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評 | 日本參議院通過設立“國家情報局”法案 持續掏空和平根基 影響惡劣隱患巨大

27日，日本高市早苗內閣推動的設立“國家情報局”相關法案在國會參議院全體會上表決通過。相關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

日本共同社報道截圖

根據該法案，日本擬構建以“國家情報會議”為核心、“國家情報局”為執行機構的情報體系，負責統籌安全保障、反恐等領域的情報活動以及涉外國間諜的“對外情報活動”。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在接受總臺環球資訊《閃評》欄目采訪時表示，高市政府急于構建這樣一個新的情報體系，核心還是要打造“一元化”的集權式情報體系。本質上是為了突破戰后的和平體制，為加速“再軍事化”的進程服務。

表面上這種做法是以整合情報資源應對安全威脅為借口，實際上是為了強化首相對于國家安全權力的全方位掌控，為下一步修改和平憲法，推動徹底擺脫“專守防衛”的基本原則路線，做制度上的準備。

根據新的法案，日本國內的情報體系將由首相親自擔任國家情報會議的牽頭人，統籌包括官方長官、外務大臣、防衛大臣等核心閣僚，實現情報決策的高度“一元化”和集權化，從而徹底打破戰后日本出于對軍國主義時代的反思而刻意維持的相對松散分散的情報制衡格局。

未來新設立的國家情報局作為具體的執行機構，將被賦予跨部門的綜合情報協調權，可以強制要求政府各個部門提供情報。這不僅可以將外務省、防衛省、警察廳等分散在各個部門的情報力量進行整合，同時也可以系統性地強化對外情報諜報活動的能力，為日本軍事力量向外延伸提供全鏈條的情報支撐。

深層次目標還包括通過情報機構的社會管控職能，壓制日本國內的反戰和平聲音，向社會進一步灌輸右翼保守思想，為推進強軍擴武路線營造社會共識基礎。同時，這一舉動也將周邊國家列為重點的情報諜報監控對象，服務于日本右翼政權在整個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野心，實現所謂的情報先行、軍事擴張的危險政策路徑。

項昊宇分析，日本參議院表決通過這一法案之后，意味著該法案將正式成為法律而付諸實施。這標志著日本戰后延續已有七八十年相對松散的情報架構迎來根本性重構。這也暴露出日本政治生態的嚴重右傾化，以及日本國內和平根基被持續掏空。

首先，表決結果顯示出執政聯盟推動的這一法案得到了一些在野黨的支持。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組成的執政聯盟在參議院尚未達到過半數議席，要通過法案需要一些在野黨議員投下贊成票才能順利通過。這也反映出日本執政聯盟推動的這一法案實際上得到了一些右翼在野黨的支持，顯示出日本政壇格局在進一步右傾化。

其次，這一結果表明高市早苗的權力集中路線已取得實質性進展。她上臺后采取了一系列緊鑼密鼓的舉措推動情報法案的通過，包括去年11月成立國家情報戰略本部，在短短幾個月內完成了這一系列立法程序。這反映出日本政治決策過程日益趨向首相官邸主導的集權化特征。

這一法案的通過意味著日本正式邁向情報軍事化的關鍵一步，也可能為后續推動修改和平憲法、進一步擴張軍事能力奠定制度性基礎。實際上，這向國際社會釋放出日本在加快擺脫戰后秩序束縛的危險信號。

當前在日本國內，圍繞該法案可能引發的隱私權及言論自由被侵犯的擔憂持續發酵。日本方面近日也有分析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說明強化情報職能的必要性，并正視其可能帶來的嚴重影響。國際社會也表達出嚴重的關切。在此背景下，高市政府仍執意推動通過相關法案。對此，項昊宇表示，其核心驅動力仍是右翼政治勢力想要擺脫戰敗國身份、實現軍事大國地位的戰略野心，同時也受到當前日本國內政治形勢、外部地緣安全環境以及盟友美國等因素的驅動。

從國內政治來看，高市早苗內閣將設立國家情報局視為強化首相權力、鞏固右翼執政基礎的核心舉措。她上臺后迅速將這一議題納入施政重點，通過這次立法，未來能夠有效強化自身推動安保政策轉變的權力，同時借此壓制國內和平反戰力量，為進一步推動修改和平憲法創造條件。

從外部環境來看，日本以應對所謂外部國際環境嚴峻為借口，將周邊國家視為主要威脅，試圖通過構建類似西方“五眼聯盟”的情報架構來提升情報搜集分析能力，并以反間諜名義強化諜報能力，為軍事擴張提供支撐。這與近年來日本加快強軍擴武的系列路線一脈相承。美國出于遏制地區大國的戰略需要，也在鼓勵和縱容日本強化軍事情報能力，日本借勢推進情報體系改革，實際上是抓住當前國際地區形勢出現變革的時間窗口，想要一舉實現戰后右翼勢力長期謀求的政治目標。

日本國內反對的聲音在當前政治生態和社會輿論嚴重右傾化的背景下，難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動員和組織。執政聯盟與部分右翼在野黨憑借在國會的絕對多數議席，試圖抓住所謂“難得的有利時機”，強行推動這一法案過關。

項昊宇認為，日本設立國家情報局這一系列動向，是對日本戰后和平體制的進一步架空，其潛在影響可能非常深遠且重大。

對于日本國內而言，新機構只屬于首相，且缺乏獨立的國會或司法監督機制，很容易淪為權力濫用的工具。該機構掌握較寬泛的監控、調查、情報搜查等權力，這些都沒有明確的法律邊界和執行對象。這在日本國內也被擔憂會侵犯民眾的隱私權和社會的言論空間，甚至可能重現二戰前像臭名昭著的特高科那樣的社會管控模式。

因此，對日本國內反戰和平的左翼力量會形成“寒蟬效應”，加速日本政治生態的右傾化，日本戰后和平主義的根基將進一步被侵蝕。同時，這種情報體系的集權化會強化首相官邸對社會輿論風向的掌控能力，通過進一步鼓吹所謂的外部威脅，誘導民眾支持日本的強軍擴武路線，從而為日本政治右傾化和再軍事化的冒險主義創造社會條件。

在地區層面，新機構會將周邊國家列為重點監控和諜報滲透的對象，這必然引發周邊國家的高度警惕和反制舉措，從而加劇區域國家間的安全緊張，進一步破壞地區國家之間的安全互信，加劇區域情報博弈甚至暗戰，阻礙地區合作進程。

更嚴重的是，這一舉措標志著日本從“專守防衛”進一步走向外向型、進攻型的軍力發展。未來通過情報體系的變革，為強軍擴武提供情報支撐，將進一步觸發地區軍備競賽，打破東亞現有的安全穩定格局。這實際上對地區的和平穩定和長治久安埋下了長期不穩定的隱患。在極端情況下，如果日本缺乏國內外的有效約束，甚至可能重蹈戰前“情報先行、軍事擴張”的歷史路徑，從而對世界的和平穩定構成潛在的重大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