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辦研究型大學崛起：是創建一流大學的新力量，還是終將淪為炮灰

自從19世紀末期，北洋大學、南洋公學、京師大學堂等一批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在中國建成后，我們就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征程上前仆后繼。如今，以清華北大、國科大、華東五校等為代表的國內頂尖大學，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與日俱增。

不過，國內的頂尖大學幾乎清一色是公立大學，這一點與歐美國家截然不同。在美國，以“常春藤八校”、斯坦福大學等為代表的私立名校，風頭蓋過了加州大學、卡梅隆大學、佐治亞理工學院等公立院校；擁有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頂級名校的英國，同樣有白金漢大學、倫敦攝政大學等私立名校。

既然如此，民辦研究型大學能否成為中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另一股力量呢？近些年，西湖大學、福建福耀科技大學、寧波東方理工大學等新型民辦大學相繼成立，紛紛定位“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學”，希望通過探索全新的模式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培養創新型人才。

重回歷史舞臺，民辦研究型大學將在中國現代教育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民辦研究型大學

民辦研究型大學重回歷史舞臺

教育是為國家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培養什么樣的人才、建立什么樣的大學也必定符合時代發展的需求。民辦大學的廢與立，絕不是歷史的偶然。

建國之前，國內的大學根據辦學性質大體分為三類：國立大學、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并且每種類型的大學都有標桿院校：國立大學自然無需贅述，私立大學如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等，教會大學有燕京大學、嶺南大學等，并且部分院校在當時已經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新中國成立后，高等院校悉數歸為國有，并且在“全國院系大調整”中進行重新規整、合并，私立大學、教會大學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在此后數十年時間里，國內長期沒有民辦高校，直到改革開放后的1984年，黃河科技學院獲批成立，成為新中國第一所得到批準并具有頒發文憑的民辦高校。四十年風云變幻，民辦大學在國內已經司空見慣。

然而，早期民辦大學的主要職能，是培養服務社會生產的技能型人才，雖然部分院校有培養研究生的資質，但距離培養科研型、創新型人才依然相去甚遠。時至今日，“民辦研究型大學”依然是個新鮮事物。

縱觀全世界，頂尖研究型大學中的私立大學并不在少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這些享譽世界的頂尖名校均為私立。于是，國內的有識之士也一直不遺余力推動民辦研究型大學在國內的建設。

廈門大學

難道就因為國外有頂尖私立研究型大學，我們就必須有嗎？當然不是。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建設是因為需要。

錢學森先生在2005年提出“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二十年來，這個問題一直激勵著眾多教育家、實干家為中國高等教育謀突破求創新。

恰逢社會發展進入全新時代，紛繁復雜的競爭形勢對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培養高水平、創新型人才是我們贏下科技競爭的必經之路。即使清華宣布已經“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北大、華東五校的排名也在節節攀升，但這些高校與傳統世界頂尖名校的差距依然十分明顯。

根據教育部官網數據，截至2025年6月20日，全國高等學校共計3167所，其中：普通高等學校2919所，含本科學校1365所、高職(專科)學校1554所；成人高等學校248所。可見，當前的局面是技能型大學有余，“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不足。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則明確提出，“加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設力度”。于是，國家審時度勢，鼓勵民間力量參與研究型大學建設，批準一批志在高遠的新型民辦大學成立。

西湖大學

2018年3月，定位“高起點、小而精、研究型”的西湖大學正式獲批，宣告民辦研究型大學再次粉墨登場。隨后，福耀科技大學、寧波東方理工大學等新型民辦大學相繼成立，共同探索全新的人才培養模式。

這些大學“不約而同”地定位“新型研究型大學”，試圖探索一條全新的道路，對標頂尖名校，創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型大學。

然而，創辦研究型大學并非易事，需要解決辦學模式、人才、經費等問題：巨額經費從哪里來，如何吸引頂尖人才，采用哪種管理模式……踏錯一步，就可能滿盤皆輸。

這些大學，又將怎樣突出重圍，建成世界一流水平呢？

寧波東方理工大學

辦學：創新且高效的模式

所謂“公辦”與“民辦”，差別不在于“所有者”，而在于辦學模式。事實上，在今天的中國，學校不可能像企業一樣實現真正的“私有”，即使是民辦學校也在上級主管部門的管理和監督之下。

從管理模式上看，民辦研究型大學與傳統大學最大的區別在于“理事會”。理事會是西方私立大學普遍采用的管理模式，如今也被國內民辦研究型大學所采用。作為第一所民辦研究型大學，西湖大學沒有沿用傳統高校通用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分工負責制”，而是率先采用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以董事會為學校最高決策機構。

