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紅柿地旁長出一家托育園

　　2025年“六一”國際兒童節后，老師們帶著孩子們去體驗“割麥子”，麥稈兒都帶回了園里墊籠屜，蒸饅頭。

　　呂家村的托育園被西紅柿大棚環繞著。

　　在山東青島平度市崔家集鎮，一家農村托育園的輻射范圍，早已超越了十里八鄉。

　　這里的孩子不只來自周家村、呂家村、陶家屯村和崔家集鎮，還有的來自河北、黑龍江、寧夏、四川等地。

　　這里離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的“紅高粱”故鄉高密不遠。常年有孩子被送來時還包在被子里，他們從高密站下車，再乘車沿國道、鄉道行駛約半小時抵達。等接走時，這些孩子們已經會說上幾句當地方言，追著蒲公英跑了。

　　在園長朱秀芹的社交平臺上，每天都有人私信她，想把孩子送來，她婉拒了大多數。按照國家規定的保育員與嬰幼兒比例要求，托小班的托位已經排到今年10月了。

　　《國務院關于推進托育服務工作情況的報告》顯示，2023年全國托位實際使用率僅為46.7%。但在朱秀芹這里，情況完全不同——“不缺生源”，她坦言。

　　截至5月24日，4個辦園點一共有16名老師，143個孩子，其中21個孩子是24小時全托。

　　朱秀芹的原則很簡單：“孩子在哪兒，托育園就開在哪兒。”家長騎電動車15分鐘能到，托育園服務的時間跟著父母的上班點走。因為她自己曾是個焦慮的媽媽，知道家長們的需求是：距離近、時間靈活、托得起。

　　可真正讓她撐到現在的，不只是這些。

　　朱秀芹和孩子們。

　　“我去村里給他們帶孩子，是不是能幫村里解放更多勞動力呢”

　　朱秀芹身高一米七五，身形闊朗，出生9天的孩子在她懷里，像一片落進樹窩的葉子。

　　她把孩子的被子攏了攏，手掌從孩子的后腦勺一直托到腰，胳膊肘夾緊，貼住自己的身體。

　　朱秀芹不是幼師出身，進入托育這行，和自己的經歷有關。

　　2017年，朱秀芹的小女兒出生了——那一年，全國有大量和她一樣的家庭迎來了第二個孩子。

　　那時，她開著室內裝修公司，攢下了點兒積蓄。婚姻沒事業那么順利。生下小女兒幾個月，她變成了單親媽媽。家里沒人能幫她帶孩子。早晨一推開家門，小區里的叔叔嬸子就等在那了，接過孩子，讓她去上班。

　　2018年，小女兒1歲多時，朱秀芹索性在鎮上開了一家托育班。她的想法很簡單：張羅附近幾個孩子一起帶，雇幾個人看著。

　　她沒有運營經驗，起初8個孩子，她請了3個老師。一個孩子收400元托育費、300元伙食費，周六日也不關門。月底一算賬，不僅不賺錢，還一直虧。她拿干裝修賺到的錢往里貼。

　　自己的孩子大了，這個虧本的“生意”她幾次想停掉。2021年，裝修生意不干了，再也沒有錢往里貼了。朱秀芹得重新找條路走。

　　“不行就去干西紅柿了。”她說。姐姐就在村里做西紅柿大棚生意。朱秀芹盤算，“就收圣女果，我比別人更能吃苦，是不是比他們賺得還多。”

　　她說這話不是沒根據的。崔家集鎮的西紅柿產業正旺——那時，4000多個大棚，兩萬畝地，年收入7.5億元。產業火起來，村里人都有活干了，去大棚打零工一小時能掙十七八塊錢。

　　就在朱秀芹盤算著是把托育園盤出去、還是干脆關門的那段時間，青島市民政局派駐平度市崔家集鎮陶家屯村第一書記董新民找上門來。

　　她也第一次從董新民那兒聽說，“十四五”規劃把托育寫進去了，每千人口要有多少個托位，是硬指標。國家給建設補貼、運營補貼，給政策，但得有人干。

　　“他們就覺得我去村里給他們帶孩子，是不是能幫村里解放更多勞動力呢？”朱秀芹說。

　　老師帶著孩子們在托育園門口“畫樹洞”。

　　“孩子在哪兒，托育園就開在哪兒”

