侵占罪是指將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拒不退還的行為。樊同學通過代收方式合法持有獎金，但事后拒絕將隊友應得份額歸還，從形式上看與侵占罪的構成要件具有一定對應關系。然而，侵占罪要求“拒不退還”，而本案中經學工辦調解后樊同學承諾補償4500元（盡管未履行），且侵占罪的入罪門檻通常要求涉案金額達到一定標準——5000元在多數地區的司法實踐中尚未達到侵占罪的立案追訴標準。

詐騙罪則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有觀點認為，樊同學虛構“獎金未發”“獎金僅2000元”等事實，使隊友陷入錯誤認識，進而放棄追索全部獎金，這屬于詐騙行為。但值得注意的是，隊友自始就知道自己應得部分獎金，并未因受騙而“自愿”將財產處分給樊同學。因此，虛構事實的行為發生在獎金已經由樊同學代收之后，屬于為掩蓋侵占行為而實施的輔助手段，而非取得財物的直接手段。綜合來看，本案更符合民事上的不當得利或侵占行為，而非刑事詐騙罪。

當然，如果樊同學在訴訟過程中將這張AI生成的虛假收據作為證據提交給法院，則性質完全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偽造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法院可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過，本案中的虛假收據目前僅用于對隊友的欺騙，尚未進入訴訟程序。

三、校規校紀：處分依據與救濟途徑

在上海交通大學的紀律處分體系中，嚴重警告屬于五級處分的第二檔（警告—嚴重警告—記過—留校察看—開除學籍）。根據《上海交通大學學生違紀處分規定》，學生違紀行為包括“違反法律、法規、規章的行為，違反校紀校規、學校章程的行為，違反學生應當遵守的社會公德或者學術道德的行為”。樊同學偽造收款記錄、瞞騙獎金金額，屬于典型的違反社會公德和誠信原則的行為，學校據此給予處分有章可循。

值得關注的是，根據該校規定，嚴重警告處分設有八個月的觀察期。在觀察期內沒有再發生違紀行為的，可由本人申請解除處分；解除后獲得表彰、獎勵及其他權益不再受原處分的影響。這意味著處分并非永久性標簽，樊同學仍有通過良好表現消弭影響的機會。

但與此同時，處分規定也明確指出：“學生所受紀律處分不可撤銷，但在申訴程序中被申訴受理機構確認存在錯誤、明顯不當或其他應予撤銷的情形除外。”此外，樊同學還失去了入黨積極分子資格、“榮昶儲才計劃”學員資格以及轉專業擬錄取資格——這些關聯性后果往往比處分本身影響更深遠。

那么，如果學生對處分決定不服，能否訴諸法律？這是一個需要區分不同情形來看的問題。

根據現行司法實踐，高校紀律處分是否可訴，關鍵看處分是否“嚴重影響學生受教育權利”。開除學籍等涉及學生身份喪失的處分，法院通常會受理；但嚴重警告、留校察看等不涉及身份變更的處分，一般被認為屬于高校自主管理權的范疇，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正如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在一起案例中所闡釋的：學校因認定學生考試作弊而作出留校察看處分，屬于內部管理行為，如不服可向教育管理部門提出申訴，而非提起行政訴訟。

也就是說，對于本案中的嚴重警告處分，樊同學的主要救濟途徑是校內申訴——向學校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而非直接訴諸法院。

四、AI偽造證據：技術便利下的法律“零容忍”

本案中最引人注目的細節，無疑是那張標注著“豆包AI生成”水印的虛假收據。這一細節不僅暴露了當事人的疏忽，更引發了關于AI生成內容的法律地位與證據效力的廣泛討論。

實際上，利用AI偽造證據的事件并非孤例。2026年初，有法院審理時，原告方提交的照片右下角同樣帶有“豆包AI生成”的水印。法院查明后，認定其已構成偽造重要證據，涉嫌妨害訴訟秩序，依法予以訓誡。承辦法官明確指出，利用AI技術生成照片作為訴訟證據，可依法處以訓誡、罰款、拘留等強制措施；情節嚴重的，甚至可能追究刑事責任。

從證據法角度看，AI生成內容的證據效力一直備受爭議。法院在審查此類材料時，會綜合考量其生成邏輯、參考資料來源等因素。遼寧開原市人民法院在一起案件中明確指出，AI生成內容“不能直接等同于具有法律證明效力的證據”，尤其是涉及專業問題爭議時，應優先依靠合同文本、國家標準、專業鑒定意見等法定證據形式。

本案的特殊之處還在于，當事人參加的恰恰是 “AI+能源”科技創新競賽。一邊用AI技術參賽獲獎，一邊用AI工具偽造收據掩蓋不當行為——這種諷刺性的反差，讓事件具有了更深的警示意義。當AI技術讓偽造變得“門檻更低”，法律的應對也在不斷升級：司法實踐中對AI偽造證據的處罰力度正在加大，從訓誡到罰款、拘留，乃至追究刑事責任，法律傳遞的信號十分清晰——技術可以迭代，但誠信的底線不可逾越。

五、反思與啟示

一起5000元獎金的糾紛，折射出的問題遠不止利益分配本身。從法律角度看，這起事件給大學生群體提供了幾個重要的行動參考：

第一，合作項目的事前約定至關重要。 參賽組隊時，建議就獎金分配比例、知識產權歸屬等事項進行書面約定。口頭承諾容易引發糾紛，而一份簡單的書面協議，在爭議發生時將成為保護自身權益的有力依據。

第二，代收代付存在法律風險。 無論是代收獎金還是其他款項，代收人都負有將對應份額轉交的義務，否則將構成不當得利，情節嚴重的還可能觸犯侵占罪。委托人則應保留好轉賬記錄、聊天記錄等憑證，以便在發生糾紛時依法維權。

第三，AI工具的使用邊界需要厘清。 用AI生成虛假憑證，無論是否進入訴訟程序，都屬于不誠信行為。在訴訟中提交AI偽造的證據，則將直接面臨法律制裁——罰款、拘留乃至刑事追訴。技術是工具，如何使用取決于人的選擇。

第四，面對糾紛要選擇正確的維權路徑。 遭遇類似情況時，協商溝通是第一步；協商不成，可尋求學工部門調解或向教育主管部門申訴；涉及金額較大、情節嚴重的，還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維護自身權益。

一次不誠信的選擇，讓一位曾經的“儲才計劃”重點培養對象、優秀團員失去了多項來之不易的機會。嚴重警告處分的八個月觀察期過后可以解除，但那些被取消的資格、失去的信任，恐怕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彌補。

技術向善，誠信為本。在這個AI飛速發展的時代，這句話從未如此真切，也從未如此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