在哈佛大學等名校中，校董事會作為大學法人治理的核心機構，擁有對學校關鍵事務的絕對決策權，包括制定方針政策、監督資金預算、任命校長等。西湖大學采用這種架構，也是希望通過董事會的管理，營造更加獨立、自由的學術土壤。

與之類似的，隨后成立的福耀科大、東方理工則是“理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同時成立監事會、顧問委員會、校務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等部門，相互協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中國的大學，即使是民辦高校，也離不開“校黨委”的領導和監督。

福耀科技大學校內

在辦學規模上，民辦學校均采用“小而精”辦學路線。畢竟，“規模”意味著“成本”，對于一所新大學來說，堅持小規模辦學，只發展有限學科，才是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正解選擇。

辦學進入第八年，西湖大學依然保持小規模招生。2022年和2023年分別招收本科生60人和93人，2025年首次在浙江省以外招收本科生，總招生人數155人，而博士研究生也不過招收600余人，是真正的“小而精”辦學。

根據規劃，西湖大學未來將保持約5000名學生的辦學規模（研究生3000人，本科生2000名），而福耀科大也不過8000名、東方理工約1萬名。

學生規模小，相應的辦學場地、教學和科研設備、教師隊伍等所需的規模也下降。西湖大學所規劃的研究人員、教學人員、技術支撐人員、行政服務人員約1050人，其中各級別教授約400名。即使單按照教授數量與學生數量來看，其比例1：12也是很高的，加上其余教學人員，西湖大學的師生比大約在1:10之內。

東方理工校內

新型民辦大學與傳統高校相比，最大的差別在于教學模式——全面實行產學研相融合，培養創新型人才。

西湖大學第一年招生時，僅招收博士研究生，創造了中國高校先培養博士生后再培養本科生的先例。

后來成立的東方理工，早在2022年就招收首批研究生，而本科生招生在是在2025年正式獲批設立大學后開始。事實上，在西湖大學、福耀科大、東方理工等院校的規劃中，研究生數量均不低于本科生數量。

從錄取分數線看，第一年招收本科生的福耀科大、東方理工，最低投檔線都超過了中游985高校在當地的錄取分數線。學生、家長對學校的信心，離不開學校獨到的辦學模式和資源。

民辦研究型大學都在積極招攬全球頂尖學者，打造具有國際前沿水平的教學、科研隊伍，同時實施個性化培養方案，創建書院、導師制等模式。更重要的是，學校與科研機構、企業緊密合作，打造“產學研”融合的培養模式。

回望上世紀七十年代，斯坦福大學開創性地提出了在校內成立工業園區的壯舉，為學生提供各種研究項目和實習機會，反過來又一舉孵化了大量高科技企業，使斯坦福成為今天“硅谷”的核心和全球科技創新的中心。

福耀科大明確提出要“對標”斯坦福大學，要向這所世界頂尖名校學校，剛成立就與多個企業成立了四個校企聯合實驗室，與背后的福耀集團無縫連接；西湖大學更是成立了國內首家國家級前瞻謀劃未來產業的科研機構——西湖大學未來產業研究中心，意欲打造具有國際影響的未來技術創新策源地、復合功能建設樣板地、新型創新機制試驗地……通過這些新嘗試，民辦研究型大學或許能在未來形成創新型人才培養的全新模式。

福耀科技大學

經費：持之以恒的造血能力

與公辦高校不同，民辦高校沒有或僅有少量來自上級主管部門的撥款和經費，但學校的持續運營需要大量的經費，這就要求高校本身具有很強的造血能力。

通常來說，民辦大學的經費主要來自自籌資金、學費、社會捐贈等。創辦一所技能型學校，收取高額學費，以此實現盈利和持續運轉，是以往普通民辦大學最常見的方式。然而，研究型大學的目的在于培養高層次人才和推動前沿科學研究發展，所需要的科研經費更是天文數字，根本不可能通過收取高額學費就解決的。

就拿福耀科大所對標的斯坦福大學，在校生規模約18000人，在2024年所獲捐贈基金規模為376億美元。當然，對于這樣一所世界級名校來說，學費也是“天價”——標價成本逼近9萬美元/年——是學校日常運營經費的重要來源。當然，中低收入家庭、成績優異者實際支付遠低于標價。

再來看國內高校。根據各省市、主管部門公開數據，2025年國內高校預算中，清華大學再次以395.18億元高居榜首，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北京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分別以352.31億元、294.48億元、259.14億元、226.09名列第二至第五名。

高校經費2025

而作為國內唯一一所“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2025年的經費預算同樣達到136.11億元。中科大歷年招生人數不過2000人左右，2025年招收本科生2100人，全日制在校生總規模約為15500人，相對于清華北大、華東五校其他成員動輒四五萬人的規模，中科大顯得特別“精致”。這個辦學層次、規模，與西湖大學等民辦研究型大學的定位比較接近。

