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正義——大學生孫萬剛,從死刑到無罪的8年牢獄

2004年2月10日，云南省高級法院的三名法官走進監獄，對著鐵窗后面的孫萬剛宣讀了無罪判決。

他站在那兒，整個人木了很久，旁邊的獄警提醒他，你可以走了。

他走出監獄大門的時候，陽光刺得眼睛疼。

他回頭看了一眼那堵高墻，說了一句——八年，我進去的時候還在讀大學，出來的時候，同學的孩子都上小學了。

他手里拎著一個塑料袋，里面是他所有的東西，幾件舊衣服，一沓發黃的申訴信。

他父親孫百成站在馬路對面，頭發全白了。

孫萬剛走過去喊了一聲爸，孫百成應了一聲，沒有哭，但嗓子是啞的。

八年前，孫百成第一次聽說兒子被抓的時候，連夜從巧家縣趕到昭通，身上只帶了一百多塊錢。

他后來跟記者說，他那天晚上站在公安局門口，腿一直在抖，但他告訴自己不能倒。

案子是從1996年1月2日晚上開始的。

孫萬剛那年還在云南財貿學院讀大三，寒假回老家巧家縣。

女友陳興會是他同鄉，也在昆明讀書，兩個人一塊兒回來的。

那天晚上八點多，兩個人從孫萬剛姐姐家出來，沿著紅衛山那條小路走。

陳興會說想去山上坐坐，孫萬剛說天太冷，改天吧。

兩個人分開以后，孫萬剛去了同學曹先亮家，聊到快十點才回家。

他到家的時候，他媽還問他怎么回來這么晚，他說去同學家玩了。

第二天早上，他被警察從床上拎了起來。

陳興會死在紅衛山的草地上，法醫鑒定死因是被勒死后用刀割喉，身上有多處刀傷，死前遭到性侵。

兇手的作案手段非常殘忍，案發現場的勘查記錄后來在再審的時候被人翻出來重新看了一遍——尸體被發現的時候，周圍沒有明顯的掙扎痕跡，但草叢里有拖拽的痕跡，說明人是在別處被害以后被移過來的。

孫萬剛被帶走之后，審訊持續了好幾天。

他先是不認，后來又認了。

他后來在申訴材料里寫過，審訊的時候有人讓他按照一份寫好的材料念，念完了簽字。

他不認，就一直審。

他后來認了，簽了四份有罪供述。

那四份供述里描述的作案過程，有些細節跟法醫的尸檢報告對得上，有些完全對不上。

比如他說他用的是隨身帶的一把水果刀，但法醫的結論是兇器應該是一把單刃尖刀，刃長超過十厘米。

他說他把刀扔進了紅衛山腳下的河里，警方派人去打撈了三次，什么都沒撈到。

他說他作案以后回家洗了衣服，但他家里那幾件衣服上的血跡，血型檢測結果顯示不是陳興會的。

這些疑點在1996年一審的時候都被律師提出來過，但法庭沒有采納。

昭通中院一審判了死刑，他不服，上訴。

省高院二審撤銷原判發回重審，重審以后又判了死刑，他又上訴。

省高院1998年作出終審判決，死刑，緩期兩年。

死緩等于保住了命，但他不認。

他在監獄里寫申訴信，一封一封地寫，每個月都寫。

他父親孫百成也寫，跑到昆明、跑到北京，找過律師、找過媒體、找過所有他能想到的人。

轉機出現在2002年。

那年夏天，巧家縣警方打掉了一個犯罪團伙，為首的人叫李茂富。

李茂富身上背著好幾條命案，審訊的時候他忽然提了一句，說他1996年在紅衛山上殺過人。

他描述的作案手段、選擇的作案地點，跟陳興會遇害的情況高度吻合。

但后來警方在核實的時候，發現他說的時間對不上，他說的作案工具也跟法醫報告不完全一致，最終認定他并非殺害陳興會的兇手。

但李茂富的供述確實引發了對孫萬剛一案的重新審視。

更關鍵的是，李茂富提到的一個細節讓檢察官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說他作案以后把死者的紐扣拽下來扔在了現場附近。

檢察官回去調閱了當年的物證清單，發現現場確實提取到了一枚紐扣，但紐扣和死者衣服之間的關系在原來的卷宗里從來沒有被分析過。

省檢察院后來把全案重新調卷審查，結論是原審判決認定孫萬剛殺人的證據鏈條存在多處斷裂，有罪供述與其他客觀證據之間存在無法解釋的矛盾，案件存在程序違法和實體瑕疵。

2003年9月，省檢察院向省高院正式提出再審建議。

那幾個月孫萬剛在監獄里每天數著日子過，他說那是最難熬的一段時間——不是怕再審失敗，是怕再審永遠不來。

他已經在里面關了快八年了，從二十出頭關到快三十歲，頭發掉了一半，胃也壞了。

宣判無罪的那天，他走出監獄大門，看見他爸站在馬路對面，頭發全白了。

他走過去喊了一聲爸。

孫百成應了一聲，沒有哭。

他們爺倆拎著那個塑料袋，沿著那條走了八年的探監路，終于走回了家。

他后來拿到了國家賠償，數額不算多，但夠他在老家安頓下來。

他試著找過工作，被拒過好幾次。

有人問他恨不恨當年辦他案子的人，他說恨過，后來不恨了，因為恨沒有用。

他現在還住在巧家縣，不怎么看新聞，也不太跟人提起以前的事。

他的同學有的當了處長，有的在銀行當經理，他的大學文憑早過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