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與新加坡的競爭：為何1766萬人的經濟體量會被564萬人反超？

文/向雋 微評社原創

• 獅城與鵬城，兩種發展模式的較量，不僅僅體現在GDP數字的浮動上，更隱藏在制度與科技創新的深層差距中。

深圳與新加坡，兩座同樣以高效政府和經濟活力著稱的城市，卻在不同軌道上演繹著各自的發展故事。

2017年，深圳GDP首次超越新加坡，引發了廣泛關注。然而五年后的2022年，新加坡以4671.8億美元的GDP總量反超深圳的4529億美元；2024年新加坡比深圳整整多出2000多億，差距似乎越來越大……

這場競爭背后，是土地面積更大、人口更多的深圳與精致高效的新加坡之間的較量，也是兩種不同發展模式的直接對話。

01 經濟賽跑：一場交替領先的競爭

深圳與新加坡的經濟競爭，從來都不是單向的超越，而是一場交替領先的激烈賽跑。這兩座城市在宏觀數據上的對比，揭示了更為復雜的現實。

從經濟總量看，2017年深圳GDP首次超越新加坡，成為中國城市崛起的一個標志性事件。然而這場勝利并未持續太久。

2022年，新加坡GDP達到約4671.8億美元，而深圳約為4529億美元，新加坡成功實現反超。

仔細分析這兩座城市的經濟規模，深圳土地面積1997平方公里，明顯大于新加坡的733平方公里。人口方面，深圳擁有1766萬的常住人口，是新加坡564萬人口的3倍多。

人均GDP的對比揭示了更為深刻的差距。2022年，新加坡人均GDP高達8.3萬美元，而深圳僅為2.5萬美元，新加坡是深圳的3.3倍。

這印證了多年前一位學者的預測——深圳人均GDP要與新加坡看齊，至少需要十年時間；現在看來，似乎希望越來越渺茫……

經濟增長的速度也不同。2015年，深圳GDP增幅高達8.9%，而新加坡僅為2.0%。這種增長速度的差異，體現了兩座城市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特點。

深圳猶如一個充滿活力的青年，正在快速成長；而新加坡則如同成熟穩重的中年，保持著精致而高效的發展步伐。由于制度的差異，后者似乎更具耐力和韌性。

02 產業格局：外向型與內生型的差異

深圳與新加坡的產業格局，映射出兩座城市不同的發展基因和路徑。新加坡是典型的外貿驅動型經濟，而深圳則更多依靠內生動力的增長。

新加坡的經濟模式決定了其高度依賴中美日和周邊市場，外貿總額甚至是GDP的三倍。這種經濟結構使新加坡成為全球貿易的關鍵節點，但也使其更容易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

電子工業是新加坡的傳統優勢產業，2020年產值達1418.6億新元，占制造業總產值的45.7%。

與此同時，新加坡還是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和石油貿易樞紐，亞洲石油產品定價中心，日原油加工能力超過150萬桶。

深圳則呈現出不同的產業生態。這座城市以高新技術產業、文化產業、物流業和金融業為四大支柱。

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2023年實現產值2.8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2%，這一增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深圳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數量達到18650家，居全國城市第二位。2023年，深圳新增國家高新技術企業1615家，新增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309家。

兩地在企業結構上也表現出明顯差異。新加坡擁有托克集團、豐益國際等世界500強企業。

而深圳則孕育了11家世界500強企業，包括中國平安、華為、騰訊、比亞迪等。

這些企業作為深圳的“優等生”，對深圳乃至全球的經濟都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影響。

03 創新驅動：兩種不同的科技創新生態

在科技創新領域，深圳與新加坡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和創新生態。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創新主體上，也反映在政府對創新的支持方式中。

深圳的創新動力主要來自企業和市場。深圳企業已成為技術創新的絕對主體，呈現出鮮明的“四個90%”現象——90%的研發人員、研發機構、科研投入和專利生產都來自于企業。

這種市場驅動的創新模式，讓深圳在應用技術和產業化方面表現出顯著優勢。

相比之下，新加坡更加注重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新加坡擁有在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大學，更加注重全球化的軟實力建設。

這種差異在創新鏈條上形成互補，也解釋了兩地在科技產出上的不同表現。

近年來，深圳與新加坡已認識到彼此的優勢互補，積極開展智慧城市合作。自2019年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以來，雙方已累計啟動4批48個重點項目。