對于一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來說，一年100億元的辦學經費并不算多。國家在中科大布局的全國重點實驗室、大科學裝置，甚至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研究中心等，其費用都不是民辦大學所能承受。

剛剛建成招生的福耀科大，首期由曹德旺創辦的河仁慈善基金會投入100億元，學校的建設花費40億，剩下60億的資金用于學校的初期發展。根據主要投資人曹德旺所言，為2025屆學生投入8億元用于培養學生。對于首批50位學生來說，8億元不在少數，但如果考慮到科研平臺的建設、課題研究等，8億元可能就捉襟見肘了。

曹德旺談福耀科大

至于比較成熟的西湖大學，每年經費約15億元，用于學校的運營、科研、基建、教師薪資等項目。目前，西湖大學本科生的學費是6000元/年，研究生為10000元/年，一年學費收入僅4200萬，根本不可能支撐學校的運作。

在創校初期，杭州市政府在政策和資金上曾給予支持，而后學校經費交由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會承擔。就目前而已，西湖大學目前主要資金來源是創始捐贈的基金收益（占60%）、后續社會捐贈（30%）、競爭性科研經費（10%）。根據估算，當前西湖大學的基金池規模約300億元。

學校的經費來源比例和斯坦福依賴捐贈基金的模式有點像，但規模小得多。對于后面的福耀科大、東方理工等學校是很好的參照。

西湖大學校內

人才：既吸引人才，更培養人才

“人才是第一資源”，這句話同樣適用于大學。

諸如斯坦福大學之類的世界頂尖的私立研究型大學，最核心的競爭力就是匯聚了多位世界頂尖學者，培養出大批一流人才： 目前，有超過10位諾貝爾獎得主仍在斯坦福大學執教或從事研究，迄今為止共培養出8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頂尖人才之眾，“常春藤八大名校”就更不用說了。

如何招攬世界各地的人才，是擺在民辦研究型大學面前的一大難題，想要讓頂尖科學家、優秀學子放棄一流的公辦學校去前途未卜的民辦大學，又談何容易？

早在西湖大學成立之初，施一公就明確表態，西湖大學不會挖國內大學的墻角，而是主要面向海外招攬人才。迄今為止，西湖大學已經收到超過3萬名學者投遞簡歷，其中95%來自海外。根據西湖大學官網的數據，到 2026 年預計將擁有 300 名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包括講座教授），以及600名研究、教學、技術支持和行政人員以及 900 名博士后研究員。

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在創辦西湖大學之前，就已經是國際知名的結構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經擔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后來，在他的努力奔走和引薦之下，西湖大學吸納了一批來自世界各地的領軍人物。

學校董事會名譽主席是著名科學大師、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云集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戴維·巴爾的摩，陳十一、潘建偉、董晨、孫立成等兩院院士加盟，世界知名學者擔任各大學院院長。這些大名鼎鼎的學者，是西湖大學最核心的競爭力所在。

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

即使是剛剛獲得招生資格的福耀科大、東方理工，也已經標榜“打造一流教學、科研團隊”。福耀科大已經獲得包括15名院士在內的多位全球頂尖科學家加盟，東方理工同樣不甘示弱，聘請了多位來個全球各領域的學術帶頭人，其中僅兩院院士就有15名。

這些教師、科研團隊，雖然能暫時滿足學生的教學和學校科研工作的推進，但距離一流的新型研究型大學還相去甚遠。

新型研究型大學有更寬松的管理體制和更自由的學術空氣，能給予這些學者更廣闊的施展空間以實戰才華；然而，平臺的匱乏、經費的短缺，也有可能對他們的科研、教學造成限制——這是新型民辦大學不得不直面的難題。

正所謂“栽下梧桐樹，引得鳳凰來”，創造更優越的條件，營造向上的氛圍，搭建更專業的平臺，或許能更容易捕獲這些學者的芳心；如若不然，即使引進了也未必留得住。

福耀科大校長王樹國

民辦研究型大學：未完待續

從目前來看，西湖大學日漸走上正軌，其成績有目共睹。福耀科大、東方理工等院校接力，未來也必定會有越來越多民辦研究型大學登上歷史舞臺。

只不過，相對于斯坦福大學等世界頂尖私立學校逾百年的發展史，民辦研究型大學在國內依然處于起步階段，規模小，模式尚未成熟，持續的“造血”能力十分有限。民辦研究型大學要走向未來、走向世界，這些都是不得不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經過幾代人前仆后繼的努力，我們建成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清華北大為引領的高校也已經傲然立于世界名校之林。創辦民辦研究型大學的意義在于，讓更多有潛力、有天賦的學子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成長方式。或許假以時日，民辦研究型大學能成為我們培養創新型人才的又一得意之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