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三大征”靠萬歷掏個人腰包？

對于明神宗繞開朝廷征收礦（榷）稅的行為，不少朋友覺得神宗雖然加稅擴(kuò)充個人腰包（內(nèi)帑），但也因此有力支撐了“三大征”，功大于過。那么萬歷三大征的軍費真是來自神宗開征的礦稅么？

首先，三大征中的“寧夏之役”和“援朝之役”第一階段，就不可能依靠礦稅來支付。

寧夏之役爆發(fā)于萬歷二十年，也結(jié)束于萬歷二十年。援朝之役起于萬歷二十一年，第二年因議和雙方止戰(zhàn)，明廷也將明軍全部撤出朝鮮。而萬歷二十四年六月，因乾清、坤寧兩宮被雷擊焚毀，礦稅之議才被正式提出。

其次，播州之役也不太可能由礦稅來支撐。

根據(jù)《明代播州之役軍費考》的論述，整個播州之役期間，前線明軍共得軍餉449萬兩。其中除了朝廷（太仆寺和太倉）支付82.96萬兩之外，其余全是湖廣、四川、貴州三省自籌以及其它布政司的協(xié)濟(jì)。

（萬歷二十七年十月初十）丙戌，以征播乏餉，從戶部議，命四川、湖廣地畝權(quán)宜加派，總督于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豪右巧避侵漁等弊，毋累窮民。兵罷之日，即行蠲免。
《明神宗實錄·卷三四零》

如果此時神宗愿意用內(nèi)帑填補軍費缺口，明廷也就不會因為“乏餉”而對四川、湖廣兩布政司的田畝加派了（四川加派123425兩、湖廣加派260000兩）。那是不是援朝之役第二階段開銷太大，掏空了神宗的腰包呢？

萬歷三十五年八月，太仆寺少卿李思孝向神宗吐槽賬目嚴(yán)重不平，因為近幾十年來各部司已積欠太仆寺上千萬兩白銀未還。其中涉及三大征的欠款條目為：

萬歷十八年西征哱劉，借一百六十萬；東征倭，借五百六十余萬；二十七年為邊餉借五十萬，又為征播借三十三萬 ……
《明神宗實錄·卷四三七》

注：太仆寺本為兵部下屬主管馬政的機構(gòu)，成化四年在其下開設(shè)了以儲備“馬價銀”為主的常盈庫。萬歷朝稅賦、貨幣白銀化改革后，它就和戶部的太倉庫并列成為明廷最重要的白銀收支庫。

戶部也不逞多讓，在朝鮮之役剛結(jié)束時戶部上《遵屢旨，酌廟謨，備陳朝鮮君臣不易之籌，乞圣明鑒裁，以決兵食大計》一疏，其中涉及援朝之役的軍費數(shù)字如下：

惟是糧餉出之本部，除倭未退先七年間，運去銀三百余萬，各處調(diào)兵扣留京運及加派丁地，共銀二百四十余萬不計外，自昨歲迄今春，戍兵并撤兵行餉又七十九萬有奇。
《事大文軌》

綜上可知，太仆寺為援朝之役支借560萬兩，太倉為此役出銀619萬兩。其中有重疊部分，太倉因入不敷出，為支付朝鮮之役的軍費累計向太仆寺借銀350萬兩左右。也就是說太仆寺和太倉共為朝鮮之役共支829萬兩。而整個援朝之役，白銀支出在900萬兩左右。

除了朝廷之外，副都南京和各布政司也為三大征出資不少。

如萬歷二十年八月，為應(yīng)對寧夏戰(zhàn)事，神宗同意了兵部奏請，“發(fā)馬價十萬解往犒軍，行南京戶部發(fā)銀二十萬，付陜西巡撫召募戰(zhàn)守之用”。萬歷二十一年正月，為準(zhǔn)備援朝之役戶部尚書趙世卿查知南京戶部有存銀六十一萬，就兩次奏請神宗共計調(diào)用了四十萬兩。萬歷二十七年，兩京工部共為援朝之役支付白銀22.7萬兩 ……

另外從三大征末期開始，在朝廷度支已趨于緊張的情況下，神宗還要求朝廷替他填補皇室用度的窟窿。

二十七至三十年，共進(jìn)過冊立、分封、冠婚典禮各錢糧，共二百五十五萬七千二百四十七兩，幾盡一歲之入以償之。往年婚禮不過十萬，潞王用止九萬，至福王婚禮，進(jìn)過四十余萬。圣母兩上徽號，前后共四十七萬有余。升遐所費香蠟等項，又約二十二萬。長公主婚禮用至十三萬五千兩，七公主婚禮，共折解十萬余。
《明神宗實錄·卷五七一》

所以就算神宗出了錢，他為三大征出的款項也寥寥（實錄里幾乎沒有相關(guān)記錄也是旁證），更不至于說三大征是靠他的個人腰包了。對于這一事實，神宗的孫子不僅沒有否認(rèn)，還理直氣壯的把它作為回絕兵部討要內(nèi)帑的理由。

