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滅倭第一人——大唐名將劉仁軌（一）：從白衣寒士到國之棟梁

1935年的一天，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對其北大時期的同窗好友，時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的羅家倫言道，若得一子，取名“仁軌”。羅家倫不解其意。傅斯年答道，中國第一個能在朝鮮對日本兵打殲滅戰(zhàn)的，就是唐朝的劉仁軌。

劉仁軌（601年－685年3月2日），字正則，汴州尉氏（今河南省開封市尉氏縣張市鎮(zhèn)）人。歷仕唐高祖、太宗、高宗、武周四朝，是古代出將入相，文武雙全的典范。其軍事生涯的高光時刻，就是在白江口之戰(zhàn)中（今韓國忠清南道扶余郡附近入海口一帶），四戰(zhàn)皆捷，全殲日本海軍，一舉奠定1000年東亞國際新秩序，是中國歷史上滅倭第一人。

公元601年（隋文帝仁壽元年），劉仁軌出生，家境貧苦，雖逢隋末亂世，但好學不輟。

《新唐書·列傳 卷三十三·劉仁軌傳》：“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yè)，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

少貧賤的劉仁軌，是如何有學習的機會，并做到博聞多才的。要知道，就在其出生的這年六月，隋文帝下詔廢州縣學。

據(jù)《資治通鑒·隋紀三》：“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并廢”。

此詔令對儒學教育打擊頗大，隋煬帝登基后雖有所恢復(fù)，但隋末戰(zhàn)亂頻發(fā)，河南又是中原逐鹿之地，傳道授業(yè)者何來。

這就不得不提到劉仁軌的家世，其出自于尉氏劉氏宗族，可追溯至東漢皇室。

據(jù)《新唐書·卷七十一（上）·表第十一（上）·宰相世系（一上）·尉氏縣劉氏》：尉氏劉氏出自漢章帝子河間孝王開，世居樂城，十世孫通始居尉氏。

北魏時，有劉開的第12代(《新唐書》誤作第10代)孫劉通，任建武將軍、南陽太守，受封為樂城侯。劉通原籍樂城，后始從樂城遷居河南尉氏，后裔興盛起來，成為劉氏的一大支派——尉氏劉氏。因此尉氏劉氏尊劉通為開基始祖。劉通生子劉能，北齊時官任冠軍將軍。劉能生子劉熾，官任淮陽王參軍。劉熾生子劉子威，譜稱之為曹州府君。劉子威生二子：劉仁軌、劉仁相。

圖源《二十四史全譯》

在那個門閥士族當?shù)溃易謇鏋橄鹊臅r代，身為尉氏劉氏一族后人，自是得到了家族的資助，再兼其好學不輟，幾年后迎來了自己的第一個貴人，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瑰。

任瑰，字瑋，廬州合肥人，其父為南陳定遠太守任七寶。早孤，由南陳大將陳忠撫養(yǎng)，后任衡州司馬。南陳為隋所滅，任瑰棄官而走。仁壽中，為韓城尉（今陜西韓城市），俄又罷職。李淵授其河東戶曹，并曾將李建成、李元吉等家眷托其照看。李淵起兵反隋，任瑰招撫今陜西韓城、合陽等關(guān)中各縣，又拒破王世充進攻，因功封管國公。

公元621年（武德四年），日后的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割據(jù)洛陽的王世充。任瑰在洛陽之役中，料理糧餉后勤，后又任河南道招撫大使，安定地方，有選補官吏之權(quán)，時人稱其多徇私親故。劉仁軌作為尉氏劉氏一族的才俊，得以入任瑰幕府，且有言任瑰之妻出自尉氏劉氏，此時劉仁軌只缺一個展露才華的機會。

《舊唐書·列傳·卷三十四·劉仁軌傳》：武德初，河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瑰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草，因為改定數(shù)字。瑰甚異之，遂赤牒補息州參軍。