　　朱秀芹推動搖籃的手，確實解放了很多忙著干農活的媽媽。

　　40歲的陸鴻妮生了老二。整個孕期她都在西紅柿大棚里干活兒。地里的東西不等人，進產房前一天，她還在和70歲的婆婆給兩畝西紅柿秧打杈。肚子大了蹲不下去，她就干站著能夠到的活兒。

　　女兒7個月大的時候，棚里的活又催上了。她從別人那聽說了朱秀芹的托育園，覺得“不敢相信”。

　　十幾年前，她和家里人養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忙得顧不上洗臉”。有段時間實在沒辦法，他們找了根繩子拴在孩子腰上，另一頭拴在窗欞上，炕上撒一把“旺仔小饅頭”。家里大人過一會兒就跑回去看一眼。孩子兩三歲時就跟著進棚了，中午大棚熱得像蒸籠，“孩子跟著受了不少罪”。

　　“這么點兒大的孩子你也能給看好嗎？”陸鴻妮心里嘀咕。她舍不得，但還是在一個早晨，把孩子送去了。

　　轉身走的時候，陸鴻妮眼淚就下來了。她鉆進了大棚，一整天都想孩子。托班的老師給她發孩子的照片——孩子睡著了。他們給孩子做輔食，有蛋羹、雞蛋餅，有肉有菜。以前陸鴻妮干起活來自己都顧不上吃飯，孩子餓了就喂奶粉，從沒做過輔食。

　　孩子在托育園里學會了走路、說普通話、自己上廁所。陸鴻妮每天去接孩子時，孩子干干凈凈，總是開心地跑向她。另一家大棚種植戶看到了，直言“這小嫚上學不賴”。家長們相信，“孩子的反饋是最真實的”。

　　朱秀芹到村里去入戶招生，給人家“七天免費體驗期”。閑了就利用自己的抖音賬號，把托育園日常的生活拍了發上去。托育園的口碑一點點樹立起來。

　　2020年起，國家普惠托育服務專項建設項目中，中央預算內投資按照每個新增托位1萬元的標準給予一次性建設補助。2021年，朱秀芹拿到了40萬元補貼，在第二個地址上建了托育園。

　　她選址不是瞎選的。兩個托育園就開在工廠邊：一家面粉廠，多是河北籍的父母帶著孩子來打工；一家做雞肉加工的食品廠，工人們大多從四川來。

　　夏天時，早晨6點半就可以送，可以托到晚上6點。再晚的，家長同意后，老師把孩子帶回家——這會被算進老師們的工資里。她給老師開出的工資從3000元到7000元不等，“多勞多得”。

　　朱秀芹有自己的規矩。她不挑孩子，但挑家長。那些要求必須接入實時監控、對每周食譜反復質疑的，她都拒絕過。

　　“事兒太多的不行，”朱秀芹說，“帶孩子都累死了，哪有空解釋這個那個的。”那些不是她要服務的群體。

　　她不繞彎子，直接跟家長說：一天10元伙食費，管兩次點心一頓正餐。每周能吃頓蝦、排骨、雞翅根，其他就是家常的餃子、餛飩、米飯，地里長啥托育園里吃啥。

　　“我怎么養的我的孩子，我就怎么養他們。”在她這兒，城市里流行的蒙氏早教、外語啟蒙都沒有。場地小的園區就實行混齡班，大的小的在一起玩兒。

　　園里不開“親子運動會”，也不布置手工作業，她覺得“那些都是形式主義”。托育園里墻上的裝飾、屋里的手工都是青島職業技術學院志愿者來服務時幫忙做的。

　　老師們帶著孩子站在麥田埂上觀察麥子是怎么生長的；在托育園里挖坑和泥、剁菜喂雞、種大蒜、割韭菜，玩累了，就在院子里搬幾塊磚搭個小灶，點火炒雞蛋吃。孩子們玩兒得瘋，老師們開玩笑“把雞嚇得不下蛋了”。

　　朱秀芹覺得“由孩子們發揮，保證安全就好了”。

　　家長們最怕托班放假。2026年春節，托育園從農歷臘月二十七放到正月初五。從大年初二開始，朱秀芹收到的拜年信息大多加上一句，“園長，什么時候開園啊？”

　　陸鴻妮就是發信息的家長之一，年三十和初一她都在棚里干活。

　　她說著當地土話：“孩子放了幾天假在家，拉肚子，長口瘡，感冒了，晚上不睡，我是草雞了（扛不住了——記者注），早晨6點多還得出門干活兒。”她的重點是，“快開學吧！”

