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融合｜王卓：從新聞跨界醫學，她持續關切公共利益

“在土耳其地震災區現場，我突然意識到廢墟下的很多人已經沒機會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傷痛之余，我愈發覺得要珍惜自己的時間，想嘗試什么就抓緊去嘗試，讓自己的每一天都有意義，因為誰也不知道明天會是什么樣的——”

在多數人的認知里，新聞和醫學似乎是兩條平行的道路，前者記錄當下、關注公眾利益，后者研究疾病、服務個體健康。從新聞跨界到醫學，看起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王卓的經歷打破了這種想象。

王卓出身新聞與傳播專業，曾任總臺國際在線的策劃編輯，后在九派新聞擔任公安口記者，并以特派記者的身份赴土耳其報道地震。如今，她正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以下簡稱ANU）攻讀“文化健康與醫學”專業（醫療人類學方向）的第二碩士學位，嘗試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回應健康議題。

從新聞走向醫學，王卓把新聞人的敏銳與方法論帶入醫療健康教育與干預的實踐中。相比擁有醫學背景的同學，她更重視受眾的需求、更能理解影響疾病的社會文化因素，并擅長將復雜問題轉化為易懂的故事。

對王卓來說，跨界不是告別，而是延續。帶著“關注公眾利益”的初心，她不再只是記錄問題，而開始嘗試干預和解決問題。十月，深度營與王卓開展對話，希望探尋她從新聞跨界到醫療研究領域的獨特經驗，發現新聞方法賦能醫療健康科研的更多可能。

王卓個人照片

以下由深度營與王卓的對話整理而成：

王卓總記得土耳其馬拉提亞市那棟傾斜的居民樓。

2023年的土耳其地震發生后，王卓作為九派新聞的特派記者，奔赴災區一線進行報道。她跟著救援隊蹲守在瓦礫堆旁，在夾雜著哭腔的土耳其語中了解到一位獨居老婦的故事。第一次地震發生時，老婦從樓里逃了出來，可她的丈夫被永遠留在了廢墟之下。她沒忍住返回住處，卻被地震的余波帶走了生命。

“當時救援人員說能感覺到她的生命體征，找了很久，可最后老人還是走了。”這是王卓感觸最深的一個故事。

王卓的任務本是記錄“中國人在土耳其的救援行動”，可那天她握著筆的手卻僵住了。盡管鏡頭拍到了志愿者遞水的動作，筆墨寫下了多國救援隊的協作，可在爭分奪秒的救援里，她忽然感受到自己除“記錄”之外的無能為力。

她想起離開阿德亞曼市那天，當地人告訴她“底下還埋著上萬的人”，而救援工作卻將結束。作為記者，她雖然能記錄下災難中的中國力量，讓國內讀者感受到異國廢墟上的溫情，可面對那些因獨居和缺乏應急支持而陷入危險的生命，她第一次清醒地意識到“記錄”也有一定的局限。王卓后來復盤過很多次：“我不是醫生，救不了人；不是救援隊，挖不出幸存者。可我總在想，有沒有一種方式，能在災難發生前后，做些比‘見證’更實在的事？”

這份地震報道中沉甸甸的遺憾，為她轉向攻讀文化健康與醫學碩士埋下了伏筆。

在新聞工作中發現被忽視的健康需求

王卓的職業轉型，同樣源于媒體生涯中的觀察與思考。

2020年，她在倫敦大學讀全球媒體與跨國傳播碩士。那時她是《華聞周刊》（The Chinese Weekly）倫敦部的實習記者，參與了2020年倫敦元旦大游行、中國新年慶祝活動和英國疫情下的留學生等重大事件報道。她曾選修英國媒介與文化研究代表學者戴維·莫利（David Morley）的課程，教授曾叮囑她未來無論是工作還是繼續科研，都不要忘記關注那些“被排除在外、容易被忽視”的群體。正是這段經歷，幫助她形成了在全球化視角下關注邊緣群體需求的習慣。

2021年，她入職總臺國際在線成為策劃編輯，負責稿件審核、新媒體運營和商業項目策劃。雖然參與的項目與活動看起來很“光鮮”，她卻覺得和過去社會新聞的實習經歷相比，文娛策劃類的工作讓她有些迷茫，找不到自身的定位和意義。

由于還是想做記者，半年后，她進入了九派新聞。作為武漢本地部記者，她需要與全市13個區公安分局進行對接。在編輯新聞稿時，她發現有許多老年人走失、摔倒的新聞，而他們的境遇卻不被大眾重視。更讓她觸動的是，她發現不少老人不知道如何應對心理問題。這些細節，讓她開始關注老年群體的健康需求，也萌生了為他們“做些實在的事”的想法。

