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生產的“考研名師”：還沒畢業，我教齡5年

上半年，隨著國考、省考以及 2025 年研究生復試的落幕，得知結果的考生們和即將步入 “考海” 的應屆考生們，紛紛投入到接下來的備考中。

根據數據顯示，2025 年省考的參與人數超過 400 萬，計劃招錄 16.6 萬人；研究生考試則有 388 萬人參與，計劃招生 87.22 萬人。

面對如此激烈的競爭，為了提升 “上岸” 的幾率、減少 “走彎路” 的概率，許多考生選擇通過培訓機構來提升自己。

如今，年輕人習慣通過機構補習來提升 “成功” 的幾率，這似乎已成為一種 “潛規則”。

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以及渴望通過 “學習” 獲得確定性的焦慮，正在蔓延到各個領域，催生了培訓熱潮。

隨之而來的是，考研、考公、出國留學、教師資格證等各類考試中培訓機構扎堆涌現。

然而，當機構扎堆、培訓市場變得極其不透明時，師資力量便成為考生們選擇機構學習的重要考量因素。

為了吸引年輕人，如今的培訓機構更像是一個 “MCN” 機構，正批量制造著一個個所謂的 “名師”。

本期顯微故事，就將走進 “造師” 行業。以下是關于這個行業的真實故事：

文 | 楊佳編輯 | 卓然

“我今年 6 月才本科畢業，但在對外介紹時，我是一名教齡 5 年的名師。”22 歲的楊子雯說道。

楊子雯目前在國內一所著名外國語大學讀大四，將于 6 月畢業。除了外交部遴選、考編、考研、留學等少數選擇外，她所在專業的大部分學生，本科畢業后的就業去向是進入培訓機構擔任教師。

楊子雯也不例外。通過學長學姐們的牽線，她進入了一家本土知名的出國培訓培訓機構，從事英語培訓工作。

盡管楊子雯通過了專八考試，但作為剛入行的新老師，她年紀輕，既沒有生源也沒有知名度。用機構的話說，“家長不會接受一個毫無經驗的青瓜蛋子”。

為了盡快獲得 “排課”，她接受了機構的包裝：被包裝成一名教齡 5 年的老師，并且在 “上” 一家機構做到了金牌水平。

為了讓楊子雯看起來不那么像 “眼神清澈的大學生”，機構還特意安排她拍攝了商務形象照。穿上小西裝后，“立馬就有了那么回事”。

“雖然我的教齡是假的，但我的學歷是真實的，專業也對口。” 楊子雯以此安慰自己。

畢竟，她還見過學歷造假的情況 —— 對方明明是一名知名大學下屬二級學院的畢業生，持有語文教師資格證，卻搖身一變成了名校出身的英語授課老師。

此外，還有一些人聲稱自己是國外知名大學碩士、博士畢業的，但實際上根本沒有出國讀過書。

通過 PS 造假成績、制作偽造網站展示虛假成績的情況也屢見不鮮，甚至鬧出過 GMAT 714 分（GMAT 分數為整十）的笑話。

林笑在選擇考研培訓班時，也遇到過 “離譜” 的 “名師”。對方號稱從業 10 多年，成功帶過上百位學生 “上岸”。

林笑花上萬元報名了對方的全程指導班，卻發現對方提供的錄播課程內容質量低下，對許多專業知識也不甚了解。

等她想要退費維權時，一位比她高幾屆的學姐才告訴她：“之前考研教培行業的門檻并不高，很多都是當時找不到工作才進入這行的。”言下之意，不少所謂的 “名師” 只是從業時間久，并不一定優秀。

同樣，在考公領域，流水線制造的 “名師” 也層出不窮。

“很多老師會用‘考不過退款’來吸引學生，然后篩選高分考生，等對方考完后就稱是自己帶出來的，和當年一些學校‘掐尖’模式差不多。” 汪琳介紹，她曾在一家二線城市的考公機構工作，見過行業內許多 “名師” 誕生的過程。