　　托育園的孩子們剁菜喂雞。

　　錢，是個問題

　　朱秀芹的托育園以前收孩子，必須是本地村民或者外來務工人員的孩子，要滿4個月。這條“線”逐漸松動，孩子滿月就能入托，面向全國招生。

　　在她看來，那些從天津、河北、黑龍江、寧夏——千里之外送來的孩子，背后的家庭都有特殊情況。有段時間，她每天聽家長絮叨家里的事，都快抑郁了。

　　孩子越收越小，有出生9天的、36天的。有的孩子剛滿月，父母離婚了，媽媽必須騰出手去賺錢，朱秀芹開車7個小時往返，接孩子回來。

　　有單親媽媽，前一天，滿月的孩子剛被接來，第二天媽媽就從老家來青島找工作。休息的空當，火車轉汽車，來村里看孩子，待幾個小時就得回去上班。

　　有學者撰文指出，“市場上托位供給多集中于2至3歲階段，雖然不少家庭對乳兒班（6至12個月）、托小班（12至24個月）有需求，但機構顧慮運營成本等因素、家庭擔心安全等因素，存在‘機構不敢開、家長不敢送’現象，導致‘有需求，少托位’。”

　　朱秀芹知道自己在“走鋼絲”。身邊人也不斷提醒風險：小月齡嬰兒的看護如履薄冰，萬一出了事兒怎么辦？這些背景特殊的家庭，萬一家長“消失”了，孩子又怎么辦？她留了證件，簽了協議，但心里清楚，這些擋不住真正的“萬一”。

　　朱秀芹怕“萬一”的情況，但還是收下了。那些家庭的需求，也是她的需求——“我要生存啊，我不能倒閉了啊，已經不干裝修了，全身心干這個，再不收24小時的，怎么生存？”

　　在這里，24小時全托的嬰幼兒，按年齡月收費2000元到5000元不等。即便如此，托小班的孩子她有時也不愿意收，“這個年齡段不好帶”。

　　錢的問題確實一直困擾著她們。

　　有一次，一名家長看到朱秀芹在托育園“又吊上瓶兒了”，問她“是不是缺錢上火？”這家人經營著200畝地。第二天，對方拿了一張存著10萬元的銀行卡放在了她桌子上。還有個家長，取了6萬元現金，讓她“先用著”。

　　她的賬有時候算得明白——要考慮成本，以前8個孩子請3個老師，現在兩歲半到三歲的托育大班，兩個老師能看14個。有時算得糊涂——11名家庭困難的孩子，她也收了，沒要錢。

　　她要想辦法鏈接更多資源。2025年，托育園和青島職業技術學院共建了“青島職業技術學院產教融合實訓基地”。此后每年，都會有嬰幼兒托育服務與管理專業的學生來實習實訓。她們分擔了朱秀芹大部分的師資壓力。

　　90后滿雙2025年年末從學校來到托育園，實習期半年。圓嘟嘟的臉上架著一副眼鏡，她因為喜歡孩子選擇了托育專業。從學校搬來的行李中，塞滿了貼著標簽紙的專業書籍和筆記——內容關乎嬰幼兒的喂養、回應性照顧、疾病預防與護理，還有0-3歲早期教育指導課程等。其中一些課程由醫院的兒保醫生擔任主講。

　　如今，課上學的內容都有了用武之地。不過也需要她邊實踐邊摸索——“孩子哭了，我排查了很多原因，沒有想到是小嬰兒尿尿燙到自己了。”滿雙想到那個場景還會笑出聲，“沒有想到他們的反應會那么豐富”。

　　在乳兒班，1個老師看1個孩子。滿雙全天候照料著1個3個多月大的嬰兒：喂奶、哄睡、曬太陽，輔助進行大運動訓練。孩子睡了，她得空寫實習日記交給學校的老師批改。夜晚最考驗人，孩子若能安穩睡到天亮，或只醒來一次，便是她口中“運氣好的時候”。

　　趕上哪個老師請假，朱秀芹就頂上。她帶了一晚第二天就心悸，需要實習老師多帶一個。

　　朱秀芹夸贊來實習的學生，“靠譜、專業”。很多人希望在外地加盟朱秀芹的托育園，想靠她的名氣和招牌招生，都被她拒絕了。但她鼓勵來實習過的學生，回到自己的家鄉繼續干托育，可以從家庭托育干起。