安寧療護志愿者與高校交流的啟發

推動王卓明確未來方向的關鍵契機，是她參與的榮基金安寧療護志愿者項目。由于家中有肺癌晚期的親戚，她格外關注臨終關懷領域。在通過播客了解到北京榮基金后，她便主動參與志愿者培訓，還參與了“死亡敘事”的課題，協助團隊整理癌癥患者家屬的采訪文本。在志愿中，她深深感受到醫療需要人文關懷。健康問題并非只關乎生理治療，更涉及心理、社會支持等多個維度。

王卓的榮基金安寧療護志愿者項目證書

此外，2024年她曾兼職湖北科技學院的教學助理。當時她協助學院邀請優秀媒體從業者參與傳媒論壇，與院方老師交流時，老師提到“新傳學科其實可以結合其他學科打造特色發展方向，但又缺乏跨學科師資”。這讓王卓意識到，新傳背景對于醫療健康領域來說并非“劣勢”——記者對“人”的關注、對“社會需求”的敏感，或許能為醫療健康領域帶來獨特的視角。后來，她成功申請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文化健康與醫學”碩士項目，堅定了轉向醫療健康研究的決心。

新聞人的獨特優勢

進入ANU學習后，王卓發現自己過去積累的新聞實務和新傳學術能力，能夠幫助她更好地融入醫療健康領域。她就讀的文化健康與醫學（醫療人類學方向）專業歸屬于醫學院，是公共衛生和社科的交叉學科，因此也接納社科背景的學生申請。

王卓在參加澳洲的健康促進討論會

王卓發現自己在新聞行業的積累，與專業需求有很多契合的地方。對她來說，最有用的是社交和采訪能力。社交方面，她做記者時積累了很多健康領域、生態領域的人脈資源，這為她后續轉型提供了契機。采訪方面，記者經歷讓她在開展訪談時更容易與訪談對象建立信任。當受訪者偏離主題時，她也能自然地把話題拉回正軌。

王卓的另一重優勢，是她的敘事能力。在課堂分享中，她的視角往往更貼近患者，因此她能向醫學背景的同學們講述醫患溝通中的信息盲區，并善于運用具體案例串聯觀點。這種講故事的方式，讓她的分享常被評價為“接地氣”“有代入感”。也因此，她意識到，新聞人的敘事能力能讓專業的醫療健康知識變得更易理解、更容易被接受。

課堂演講，王卓選擇紀實攝影記者在急癥的攝影記錄視角來切入

從“提問者”轉變為“傾聽者”

當然，跨界并非一帆風順。初入專業時，面對注冊護士、全科醫生、健康政策從業者等背景的同學，她一度陷入不自信。但她很快找到了破局的方法——將過往經驗與專業學習結合。例如，在學習環境流行病學時，她用傳播學理論比擬疾病傳播機制，發現這樣更容易理解疾病傳播路徑；在一個針對吸煙人群的健康干預項目分享中，客座教授問到與媒體合作的事情，王卓立刻關聯起從業經驗，并從資金分配的視角主動提問。教授的回答令她印象深刻：為擴大健康倡議的傳播效果，在經費有限時會兼顧主流媒體與自媒體，優先選擇傳播力強的合作方。王卓由此感受到，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媒體的傳播邏輯與挑戰實則相通，而她的媒體經驗，也在這一刻找到了新的價值。

當時講座的圖片

對王卓來說，最大的挑戰是采訪習慣的重構。做記者時，為了提高效率，她常會在對象跑題時打斷。但在醫療研究中，老師卻強調“要保留情境完整性”。有一次，她原本計劃用一個小時了解一位老人對“腦退化癥”的認知，然而老人幾乎全程在講自己的生活瑣事，最后采訪持續了整整三小時。可正是這些看似無關的敘述，讓她捕捉到老人對“腦退化癥”的恐懼與誤解，也為研究提供了關鍵細節。經歷過這樣的訪談后，她才真正體會到，在醫療人文研究中，“傾聽”本身就是一種深刻的理解。

從新聞記者，到成為醫學預防與干預領域的研究生，王卓看待事件的視角也悄然轉變，在她看來，關鍵的區別在于對“記錄者”與“干預者”的理解：記者關注的是如實記錄已經發生的事情，而醫療研究者則更多要思考如何避免類似問題重演，提前預判需求并設計解決方案。