隋末戰(zhàn)亂，局勢不明，導(dǎo)致官員不足，不得不多發(fā)“赤牒”作為臨時授官憑證。玄武門之變后，為安撫天下，下詔轉(zhuǎn)為正式官員。

《資治通鑒·唐紀八·貞觀元年》：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

《新唐書·本紀·卷一·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公元626年7月5日）癸亥，立秦王，世民為皇太子，聽政。賜為父后者襲勛、爵，赤牒官得為真，免民逋租宿賦。

劉仁軌因才華受任瑰賞識，先任息州參軍（今河南省信陽市息縣），后轉(zhuǎn)陳倉尉（今陜西省寶雞市），這是一個負責地方治安的基層官職。官職雖小，但劉仁軌卻靠著他的正直無畏，入了太宗的法眼。

唐朝前期實行府兵制，平時耕種，戰(zhàn)時集結(jié)，自備軍械、軍糧，設(shè)“折沖府”負責管理訓練，由折沖都尉、果毅都尉統(tǒng)領(lǐng)，依據(jù)當?shù)厍闆r，分上中下三個等級，一府領(lǐng)800-1200人左右的衛(wèi)士。

陳倉當?shù)卣蹧_都尉魯寧，自持高位，仗勢欺人，歷任官員皆不能禁止其惡行。劉仁軌先禮后兵，魯寧不聽勸阻，反而更加強橫兇暴。劉仁軌遂杖殺魯寧，以泄民憤。九品小官，杖殺五品都尉，此事驚動了太宗皇帝，遂召見劉仁軌，當面問話。

《資治通鑒·唐紀十一》：初，陳倉折沖都尉魯寧坐事系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尉氏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怒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沖！”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征侍側(cè)，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征曰：“隋末，百姓強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上悅，擢仁軌為櫟陽丞。

長安之行，幸得魏征在旁，以隋末豪強亂政，欺凌地方，致使隋亡為例，加以勸諫。太宗皇帝轉(zhuǎn)怒為喜，因其秉公執(zhí)法，擢升櫟陽縣丞（今陜西西安閻良區(qū)一帶）。這是唐代京畿之地，品級為從八品下。它相當于副縣長，是一個負責具體政務(wù)的基層要職。后又屢次上表勸諫，因其清廉剛正，升至“給事中”，有司法監(jiān)察之權(quán)。

若無意外，劉仁軌當以其清正廉潔，而留名于世，但一場無妄之災(zāi)，讓劉仁軌因禍得福，走上了一條出將入相，閃耀千古的道路。

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劉仁軌因處理“畢正義案”得罪寵臣李義府，出任青州（今山東省濰坊市青州市）刺史，遠離政治中心。

李義府（614年—666年），瀛州饒陽（今河北省衡水市饒陽縣）人，因善寫文章，被舉薦入仕，得以隨侍還是晉王的高宗李治。后在立武則天為后，打擊關(guān)隴士族等事上，沖鋒在前，頗受恩寵。

顯慶元年（656年），洛州女子淳于氏因罪被關(guān)入大理寺監(jiān)獄。李義府指使大理丞畢正義將其釋放，納之為妾。大理寺卿段寶玄據(jù)實上奏，唐高宗便命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審理。李義府擔心事情敗露，竟逼迫畢正義在獄中自縊，以斷絕實證。唐高宗雖知實情，但正是權(quán)爭關(guān)鍵時刻，并沒有追究李義府的罪責。李義府又暗使手段，讓劉仁軌出任青州刺史。

大唐時期的青州，隸屬河南道，東臨大海，便于向朝鮮半島海運。此時大唐在東北方向最大的邊患就是“高句麗”。

商亡周興之時，商紂王叔父箕子，率商之遺民，東遷朝鮮，史稱“箕子朝鮮”。漢武帝時期，在此地設(shè)樂浪、玄菟、真番、臨屯等四郡，史稱“漢四郡”。西漢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高句麗在玄菟郡高句麗縣境內(nèi)稱臣建國，處于羈縻統(tǒng)治狀態(tài)。公元238年，司馬懿滅遼東公孫淵，并進行了屠城。此役導(dǎo)致遼東出現(xiàn)漢人權(quán)力真空，高句麗等外族無人壓制，致使其逐步做大。之后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中原混戰(zhàn)，高句麗趁機步步西進，染指遼東，成長為東北亞霸主。

