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華民族續寫家譜之前，王巍先生的考古啟蒙源自一部紀錄片丨名人大講堂·對談

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 攝影報道

中華文明從何處來？又何以綿延五千年而不絕？這不僅是學者的追問，更是一個民族對自身根脈的探尋。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一級研究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王巍親歷了中國考古學從“用手鏟說話”到“多學科對話”的跨越。從殷墟到三星堆，他用四十五年的時間，在大地之上尋找文明的實證。

5月24日，2026名人大講堂再度起航。首講由王巍先生帶來題為《何以中國——探源工程所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的講座。他以二十年探源工程的親身經歷，為觀眾廓清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在講座正式開始前，他做客“名家會客廳”，讓觀眾先行觸摸到了考古學的溫度：一個人的求索之路和一個民族的尋根之路。

王巍先生

走上考古之路：

哪怕一丁點的成就感也是精神支柱

“我們這代人都看過一部叫做《近十年出土文物》的紀錄片。”王巍先生回憶起最初對“考古”的印象。紀錄片中的秦始皇兵馬俑、馬王堆漢墓，讓屏幕前的他非常向往，種下了一顆名為“考古”的種子。于是在選擇專業的時候，他填報了考古專業，并以第一志愿被錄取。

正式參與田野考古工作后，即便生活和工作中的艱苦讓王巍先生身心疲憊，但是，“能夠通過自己哪怕一丁點的發掘，哪怕發掘一個陶器，能夠與古人對話”，這樣小小的成就感，支撐著這個考古人走了下去。

講座現場

“每一個考古人都希望能通過自己的發掘，為自己研究的領域提供新的材料。”王巍先生在現場笑道，“當然運氣好一些的，像我們四川的同行，能夠遇到像三星堆、金沙這樣的遺址。”做考古，其實就是在描摹中華文明的圖景。在王巍先生看來，三星堆、金沙遺址所代表的，是一大片的圖景；但哪怕是一根細細的線條，一個小小的色塊，都能夠為整個中華文明的圖景，提供不一樣的色彩。“這些都是考古人最強的精神支柱。”王巍先生道。

從事考古45年：

榮幸參與三星堆考古

“我從事考古45年，最榮幸的就是參與了三星堆的考古。”2020年，時隔34年后三星堆遺址祭祀區再次啟動祭祀坑發掘。王巍先生作為專家組組長，從發掘方案的制定、工作的落實、央視的三次現場發掘直播等多種形式，深度參與到了三星堆祭祀坑的發掘工作中。

在蜀地，在三星堆，長期從事黃河流域考古，并在殷墟、偃師商城、周原等多個遺址工作過的王巍先生，有了全新的感受。“一整個坑的文物，一件一件地提取。一般一個墓葬能出幾件陶器，運氣好一些有幾件青銅器。三星堆絕對是一個特別大的例外。”王巍先生回憶起發掘現場所帶來的震撼之感，似歷歷在目。

王巍先生

尤其是新時代的發掘方法，好比三星堆的2000平米考古大棚、恒溫考古方艙、實現“0時差”現場文物保護的移動式實驗室等等，更是讓他印象深刻：“這在世界范圍內都是最先進的硬件設備。”加之40多個團隊的多學科合作，讓王巍先生發出了“三星堆的新一輪考古，是新時代中國考古的樣板”之感嘆。

中華文明有三大突出特質：延綿不斷、兼收并蓄、多元一體。而“多元一體”，指的就是中華大地之上的各個區域，都有自己文明發展起源、形成的過程；這些區域也并非封閉式的存在，而是在不斷的文化交流中，展現出密切的聯系。三星堆—金沙遺址，就是“多元一體”格局的有力實證。

從夏商文明流傳而來的“范鑄法”和青銅器，在三星堆-金沙遺址有了新的發展。三星堆的青銅大立人像、太陽形器、青銅縱目面具等，以及金沙遺址出土的小型青銅立人像、青銅眼型器、青銅鳥等明顯具有當地特色的器物，都表現了古蜀先民獨特的思想世界。“以三星堆-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古蜀文明，其遺物的豐富程度，以及這些遺物所能表現出的古蜀先民精神世界的豐富程度，制作工藝的精湛，都大大超出我們的想象。”王巍先生如此認為。

參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提出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常被專家們比喻為“為中華民族續寫家譜”。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專家，王巍見證了中華文明5000年文明史的續寫過程。

在有堅實的考古成果之前，中華文明確切的文字記錄，只能追溯到《史記·夏本紀》，也就是距今約4000年前。縱然黃帝、炎帝的傳說在中華大地上已是耳熟能詳，但也只能被歸于“神話傳說”一類。要找到考古實證，才能證明中華文明5000年文明史切實存在。

對談現場

這個圖景，靠著考古工作者一鏟一鏟地“挖”出來了。良渚、石家河等多個遺址考古發掘工作的開展，“都證明了5000年文明史并非虛言，而是歷史的真實”。“我們通過一系列的考古發現，證明了距今約5000年至4000年間，中華大地上的各地確實相繼邁入了初期文明的階段。”王巍先生講到。

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大大區別于以往傳統中的“文字、青銅器、城市”三要素，即：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不斷加劇，出現階級；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而“都城、宮殿、大墓、禮器、戰爭”則為五大表現形式。

“按照原本的三要素，很多人都在關心三星堆什么時候能發現文字，但其實文字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好比印加文明，”王巍講到，“印加文明的物質文化非常發達，他們擁有高超的紡織技術和黃金冶煉技術，但依舊沒有文字，因為他們采用結繩紀事的方式，擁有一套獨有的記載或傳遞信息的方式。因此，即便三星堆沒有文字，也不能否認它進入了文明。”

“如今，我們甚至能把中華文明的起源，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河南省漯河市舞陽縣的賈湖遺址，出土了三十余只七聲音階骨笛，把人類音樂史向前推進了 3000多年；刻在龜甲等器物上的契刻符號，早于殷墟甲骨文4000多年，被認為具有原始文字性質。“當然，它距離文明還有一定的階段，我們現在普遍認為，中華文明在距今8000年前起源，在距今5000年前形成。”王巍先生進一步解釋道。

如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仍在繼續。在“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甘肅南佐遺址、鄭州商城遺址、河北鄭家溝遺址等，都為中華文明5000年文明史的形成，增加全新的研究材料。未來，中華文明還將被如何“續寫”，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