諭戶兵等部衙門：朕覽戶部等衙門請發(fā)內(nèi)帑銀兩，朕豈不重念封疆，吝惜不發(fā)。但思軍國諸費，向有經(jīng)制。祖宗朝大兵大役，率皆外廷調(diào)度。即在皇祖時，討平寧鎮(zhèn)，征播驅(qū)倭，一切兵餉，不聞?wù)堗?br/>《明熹宗實錄·卷十》

天啟元年五月，因遼東新潰亟需重組防線，度支困難的兵戶等部奏請熹宗用內(nèi)帑補齊遼鎮(zhèn)不足。年輕的皇帝表示不是他不愿意，只是從他爺爺起的祖制就是兵餉不請內(nèi)帑，他豈能壞了規(guī)矩？

最后明神宗開征礦（榷）稅，確實擴(kuò)大了他的內(nèi)帑，但未能提升明朝的總歲入（朝廷+皇帝），因為絕大部分礦（榷）稅是在搶朝廷的歲入，或者說是拆東墻補西墻。

比如萬歷三十年八月和萬歷三十三年十月，戶部尚書趙世卿分別上《關(guān)稅虧減疏》和《申飭關(guān)稅疏》，詳細(xì)說明開征礦（榷）稅對明廷各鈔關(guān)的危害。

按照他的統(tǒng)計，從萬歷二十七年到萬歷三十二年，崇文門、河西務(wù)、臨清、九江、滸墅、揚州、北新、淮安等鈔關(guān)的收入比原額累計少收65.49萬兩。原因是各地商戶為逃避稅使盤剝（例如稅使兩頭征收），而刻意縮小貿(mào)易規(guī)模和范圍，進(jìn)而造成通關(guān)貿(mào)易銳減。

隨查各關(guān)監(jiān)督預(yù)呈文案，在河西務(wù)關(guān)，則稱稅使征斂，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計一百六十余名，今止存三十余家矣。在臨清關(guān)，則稱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為沿途稅使盤驗抽罰，貲本盡折，獨存兩人矣。又稱臨清向來叚店三十二座，今閉門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閉門四十五家，雜貨店六十五座，今閉門四十一家 ……
《關(guān)稅虧減疏》

讓一個商貿(mào)市場繁榮很困難，但讓它蕭條卻又很簡單。

萬歷二十六年，魯保受命前往兩淮督辦鹽務(wù)和榷稅。魯太監(jiān)的增收辦法非常簡單，加大鹽引攤派量（一到任就增發(fā)8萬引），并大幅度提高每引重量至570斤（原本大引400斤、小引200斤）。主打一個賣的越多，鹽稅就收的越多。

至于市場是否可以消化，以及鹽商能不能賣掉和回本，則不關(guān)他事。此后兩淮的鹽商要么是想盡辦法不接鹽引（改售私鹽），要么就是因無法回本而拖欠鹽稅。

萬歷二十七年十月戶部奏報，“近日兩淮春夏鹽課該二十余萬，今歷十月，尚無絲毫到部，若河?xùn)|鹽課，小人爭變，其說官商俱困，業(yè)已大壞，臣等方懷私憂，勢必及于浙、福”。

神宗不搭理，任由魯保繼續(xù)玩放量。結(jié)果到萬歷四十年，原本可以年課稅六十萬兩的兩淮鹽業(yè)，已被折騰得奄奄一息（至明朝滅亡也未恢復(fù)）。當(dāng)年九月戶部奏報：

兩淮鹽課，停壓兩年有半，巳少銀一百七十余萬有奇，今歲又復(fù)愆期，時逾秋仲，而上解方至，則下解必更踰越，是將又壓半年矣，合三年則欠二百余萬矣 ……

而神宗個人又撈得多少呢，“十?dāng)?shù)年來，入皇上者不逾百余萬”。如果再算上其它布政司的鹽課，損失只會更大。所以這一番折騰，激得各處民怨不說，還不如直接要求戶部每年撥付十萬兩鹽稅入內(nèi)帑。

除了朝廷正稅，各地方的雜項以及留存，也成為諸位礦（榷）稅使眼里最易開采的露天礦產(chǎn)。

比如廣東巡按王以寧奏，“自稅使入粵...除加抽鹽稅、廠稅、墟稅、谷稅以及鐵鍋、牛判等稅四萬七千七百余兩外，復(fù)將通省章程兵餉撥充監(jiān)稅，前后共一十五萬一千有奇”。

兩廣總督何士晉奏請皇帝制止稅使向藩庫借銀，“自二十八年起至四十六年上半年止，共借過五十八萬二千五百四十八兩零。今司帑罄空，再難借”。

直隸巡按李文璧彈劾稅使強奪地方稅款并肆意加派，“畿內(nèi)額稅七萬，又加魚葦稅銀四萬，稅監(jiān)王虎罔利取盈，魚船葦場之外稅及賣葦箔及賣魚處所，無魚葦則派落地之稅，算及果園菜畦以至窯井”。

至于“高淮亂遼”就不用再多說了 …… 所以為啥神宗的礦稅會搞得海內(nèi)群起反抗？只是相較于詳細(xì)了解礦稅背后的問題及其對大明財政的破壞，“江南士紳死命抗稅”這種極簡表達(dá)更易讓人上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