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一家續命，廣州真的衰落了？

2024年重慶GDP趕超廣州，將廣州從“中國經濟第四城”踢到“第五，一度成為熱門話題。

新出爐的胡潤中國500強企業榜單里，北京占了65家，上海占了49家，深圳占了49家，而廣州只有13家。前100強里，北京占17家，上海占12家，深圳占11家，香港占10家，連杭州都有6家，而廣州卻只有一家服裝企業Shein，其總部甚至還不在廣州，而在新加坡。

廣州這是咋了，難道要徹底掉隊，跌出一線城市行列了嗎？

其實，近五年來重慶的GDP就離廣州不過一步之遙，加把勁就趕上了。其實，廣州的GDP在四個一線城市里，一直是墊底的。

看真實的經濟水平，不但要看GDP，還要看工資水平。尤其是私企的工資水平。

根據統計局數據，2023年廣州市私企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81911元（月薪6825元）。這個數據不但低于上海私企年均工資111347元，低于北京私企年均的105931元，低于深圳年均的94215元，還低于杭州年均的89016元，低于蘇州年均的83962元。

按工資水平算，廣州早已跌出一線城市行列了。其實，很多行業同一崗位的薪金，在北上深要比在廣州高出不少。互聯網相關領域尤其如此。北上深的房價和房租比廣州高，這也正說明了其他一線城市普遍收入水平比廣州高。

“電雞圍城”的亂象堪稱廣州一景。六百多萬輛電單車在街頭巷尾日夕呼嘯而過，幾乎無視一切交通法規。而電單車是中低收入階層人群的標配。報告顯示，騎電單車出行者主要是20～39歲的青年人，收入普遍在2000～5000元之間。換言之，廣州的“電雞”越多，越證明了廣州的青年一代絕大多數離高工資很遠。

幾十年來，廣州的經濟增速都依賴于工業。廣州的工業曾經非常強大。萬寶冰箱、五羊摩托、樂華電視等等曾是暢銷的搶手貨。但伴隨著七八十年代廣州工業強勢崛起的是嚴重的環境污染。大量廠家的排放，導致市內每條溪河都污黑渾濁，散發著工業酸堿的惡臭。那時候別說南岸路工業區每天濃煙滾滾，連市中心附近也還有不少高矗的煙囪，早午晚都準時騰起裊裊烏柱。九十年代到二千年代初，工業發達的廣州，空氣質量是很差的，“蕩胸生層霾，決眥入煙塵”，只要不刮臺風，白天看不清太陽，晚上看不見星星。

這種情況是在2006年開始實施“退二進三”（第二產業制造業往外遷，第三產業服務業往里走），工業區遷往清遠肇慶等周邊城市，才逐步得以改善。河流清澈、朗朗晴空的廣州，逃脫了像北京一樣成為“霾城”的命運。但工廠大批外遷，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個事實：工業占廣州GDP 的比重逐年下滑，從2015年的30.2%跌到2020年的23.3%。

第三產業進場，最初的發展勢頭十分迅猛。廣州涌現了如唯品會、YY、虎牙等互聯網企業，更別說還有老牌的網易，還有現在人人在用的微信。微信總部所在的T.I.T創意園，正是為了響應“退二進三”政策，由已經停產的廣州紡織機械廠舊址改建而來。疫情三年，還造就了Shein的爆發，不但變身獨角獸，且躋身電商物流領域前100強。略顯尷尬的是，Shein被定義為“跨境時尚互聯網公司”，但嚴格說來，它只是寄生于互聯網上的服裝制造業。

服裝制造業，曾是改革開放時代廣州的典型標志。八十年代初，港商攜資北上珠三角建廠，生產出來的蝙蝠衫、喇叭褲、蛤蟆鏡、花襯衫在高第街、西湖路等處批發，出口轉內銷，堪稱初代的“跨境時尚“業，推動廣州成為全國乃至全球服裝的貨源集散地。隨著白馬、紅棉、中大、沙河、十三行……一個個服裝專業批發市場建立起來，大大小小的制衣廠和作坊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千禧年后，廣州的紡織服裝業更如井噴，從1999年的6.8萬件年產量，到2013年的7.2億件，翻了萬倍不止。依托于中大布匹市場而形成的康樂村，十幾萬湖北人在這里開了幾千家制衣廠，發明了“小單快反”的生產模式，以最短24小時、最長不超過五天的驚人出貨速度，使這里成為全國獨一無二的紡織村。今天番禺Shein村實際上就是全盤照搬康樂村模式，只是以平臺之力將其集中化、產業鏈化了。