汪琳解釋，考公涉及的 “行測” 和 “申論” 兩門課程，入門相對容易，但考出高分比較難。

只要做過足夠的題目、背下話術，“就能顯得有兩把刷子”。

因此，不少機構會從網上尋找相關資料，總結成配套話術，讓這些所謂的 “老師” 背誦。

或者，以 “招聘” 名義，吸引一些高分但未 “上岸” 的學生來應聘，通過筆套取對方的答題思路，然后包裝成自己的答題思路，教授給學生。

如果有學生成功 “上岸”，那么這位老師就坐實了 “名師” 頭銜，成為來年的搖錢樹；如果沒有學生 “上岸”，就重復上述步驟。

當然，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開局一張圖，內容全靠編”。汪琳曾見過一個老師的宣傳海報，上面列舉了這位老師多次參加國考、省考的單科成績，結果一查證，國考成績比全國單科最高分還高。

“總之，你能想到的任何與考試有關的培訓機構，都已經形成了一條成熟的‘名師’制造產業鏈。”汪琳說。

雖然培訓機構盛產 “名師” 早已不是秘密，但如此流水線式的 “造師” 模式，還是讓楊子雯感到震驚。

“甚至，只要口齒清晰，看上去說得頭頭是道，就有可能被包裝成資深老師，甚至名師。” 楊子雯說。

實際上，這股 “造師” 熱潮是由市場需求和培訓機構的盈利模式共同推動的。

“如今‘上岸熱’‘考證熱’，決定了這些領域非常賺錢。”汪琳解釋道，正是這股熱潮催生了如此多的培訓機構。

在她所在的二線城市，以前只有零星幾家考公、考研培訓機構，現在卻出現了整棟樓都是考試培訓機構的 “培訓樓”，“一眼望去，密密麻麻都是各個培訓機構的牌子”。

有時候，汪琳走在一些年輕租戶較多的小區，抬頭就能看到培訓機構的招牌。

與 K12 培訓相比，考公、考研、考證等領域既沒有 “雙減” 政策的限制，也沒有像 “教師資格證” 那樣的嚴格從業門檻和監管要求，收費更是極其不透明，沒有統一標準。

這種情況下，“只要有老師租個場地就能開班”，導致機構數量激增，競爭也愈發激烈。”

培訓機構的主要營收來自課時費。因此，為了在競爭中脫穎而出，機構必須有足夠的 “吸引點” 來吸引學員付費，甚至為一些昂貴的課程買單，才能維持運轉。

“對于那些想要利用應屆生身份上岸、考證，或者趕在 35 歲之前上岸的考生來說，費用并不是最關鍵的因素。他們背后的家長有付費能力，愿意為他們買單。

而此時能吸引他們的辦學實力、上岸率，又與師資資源緊密相關。” 汪琳說。

因此，為了吸引學生，機構一直熱衷于包裝老師的履歷。“履歷同時也決定了老師的身價和課程是否暢銷。” 楊子雯說。

她剛進入培訓機構時，作為一個 “生瓜蛋子”，沒有學生和家長愿意報她的課。

但當她被包裝成教齡 5 年的 “楊老師” 后，課時費漲到了 500 元，“還有很多家長排著隊買我的 1 對 1 課程”。

“好老師” 才是招生的金字招牌。因此，機構批量炮制資深老師已不是秘密。然而，如今不少機構開始 “飯圈化”，這讓楊子雯有些咋舌。

但汪琳卻不覺得意外。在她看來，這是規模機構為了維持生存的必然選擇。

在汪琳看來，現在網課資源豐富，大家能輕易獲取的資料越來越多，各個機構的課程研發也趨于同質化，不存在什么知識壁壘。

再加上一些小機構通過挖大機構的老師、借鑒其課程內容來降低成本，以低價分流大機構的生意。

因此，規模機構想要留住學生，除了依靠自身的名聲、宣傳、課程內容、“上岸率” 和喜報外，還必須通過銷售教輔、推出不可替代的名師來吸引學生，開拓多元化的營收渠道，同時通過 “名師” 來與其他機構區隔開來。