這種干預者思維，在王卓參與澳洲一家本地NGO的志愿者工作時得到了充分實踐。該機構主要服務多元文化群體背景的老年人。她負責的“社會連接”類活動，核心目標是幫老人融入當地生活，維系社交關系，從而保障身心健康。結合自身的醫學專業知識與媒體經驗，她將原本的英語教學課堂變成健康素養提升課堂。除了教一些日常的英語口語，她還系統講解了澳洲健康醫療系統的使用方法，如預約醫生、就醫流程和溝通技巧，以及如何識別虛假健康信息。針對當地的環境特點，她還補充了“森林火災與呼吸疾病預防”“花粉過敏與哮喘應對”等實用內容，讓課程更加貼近老人的實際需求。

王卓服務的NGO，和阿姨們一起上了年內周刊

王卓還設計了一項名為“疼痛感知與管理”的繪畫活動，讓老人們用畫筆描繪身體疼痛的部位和感受。這個創意源于她在健康人文課堂上學到的“視覺敘事”研究方法。她發現，將視覺語言用到健康領域，不僅能幫助老人們更清晰地表達身體感受，也能讓他們意識到信息表達和理解存在個體差異，從而提高與醫生、家人溝通病痛的準確性。

王卓在做公益活動

從傾聽需求到推動需求解決，這體現了新聞人跨界醫療領域的獨特價值——除了懂得幫助弱勢群體發聲，王卓也學會了將這些聲音轉化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積累“不可替代”的核心優勢

回望自己的跨界之路，王卓結合親身經歷，給想要從新傳領域轉向醫療健康領域的學生提出了三條建議。

第一，重視人脈資源與實踐經歷的積累。王卓坦言，新傳學生在媒體行業的一大優勢，就是能接觸到“形形色色各行各業的人”，從而積累豐富的人脈資源，構建多層次的社會網絡。這些人脈往往是日后跨界時的契機，也能幫助自己在進入醫學研究場景時更快理解現實問題與社會背景。

第二，盡早試錯和定位，明確自己的核心需求。“盡早想清楚你到底要干什么，盡可能去做不同的嘗試，用排除法發現自己擅長、喜歡的事”，這是王卓給出的關鍵建議。她認為，年輕人不必畏懼試錯，反而應該在多個領域進行實踐，從而判斷自己是否適合跨界方向。例如，參與健康傳播項目，可以幫助判斷自己更適合進行健康內容創作，還是進行健康需求研究。

第三，正視媒體經驗的價值。王卓指出，媒體行業構建的社會網絡在研究中能發揮重要作用，有利于解決“如何切入、如何介入”的實際問題。和純學術出身的人相比，記者所具備的人脈資源和對社會議題的敏感度，都是不可替代的優勢。

理性看待跨界，平衡理想與現實

除了上述建議，王卓還強調要理性看待跨界：并非每位新傳學生都能立刻投身理想的領域，關鍵在于清晰認知自身需求與現實條件。她從總臺國際在線到九派新聞，步步權衡理想與現實，在積累了足夠經驗和資源后，才赴ANU攻讀二碩，開啟跨界醫療研究的道路。

王卓就讀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醫學院

她也提醒，無論選擇哪條路，都不要丟掉新聞人的特質。如今從事研究，她依然保持著當記者時的追問習慣：看到老年群體智能健康設備使用率低時，會探究背后的操作難度、文化認知差異及社會情境；碰到跨文化醫療溝通不暢時，則會思考語言障礙、健康觀念沖突與改善方向。這種不滿足于表面、追根究底的態度，正是新聞人的底色。

做記者時，王卓希望通過報道推動社會進步；而如今深耕醫療健康研究，她希望為健康不平等問題與弱勢群體的需求尋找解決方案。從倫敦到澳大利亞，從災區的采訪本到描繪病痛的畫紙，她用實踐證明：真正的跨界，不是告別過去，而是讓過往的積累成為未來的階梯，讓不變的理想與擔當在新的領域繼續生長。

采訪的最后，當我們談到如何看待新聞人的“跨界融合”時，王卓提到，在她看來，新聞人的跨界，是帶著悲憫與好奇，把多年積累的社會網絡和采訪邏輯，轉化為進入新領域的敲門磚，成為連接不同領域的橋梁與紐帶。

現在的她，雖然仍難以忘記在土耳其地震災區親眼所見的傷痛，但已經不再像剛回國時那樣，不斷反思這段經歷帶來的沖擊，也學會了與創傷和平共處，減少了無謂的內耗。

“在土耳其地震災區現場，我突然意識到廢墟下的很多人已經沒機會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回國后，傷痛之余，我愈發覺得要珍惜自己的時間，想嘗試什么就抓緊去嘗試，讓自己的每一天都有意義，因為誰也不知道明天會是什么樣的。”王卓堅定地說道。

作者 | 潘星儒

編輯 | 吳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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