　　朱秀芹心里有一條“信任半徑”，和她一起干的人，她必須信得過。

　　廚師是她外甥，“自己人，放心”。她的外甥女也在托育園工作，外甥媳婦也辭了青島市區幼兒園的工作來這里。家里的幾個親戚都考了保育員資格證、育嬰師職業資格證。

　　7年下來，朱秀芹張羅起了4個辦園點。其中兩處由政府遠低于市場價提供。另一處，2025年開始營業的托育園由當地投資300余萬元改造建成——這是山東省首家備案的公建民營24小時托育中心，在這個托育中心門口，政府還專門設立了一個警務室。

　　位于崔家集鎮呂家村的24小時托育園種了芝麻，孩子們觀察芝麻。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一個鎮的“公共項目”

　　4月底，香椿長得正旺。呂家村托育點對面，一位80多歲坐輪椅的老人，一看朱秀芹就急急地招手。

　　她語速極快，用方言大聲地說，樹上的香椿是給園里娃娃留的，盯了好久，結果昨晚不知被誰偷摸摘光了。老太太氣得發抖。

　　朱秀芹看在眼里，整個村莊、整個鎮都愛護著這些孩子。

　　托育園的鄰居呂明波，家里有大棚。頭茬的黃瓜，他一定要給孩子們摘了送來。大棚外邊，他專門給孩子們種了甘蔗，又圈一小塊地，養了十幾只土雞。

　　這些來自土地的饋贈，最終都化作了孩子們碗里的飯菜。地里熟的西紅柿、黃瓜、獼猴桃，家長們成桶地送到托育園，朱秀芹最開始不忍心，“都賣八九塊一斤呢！”后來，攔不住，她也就習慣了。

　　冬天來之前，朱秀芹買了棉花，要給孩子縫幾床能壓風的被子。朋友看到了，主動跑來搭把手。鎮上的制衣廠聽說了，直接送來200套棉衣。

　　流感肆虐時，她心疼那些24小時全托的孩子，向村書記“討40個西瓜”，特別強調，“要小小的，孩子能捧在手里”。當地西瓜大棚的手撕西瓜，市場上賣幾十塊錢一個。轉天，60個西瓜送到了。

　　善意從更遠的地方蔓延過來。青島交通廣播的聽眾捐來了400件衣物；平度本地的一個直播團隊，送來了尿不濕和洗衣液；看到老師們冬天手搓洗衣服，海信捐來了5臺高端洗衣機。

　　專業的支持也來了。青島新世紀婦兒醫院黨支部書記、執行副院長楊玉黔介紹，他們每年租輛大巴車，拉著設備，帶著兒保科、眼科、口腔科的專家團隊，去給孩子們體檢兩次，“很想為托育中心的孩子做些什么”。

　　長期關注他們的志愿服務組織開展義賣，朱秀芹帶著托育園的孩子們坐大巴車去參加了。

　　他們賣的是崔家集鎮的圣女果、西紅柿、黃瓜、蕓豆、胡蘿卜和土豆，裝在桶里、編織袋和塑料框里，義賣的錢全部捐給了殘疾兒童。她希望孩子們能體會到“愛心無價”，得到成長。

　　“能干到今天，是有很多好心人和我一起干的，如果是我自己，就撐不下來了。”朱秀芹說。這個托育園，仿佛成了一個鎮的“公共項目”。

　　托育園開到第六年，終于能收支平衡，還有了點盈余。她打算借著當地的特色農業和新蓋的空余房間發展民宿、研學，或者直播賣本地西紅柿，托育園自己“造血”。但因為精力不夠，推進緩慢。

　　她說，支撐她的，是快樂，“當我幫了別人的時候，我可高興了”。

　　朱秀芹的女兒也在這托育園里長大，現在上了小學，放學了會回來幫忙照看更小的孩子。

　　當年教過朱秀芹的班主任現在偶爾也來園里幫忙，還把她的故事講給學生聽。對朱秀芹而言，這些或許是比盈虧平衡更重要的“認可”。

　　在一個尋常的下午，一名寄宿在這里的小女孩被媽媽接走幾天，媽媽發現，孩子長高了。媽媽馬上要去南方打工，她知道，下次回來，女兒又會長高不少。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馬宇平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