“這個模式和 MCN 機構很像。當產品同質化后，網絡上代表流量的頭部主播、名師才是公司最核心的資產。那些名師參與的教輔，更像是名師的‘周邊’。有了名師的噱頭，課程和資料才更容易賣出去。”汪琳說。

但和 MCN 機構一樣，機構的資源過度集中在名師身上，也會帶來困境。許多名師會反過來 “綁架” 機構，甚至另立山頭。

為了緩解這種困境，不少上了規模的機構會像 MCN 機構一樣，試圖通過批量制造名師的方式來儲備人才，分擔成本。

“可以說，炮制‘名師’，對于當下機構招生以及機構未來的發展，都是有好處的。” 汪琳說。

為了坐穩 “名師” 的位置，很多機構會專門圍繞 “名師” 建立一支團隊，不斷營銷 “名師”、增加其曝光度，甚至通過 “作假” 的方式來維持 “名師” 的名頭。

比如，在今年考研英語中，何凱文被曝出通過修改成績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英語水平；而另一位名師 “田靜” 則被扒出學歷作假，且疑似因分數太低而未公開分數。

“實際上，那些老師的水平很難一直保持他們營銷出來的水平。”楊子雯說。

她曾觀察過一些 “名師” 的成果，并嘗試運營自己的自媒體賬號，“結果我發現光是上課、備課就耗盡了精力，如果真像很多‘名師’所說的，還要籌備新課、帶課、直播、拍短視頻，甚至參與編書……那我只能減少自己在專業上鉆研的時間。”

某種程度上，這也意味著許多 “名師” 更像是名氣的保證，而不是課程內容的保證。“可能他們研發的課程內容，就是我們這些新人做的，只是在之前的基礎上換湯不換藥地改個說法。” 楊子雯說。

有時候，她也需要參與自己機構推出的 “名師” 部分工作，將自己的學習經驗變成對方的授課經驗，然后形成新的課包推出去。

“不同的考試，發展到現在，能授課的內容其實并沒有那么多。” 汪琳說。但每年為了讓新一批學生愿意付費，背后的運營團隊都會號稱自己更新了資料。

這也不難理解，為什么每年不同領域都有 “名師” 不同程度的 “翻車” 事件，比如被網友批課程內容太水、講述的技巧并不實用，甚至許多考公老師被詬病 “自己都上不了岸”。

畢竟，作為活躍在互聯網上的 “名師”，他們更主要的工作是曝光，而不是教書。

盡管 “名師” 屢屢 “翻車”，但不少人依舊活躍在臺前，繼續推薦自己的課程。究其原因，培養一個 “名師” 成本太高、難度太大，而 “名師” 的收益又太高，機構不舍得放棄。

“培養新‘名師’的難度不亞于培養一個能夠帶貨的主播，或者一個商務價值極高的流量明星。” 汪琳說。

加上這些考試不像 K12 培訓那樣，定期都有小考、月考，往往一年才有 1 - 2 次考試機會，到第二年時，新一批學生早已淡忘了老師的 “翻車” 事件，因此這些老師總是繼續活躍在臺前。

另一方面，不少 “名師” 也害怕在互聯網上被遺忘。

“現在出現了很多教育博主、職場博主，他們本身就畢業于名校，極其善于學習，有過成功‘上岸’的經驗，對于那些‘名師’來說，是巨大的沖擊。”

本著 “黑紅也是紅” 的心態，不少 “名師” 只能硬著頭皮往上沖。

“或許你會問，為什么許多老師不停下來沉淀一下。” 楊子雯聳了聳肩，“停不下來的。”

對于機構來說，營收是懸在頭上的利劍，他們沒有時間讓這些老師喘息，“畢竟這些老師扛著機構的營收。”

就像楊子雯被迫接受成為教齡 5 年的老師一樣，“都是為了工作”。

在這場 “造師” 運動中，最大的受害者或許是那些 “眼睛還明亮” 的學生，他們付出真金白銀和時間，換來的或許是一場不如并不如自己的人在告訴自己 “如何成功”。

“但是不要怪我，雖然我對外每小時收 500 元，但實際上分給我的只有 80 元。” 楊子雯強調，“我只是個打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