這些項目涵蓋深新前海智慧城市合作創新示范園區、中新跨境貿易數據國際互聯互通等標桿項目。

2025年，深圳市科技創新局還專門設立了“深圳-新加坡聯合研發資助項目”，面向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和未來產業集群重點領域，支持兩地企業開展聯合研發。

這種協同創新的趨勢日益明顯。2024年底，新加坡與深圳龍崗區共同成立了姊妹產業園，打造兩地企業出海的“第一站”。

活動促成新加坡企業來龍崗投資超16億元，龍崗區企業到新加坡投資超7億元，雙方簽約合作金額超23億元。

04 制度環境：城市治理的軟實力差距

如果說科技創新是城市發展的引擎，那么制度環境則是決定發展高度的基石。在制度創新和城市治理方面，深圳與新加坡存在明顯差距，這尤其體現在法治、公共服務和國際化程度上。

新加坡已形成完善的法治體系和成熟的監管制度。其嚴明的法律秩序和高效的政府服務，為企業和居民提供了穩定、透明、可預期的環境。

這種制度優勢吸引了全球人才和資本，鞏固了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商業樞紐的地位。

在公共服務方面，新加坡通過組屋方式讓大部分人實現了居者有其屋。這一住房政策有效保障了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緩解了社會矛盾。

相比之下，深圳的高房價讓不少居民成為“房奴”，甚至導致一些人選擇逃離。

新加坡的文化更為多元，而且擁有在世界上排名更靠前的大學，更加全球化的軟實力。這種軟實力建設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長期投入和積累。

盡管深圳也在努力改善營商環境，但在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跨境數據流動等關鍵領域的制度創新仍顯不足。

深港合作圓桌會議的學者曾指出，深圳可以作為內地與港澳離岸人民幣市場對接的“窗口”，在資金的雙向流動上先行先試。

但這方面的改革步伐相對謹慎，限制了深圳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程度。

此外，在城市治理方面，新加坡已形成一套精細化管理體系，而京滬廣深等中國一線城市“在城市治理方面還有漫長的路要走，甚至還存在城市治理方面的硬傷短板”。

05 前景：從追趕走向引領的路徑

面對與新加坡的差距，深圳的未來發展需要在保持自身優勢的同時，補齊短板，實現從追趕到引領的轉變。兩個城市的競爭并非零和游戲，而是互補共贏的關系。

深圳需要保持并強化其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優勢。近年來，深圳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增長迅速，2023年第二產業增加值達13015.32億元，同比增長6.5%。

這種制造業基礎和創新活力是深圳最寶貴的資產，應當進一步鞏固。

深圳應當深化與新加坡的合作，學習其在城市治理和軟實力建設方面的經驗。深新智慧城市合作已取得積極進展。

這種合作不僅有助于深圳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也為新加坡企業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

新加坡—大灣區企業出海基地的揭牌成立，正是這種合作深化的體現。該基地旨在共同打造兩地企業出海“第一站”、場景應用“第一線”、創新創業“第一選”。

這種協同發展模式，有望實現“1+1>2”的效果。

深圳可以借鑒新加坡在住房保障、公共服務等方面的經驗，努力解決高房價等城市問題。

同時，加大對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彌補與新加坡在基礎研究領域的差距。

香港學者曾預測，大概10年左右的時間，深圳的人均GDP水平可以向新加坡看齊。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深圳在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兩方面同時發力。

近年來，深圳遭遇了45年來罕見的經濟寒冬，新注冊企業和倒閉企業首次出現倒掛現象；隨著內卷的日益加深，大量房地產企業的爆雷，加劇了房奴的斷供行為，惡化了深圳的創新與營商環境。

一個國家或地區，政府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并取得驚人的成果；但要持續不斷地保持這種優勢，務必在制度上進行變革與創新；政策的差距可以通過調整解決，而制度的優勢則是無與倫比的。

深圳與新加坡的競賽不是短跑，而是馬拉松。2022年的暫時落后，不過是漫長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插曲。

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曾指出：“城市競爭不是零和游戲，智慧和可持續的城市解決方案，將讓所有居民受益。”

深圳在硬件上的差距正在縮小，而軟件上的追趕——制度創新、營商環境、全球鏈接能力，將決定它能否真正成為一座引領未來的偉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