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很多人覺得，人員臃腫的結構性問題，只會發生在和平年代。因為和平年代沒有戰爭、生存危機等強壓力，組織無需通過精簡人員維持強大的戰斗力，冗余空間越來越大，這一點想必在很多大型企業乃至政府機關都有出現。
但仔細觀察歷史，在抗日戰爭年代，我軍同樣也出現了機關人員臃腫問題，以至于在1941年11 月，黨外人士李鼎銘與其他 10 名參議員聯名提交《政府應徹底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避免入不敷出、經濟紊亂之現象》，也就是主張"軍事政治之建立，必須以經濟力量為基礎"，在資源有限情況下，應精兵簡政以減輕民負，提高效能。
我們很難想象，在高強度的戰爭背景下，也會出現機構臃腫問題，邊區黨政軍脫產人員達 7.3 萬人，財政負擔沉重，迫不得已要進行改革。
其實，八路軍129師比起李鼎銘提出精兵簡政還要早，他們很早就針對人員臃腫問題進行了治理。
百團大戰一結束，129師即發現各級統率機關臃腫龐大的問題。那時日軍的大規模“掃蕩”尚未開始，機關臃腫給部隊轉移和反“掃蕩”帶來的隱憂還不十分突出，但劉伯承從“精兵主義”出發，認為在敵強我弱的總趨勢下，部隊必須要建立拳頭——整個師要有師的大拳頭，各旅、團也要分別有自己的拳頭，否則就無法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129師政委是鄧小平擔任，由他主導建立129師各部隊的拳頭。為此，鄧政委在1941年初開始，就從各級統率機關中抽調了大批干部充實連隊。夏季反“掃蕩”之前，又再次實行精簡整編，從精簡中抽出來的機關干部，僅太行、冀南兩區就有兩千人。
精簡后，戰斗部隊隨之得到加強，每個連由原來的平均五十余人，增加到了百余人，并初步改善了部隊官多兵少的現象。
但就是這樣還遠遠不夠，機關人員還是很多，他們雖然平時口喊軍事化，但根本不懂軍事，先前也從不參加軍事活動，結果本來是統率機關，在“反掃蕩”開始以后，機關人員行軍時倒成了包袱。
劉伯承元帥對此深有感觸：對著機關人員說：“你們吶，就像一背兜玻璃電燈泡，總是讓我背起。我呢，對你們碰也不能碰，摔也不能摔，怎能集中全副精力指揮戰斗呢？”
于是，鄧政委在1941年夏季對129師開展第二期精簡。經過兩期精簡，晉冀魯豫全區機關內的脫產人員被縮減至不足全區總人數的百分之三。一些不直接指揮軍事的部門，比如師宣傳隊，還被派到黎城、涉縣兩地界內的大山里去做武裝發動工作，直接參與戰斗。
我們都知道， "精兵簡政" 是在1941年11月才提出來，最后才通令全軍實施，而鄧政委主持的精簡政策更早一點。
可以說，八路軍三個師，是129師最早發現人員臃腫問題，并率先解決，這從某種程度，說明鄧政委在政治方面的敏銳性，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就積累精煉機構的經驗，為改革開放儲蓄了力量，這是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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