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穆斯林禁令曾正常化，英改革黨靠反伊斯蘭吸票，全球偏見升級

過去幾天里，加利福尼亞州圣迭戈伊斯蘭中心遭遇的駭人恐怖襲擊，已被許多新聞機構報道。但當這則新聞在屏幕和信息流中傳播時，另一層更微妙的變化也在發生：報道所使用的語言。

一些媒體使用了“青少年嫌疑人”“三人死亡”這樣的說法，而不是“被殺害的禮拜者”或“針對清真寺的恐怖襲擊”。詞語很重要。它會塑造同情、影響緊迫感，也會左右人們如何理解暴力。很多時候，“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這類詞匯的使用并不均衡：面對某些施暴者時措辭尖銳，面對另一些人時卻被明顯淡化。

越來越多人感到，世界正在倒退。它不是通過某種戲劇性的斷裂完成的，而是在仇恨被持續正常化、公共討論日益粗鄙、政客越來越頻繁煽動分裂和種族主義的過程中，一步步滑落。

在全球范圍內，反穆斯林侵害明顯上升：清真寺遭破壞，戴頭巾的女性遭襲擊，網絡空間充斥仇恨言論，一些激進團體的游行甚至公開呼吁消滅伊斯蘭。這類事件很少持續引發廣泛憤怒。它們短暫出現，隨后又迅速消失在新聞周期的翻涌之中。

穆斯林身份并未被當作應被納入的社會群體，而是被當作需要管理的問題。在美國，唐納德·特朗普執政時期使“穆斯林禁令”等政策被正常化。該政策禁止來自7個穆斯林占多數國家的人在90天內前往美國，從而把懷疑嵌入了移民體系。

在英國和歐洲，英國改革黨、國民聯盟和德國選擇黨等政黨，都是通過把伊斯蘭描繪成與國家認同不相容來積累政治資本。

在印度，納倫德拉·莫迪執政期間，反穆斯林情緒越來越多地從邊緣走向政治主流。煽動性言論、群體暴力、歧視性立法以及穆斯林日益被邊緣化，都表明一種政治和國際領導層既在助長、又未充分加以制止的氛圍正在形成。由此顯現出的，不只是偏見，更是在民族主義語言包裝下被正常化的排斥。

在一些地區，對特定穆斯林群體的大規模拘押，則體現出一種更極端的國家主導型壓制。它雖廣受譴責，卻并未引發持續而有力的全球行動。

這些案例的共同點很簡單：穆斯林身份并未被當作應被納入的社會群體，而是被當作需要管理的問題。最近，英國哈里王子譴責了反猶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癥，但媒體標題幾乎一邊倒地放大了他關于反猶主義的表態，而對伊斯蘭恐懼癥的提及往往只是輕描淡寫，甚至干脆不提。這種失衡具有很強的隱蔽性。

問題不在于反猶主義或反穆斯林仇恨是否存在——兩者顯然都存在。問題在于，選擇性的敘事方式扭曲了公眾理解，激化了社會緊張，最終讓猶太和穆斯林社群都更加不安全。今天，在認知越來越塑造現實的情況下，省略信息本身就可能和錯誤信息一樣有力。

加利福尼亞州圣迭戈伊斯蘭中心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后的第二天，當地舉行了守夜活動。這起襲擊造成3人遇害。

自“九一一”以來，圍繞恐怖主義、移民和地緣政治沖突的全球敘事，持續把穆斯林身份與威脅聯系在一起。在政治領導人、媒體和國家政策的共同強化下，這些敘事重塑了各大洲的公眾認知。最初針對某一時刻的反應，如今已經固化為一種長期結構。

伊斯蘭恐懼癥與其他種族主義形式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很少以赤裸裸的種族語言出現。相反，它往往通過特定話語中介呈現，因此更容易被辯護，也更難被挑戰。特立尼達歷史學家、作家克萊爾·詹姆斯曾指出，種族主義并不只是態度問題，而是一套剝削體系；精神科醫生弗朗茨·法農則表明，種族主義是由經濟和政治支配生產出來的。

