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龐氏騙局主謀Linden Toll已重新回到新州Southern Highlands，對于讓100多名投資者血本無歸、損失高達5000萬澳元的資金池騙局，他幾乎未付出任何代價。
Toll能夠在曾經實施騙局的同一片土地上自由生活，這一事實暴露了澳洲證券投資委員會（ASIC）監管制度中的巨大漏洞。
ASIC拒絕就清算人有關Linden Toll的報告內容置評。Credit: Peter Braig
Toll的逍遙法外，得益于執法部門的拖沓遲緩，以及一個對白領罪犯量刑標準不一的司法體系。此外，盡管改革呼聲不斷，但現行體系并不允許提交受害者影響陳述。
Toll一手建立了這場龐氏騙局。此前，他已承認通過欺騙手段不誠實地獲取經濟利益，以及魯莽使用犯罪所得兩項罪名。
在押候審9個月后，Toll目前正在執行為期2年10月的強化矯正令（社區服刑），另須完成300小時社區服務。
據地方媒體The Southern Wire報道，Goulburn地區法院法官Mark Williams認定Toll再犯風險低、改造前景良好，且在押候審期間表現積極，因此對其兩項罪行各減刑25%。
法官還下令Toll償還從騙局中騙取的200萬澳元。
Linden Toll已回到新州Southern Highlands的Bowral，他曾是當地酒吧的常客。
GCI Funds此前曾向Apricity Asia貸款1000萬澳元，并在Toll的資金池騙局于2023年崩盤前，成功收回了800萬澳元的擔保貸款。GCI發言人拒絕就Toll的判決以及200萬澳元何時能夠追回置評。
GCI能成功收回大部分資金，恰恰暴露了精明的商業貸款機構與那些在無擔保情況下購買Toll貸款票據的所謂“成熟投資者”之間，投資手法上的天壤之別。
Toll在沒有澳洲金融服務牌照的情況下心安理得地開展業務，而ASIC對此卻毫無作為。他成功說服投資者相信自己經營的是合法的發票融資業務，承諾貸款票據將如期兌付。
龐氏騙局的陰險之處就在于：運轉時間越長，參與者就越相信其真實性，也就越傾向于把它推薦給親朋好友。Apricity正是如此。
幾位最大的Apricity債權人對Toll既未遭新州警方起訴、也未被ASIC發出禁令一事感到震驚。
Apricity的清算人、來自Insolvency Options的Darren Vardy經調查后認定，Toll經營的就是龐氏騙局。在他看來，Toll未能盡到謹慎勤勉的義務，未能真誠守信，不當利用職位為自己謀利，并濫用機密信息對公司造成損害。
更重要的是，Vardy認為Toll的不誠實和魯莽行為已違反《公司法》第184條，這是一項最高可判15年監禁的刑事罪名。
Vardy的嚴厲結論于2023年8月以法定報告形式提交ASIC，并在2025年3月的補充報告中再次重申。
自2023年以來，ASIC共收到注冊清算人提交的約700份補充報告，但僅有190份被轉交合規、監控或調查程序處理。ASIC數據顯示，這些報告最終僅促成10人被判刑事罪名成立。
同一時期，根據清算人補充報告所收集的信息，共有56人被取消或解除公司董事資格。
ASIC拒絕就Vardy有關Toll的報告下落置評。
制度的不公
但從上述統計數據不難看出，證券監管機構對清算人的補充報告半信半疑，這意味著整個制度實際上偏袒了像Toll這樣的欺詐者。
在我看來，最令人發指的是：Toll今年就能重返商界擔任公司董事，因為他在2023年破產時被施加的三年禁令即將屆滿。
當我向ASIC詢問為何未對Toll采取行動時，發言人回應稱，“在該事件由另一機構調查期間”，ASIC未對Toll展開調查。
那個機構就是新州警方。2023年在布里斯班逮捕Toll、并對Apricity案已調查三年的探員Brad Streeting表示：“我無法就任何正在進行的調查發表評論。”
但Apricity最大的債權人（損失1600萬澳元，因擔心聲譽受損要求匿名）透露，Streeting告訴他，新州警方近期已請求ASIC動用其廣泛的民事和刑事權力，對Toll采取行動。
顯然，Toll的案件被擱置了。
這位債權人表示，最令他震驚的是ASIC對此案毫無興趣，包括2023年三次拒絕與他會面討論這一龐氏騙局，此后又多次拒絕。
他說：“我建議ASIC換個新標識，就用一只把頭埋進沙里的鴕鳥。”
“……白領犯罪。這家企業支付利息靠的不是經營成果，而是新募集的資金。”
花言巧語
另一位同樣因擔心遭職場嘲笑而不愿具名的憤怒債權人認為，Toll本應被判數年監禁。
“Linden Toll是我多年的朋友，所以我才會向Apricity貸款票據投資了220萬澳元，”他說，“我絞盡腦汁也想不明白，時隔三年，警方和ASIC對這5000萬澳元為什么毫無動靜。”
監管的不作為，讓另一位同樣被Toll花言巧語蒙蔽的債權人深感震驚。
“Linden是個徹頭徹尾的騙子，”這位因擔心后續影響不愿具名的債權人說，“我真的難以置信，你可以不當處置5000萬澳元，卻幾乎不必承擔任何實際后果。”
目前Apricity債權人唯一可能收回部分資金的希望，來自Vardy對Toll前妻提起的法律訴訟。后者目前居住在Bowral一棟價值400萬澳元的房子里，房產部分購房款和裝修費用都來自Apricity的資金。
即便Vardy勝訴，債權人的追償比例預計也僅約每澳元3分。
而Toll行為造成的影響遠不止于經濟損失。據我所知，已有數位受害者因此遭受了嚴重的心理和情感創傷。
新州政府2023年委托量刑委員會就欺詐量刑問題進行的一項審查曾建議，法院應強制要求在欺詐案件中提供受害者影響陳述。
報告指出：“欺詐通常會造成重大的情感、心理、人際關系或社會層面的影響。我們聽到受害者希望自己的遭遇得到承認，希望他們經歷的一切被認真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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