廣州番禺塘步東村，著名的Shein村

就本質而言，Shein與淘寶都很難稱得上是真正的新興互聯網企業，它們只是將八九十年代的時尚服裝業在互聯網上復制了一遍，堪稱新瓶裝舊酒。淘寶復制的是快時尚服裝內銷，Shein復制的是快時尚服裝出口。而快時尚服裝出口，受全球經濟和政治環境影響極大。如廣州及周邊城市的制衣業第一次受到致命打擊，是在1998年金融風暴之后，當時很多紡織制衣廠都因為外國訂單歸零而倒閉了。而在這次川普的關稅狼牙棒威脅之下，Shein訂單暴跌，估值也再遭腰斬。

廣州GDP增速放緩，不敵重慶，很多人為此開出的方子是讓工業回流。但這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工業回流，“制造業立市”，確實可以使GDP數字攀升，但卻讓廣州重回八九十年代的老路，兜兜轉轉，未得寸進。

工業-制造業稱王，除了質量，關鍵在于成本。而成本，很大程度取決于工資。只有壓低工資，產品才有競爭力。八九十年代，正是廣東工人的月薪遠低于香港，才吸引了大批港商北上投資設廠。據外媒報道，今天廣州番禺一個制衣廠女工，每天工作10～12小時，按件工資1～2元，每月收入只有四千多元人民幣。如果數以十萬計的工人都是差不多的收入水平，快時尚制衣業再發達，又能對廣州的經濟起到什么樣的真實提振作用呢？也許，得益者只有城中村的房東們。

廣州的問題，不在于“退二”，而在于“進三”。“騰籠換鳥”，籠子騰空了，新鳥卻不怎么飛進來。工業遷移了，第三產業的第一波發展勢頭雖猛，第二波卻難以為繼。

還是以我較為熟悉的互聯網產業為例。二十多年前，廣州是中國互聯網的發源地之一。二十多年后，廣州卻被嘲笑為“互聯網荒漠”，除了兩家服裝業電商，主要就剩下游戲。網易新聞十幾年前就搬到北京了。微信沒搬走，是因為團隊核心成員早已在廣州安家。UC當年曾與谷歌Chrome抗衡，現在的市場份額只能與360互相頡頏了。

近年來，北京和上海出現了滴滴、美團、餓了么、拼多多、愛奇藝、字節跳動、小紅書等顛覆性的互聯網創新企業。但廣州呢？一個也沒見著。缺乏政策扶持，融資環境相對較差，應是創新企業難以茁壯成長的主要原因。

多年前，某門戶網站COO就曾無意中向我吐槽，廣州的融資環境難以與北京相提并論，他建議朋友們到北京創業。根據智庫的數據，2024年廣州數字經濟融資總額僅為185億，遠低于北京的1498億、上海的1052億和深圳的557億。

融資難，創新就難。廣州第三產業的發展之路因此越走越窄，走了二十年，仍是以傳統商貿和物流為主。

走不出新路，就反反復復地趟老路。仿佛老路走多了，老路就會變新路。“工業回流”、“不能放棄傳統產業”、“紡織服裝業連著廣州的根脈”之類的口號被一些人多次提起。

但新路真的那么難找嗎？廣州與港澳同處大灣區，共享廣府文化，香港比大陸早發展了幾十年，在多方面保持優勢，其經驗即使難以復制，仍值得參考和學習。

港樂遙遙領先于內地流行音樂，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么多年來只聽說香港歌手在湖南衛視上唱爆了，在大灣區反倒寂寂無聞。香港演員返回大陸也很久了，但這么多年來從來沒聽說他們與廣州的影視公司合作拍過片、與廣州的電視臺合作拍過劇。珠江臺那部讓觀眾尬到腳趾摳穿地板的仿TVB情景劇《外來媳婦本地郎》倒是長演不衰。張智霖在內地拍抗日神劇。何家勁開直播賣芝麻粉。林敏聰開直播唱咸水歌。王家衛去上海拍《繁花》。李若彤去上海拍短劇。但廣州卻從沒想過把這些人才資源稍作整合。

去年全國電影票房四百多億，今年僅一部《哪吒2》票房就過了160億。去年微短劇市場規模突破五百億，已經超越電影票房。直播和短視頻行業的市場規模更超過了3100億元，頭部主播董宇輝的銷售額已超93億元。東方甄選市值曾超750億港元，董宇輝的個人IP估值曾達10億美元。

這只是簡單舉例，說明在數字經濟時代新賽道絕不少。文娛生態與互聯網的結合，目前仍屬起步階段。

事在人為，就看廣州如何趟出第三產業的新路，而非固步自封，幾十年如一日，綁在冒煙工業和低端制衣業上。

遙想改革當年，敢為天下先，代表著廣府人的血脈、意氣和進取精神。

風起南粵，潮涌珠江。越是在轉型時期，我越看好廣州。

不過呢，最后插一句：那些過于“進取”的電雞車，是該好好整頓了。

作者：沈默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