歧視之所以持續存在，不只是因為人們相信什么，更因為權力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阿倫·昆德納尼在《穆斯林來了》一書中指出，伊斯蘭恐懼癥把穆斯林重新定義為一種“安全問題”。這種框架會決定誰被信任、誰的權利是有條件的，并由此影響治理、經濟和國際關系。

穆斯林占多數國家，往往被置于一種帶有不信任色彩的安全視角之下，援助也更多與反恐掛鉤，而不是著眼于長期進步與發展。至于“融合”這套說法本身，也充滿虛偽。

伊斯蘭恐懼癥的代價影響深遠。它撕裂社會，助長分化。穆斯林在就業、資本獲取和向上流動方面面臨障礙，這些障礙往往隱藏在招聘機制中，既浪費人才，也削弱增長。

住房、教育和公共生活中的隔離會滋生疏離感，而排斥則進一步加深不平等和社會分裂。愛德華·賽義德在《東方學》中曾警告，把人簡化為被懷疑的對象，會侵蝕穩定社會賴以維系的多元主義。

媒體、技術和地緣政治又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當穆斯林被反復與沖突和極端主義聯系在一起，偏見就會被正常化。涉及穆斯林占多數國家的沖突，常常被剝離復雜背景，簡化成關于恐怖主義的單一敘事。

社交媒體則放大并加速了這一過程。它獎勵憤怒，壓平復雜性，直到偏見開始看起來像常識。這些敘事并不會停留在外交層面，而會滲入學校、職場和公共討論，塑造社群如何被看待、如何被對待。這正是伊斯蘭恐懼癥危險之處：它很少以仇恨之名出現，卻在塑造數以百萬計的人如何思考。

同樣的邏輯也延伸到了全球發展領域，資源因此更多流向對公民的監控，而不是包容。穆斯林占多數國家，往往被置于一種帶有不信任色彩的安全視角之下，援助也更多與反恐掛鉤，而不是著眼于長期進步與發展。結果就是政策失真、伙伴關系削弱、合作質量下降。而此刻，無論是氣候失序、移民問題還是全球健康危機，這些共同危機恰恰要求相反的方向。

無論是在自由民主國家還是集權體制中，伊斯蘭恐懼癥都已成為一種高度靈活的政治工具，其根源在于恐懼、錯誤信息和對歷史的失憶。它最鮮明的特征，是它被默許：沉默、選擇性的憤怒和制度層面的模糊，共同維系了這種默許。但它帶來的后果卻絕不模糊。

如果“發展”意味著包容、公平和人的充分成長，那么它就不可能與一種選擇性承認不公的同情等級并存。它也不可能支撐這樣一個世界：某些種族主義形式會被毫不含糊地正面應對，而另一些則被吸收到背景之中，仿佛只是令人遺憾卻可以接受的現實。

1月31日，在印度斯利那加，查謨和克什米爾人民民主黨一名成員抗議德拉敦一名克什米爾披肩商販遭襲。當伊斯蘭被塑造成分裂之源時，不妨回想一個歷史片段：1964年，馬爾科姆·艾克斯前往麥加朝覲時，見到不同種族的穆斯林平等地一同禮拜。這段經歷改變了他對種族與人的尊嚴的理解。

它讓他看到，伊斯蘭所立足的不是恐懼，而是一種普遍性，也由此暴露出種族等級觀念的貧乏，以及維系這些觀念的種種扭曲。

正如作家、民權活動家詹姆斯·鮑德溫所警告的：“并非所有被直面的東西都能被改變，但任何東西若不先被直面，就無法被改變。”挑戰不只是承認伊斯蘭恐懼癥是一種偏見，更要看到它作為一種結構性力量，如何嵌入治理、經濟和全球秩序之中。在那之前，它都將繼續維持如今這種悄然形成的狀態：世界上最被默許的偏見之一，也是后果最深遠的偏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