隋唐時期，高句麗成為中原王朝掣肘之患。西晉覆亡之禍，殷鑒不遠，隋唐兩朝雄主，不得不戒之思之。

公元598年，高句麗聯(lián)合突厥等部進犯遼西，隋文帝起兵30萬征討。公元612年至614年，隋煬帝起兵百萬，三次親征討高句麗。公元645年，唐太宗親征高句麗。三代帝王，數(shù)次征伐，皆未能畢其功于一役。一則遼東苦寒，糧草難以長期支撐；二則高句麗堅城壁壘，組織得當；三則后方掣肘，隋末農(nóng)民起義，吐蕃、突厥等其他部族的襲擾，難以長期投入。

至唐高宗時期，朝鮮半島形成，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足鼎立的三國時代。其中，高句麗與百濟相聯(lián)合，多次侵入新羅，新羅金春秋求援于大唐。

顯慶五年（660年）三月十日，唐高宗任命剛稱雄西域，獻俘洛陽的名將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位于韓國的《大唐平百濟國碑銘》記“使持節(jié)、神丘嵎夷馬韓熊津等一十四道大總管”），率大軍10萬，從城山（今山東威海榮成市東部海邊）乘船橫渡黃海，直抵熊津江口（今朝鮮半島南部錦江口），征討百濟。高宗又以新羅王金春秋為嵎夷道行軍總管，率領(lǐng)新羅兵協(xié)同唐朝大軍作戰(zhàn)。

劉仁軌奉命負責海運，李義府督促盡快啟航，途中遇大風導(dǎo)致沉船。李義府企圖欲趁機，置劉仁軌于死地。幸得監(jiān)察御史袁異式、舍人源直心、嵎（yú）夷道行軍副總管劉仁愿從旁相助，僅免去官職，以白衣（平民）身份隨軍。

《資治通鑒·唐紀十七》：【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時未可行，義府督之，遭風失船，丁夫溺死甚眾，命監(jiān)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

義府謂異式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

異式至，謂仁軌曰：“君與朝廷何人為仇，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仇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異式將行，仍自掣其鎖。

獄上，義府言于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

義府又諷劉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殺。

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仁軌既知政事，異式尋遷詹事丞；時論紛然，仁軌聞之，遽薦為司元大夫。監(jiān)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不久，蘇定方平定百濟，高宗在百濟設(shè)立熊津都督府，任命左衛(wèi)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但王文度在渡海時病亡，高宗再度起用劉仁軌，授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代替王文度統(tǒng)軍。至此劉仁軌由文入武。

此時百濟雖滅，但爆發(fā)復(fù)國叛亂，劉仁愿被圍困在百濟國都泗沘城（sì bǐ；今韓國忠清南道扶余郡的古稱）。劉仁軌斬殺萬余叛軍，解除危機。

龍朔元年（661年）九月，蘇定方領(lǐng)兵進圍平壤，此時卻傳來漠北鐵勒九姓叛亂的消息，不得不抽調(diào)唐軍返國平叛，致使南北夾擊平壤的計劃落空。戰(zhàn)事拖延至冬季，天寒地凍，新羅軍糧草籌備不及時，致使后勤補給不足，戰(zhàn)機已逝，遂決定撤軍回國。劉仁軌自請留守百濟，堅守待變。

《新唐書·列傳·卷三十三·劉仁軌傳》：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強，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zhèn)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不百全。戰(zhàn)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fù)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余豐猜貳，表合內(nèi)攜，熱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眾從其議，乃請益兵。

661年9月，百濟復(fù)國組織，見唐軍主力回撤，接回在倭國為人質(zhì)的王子扶余豐，立其為王，一同來的還有5000日軍，之后日本又不斷增兵。

663年，右威衛(wèi)將軍孫仁師率軍渡海來援，唐軍士氣大振，進圍周留城（今韓國忠清南道舒川郡舊韓山邑），百濟則陷入爭權(quán)奪利的內(nèi)訌之中，道深、鬼室福信等核心，先后被殺。

公元663年8月13日，唐、新羅聯(lián)軍包圍周留城，白江口之戰(zhàn)打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