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技校里，滑落的少男少女

每年中考后，未能升入普通高中的學生會經歷一道隱形的篩選。成績稍好些的，大多流向教育部門主管的中專學校。

最后，“篩選后剩下的那群人”，來到人社部門主管的技校。這也意味，對他們來說，學歷與升學不是關鍵詞，技能與職業才是。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2024年度統計公報，截至2024年底，全國技工院校在校學生人數為428.7萬人。

在社會“約定俗成”的印象里，上技校的孩子，大多是成績差、愛搗亂、難管教的壞學生。

粗糙標簽之下，這些少年究竟是怎樣的？他們背負著怎樣的過往？當青春被高度壓縮為“預備工人”的養成期，他們經歷著怎樣的倉促與迷茫？

袁潔試圖走進這片被簡化的現實。

袁潔做過報社記者和房地產文案，2010年研究生畢業后，她選擇來到這所南方技校，成為一名語文老師。

從業多年，袁潔一直在思考、復盤自己的工作，并作為工作記錄訴諸筆端，最終，這些匯集大量生命經驗的文字匯總成《南方技校的少年》一書。

媒體報道常聚焦技校里那些少數“好學生”。這本書想呈現的，恰是被忽略的多數——他們在中考過后的一兩年里，經歷著一場緩慢卻清晰的“滑落”，處于“陰影之下”。

以下是根據《南方技校的少年》和袁潔的自述整理而成：

這學期課前分享，有學生講了《熱辣滾燙》。我順勢鼓勵他們：人生像電影，哪怕為“贏一次”去做看似無意義的事，也可能找到意義、獲得重生。你們才十五六歲，別因一次失利就“擺爛”。

我剛說到“擺爛”，底下就傳來一句：“不擺爛就不會來這里。”

聲音很輕，但我聽見了。十多年了，這話太熟悉。他們總在否定——先否定學校，再否定自己。

在技校當老師久了，會發現這些孩子的“配得感”極低。他們不覺得自己配得上好的機會，不覺得自己能做成什么事。

有時候，這種不愿積極、拒絕思辨的態度，也會用集體狂歡式的戲謔表現出來。

我設計過“生死課”。試圖探討“既然死是一件必然的事，那么，人生在世該及時行樂還是抓緊時間追求意義？”

對于這個問題，學生們總是放肆地大喊大叫“當然是及時行樂啊”。

《昨日青春》劇照

這種根深蒂固的低自信，直接導致他們在任何事情上都顯得不主動、不積極。

最近，我們班一個學生放棄了船務公司的面試。學校跟船運公司長期合作，畢業生通過培訓考取船員證就能上船工作，起薪將近一萬。這次我們專門請人做了面試培訓，還安排了接送車輛。

但他對我說：“老師，我肯定選不上。我18年來沒做成過一件事，我就是個失敗的人。”該勸的都勸了，可面試當天他還是沒出現。

在過去15年，我見過太多類似的面孔。這些南方技校的孩子，習慣了不被看見——在課堂，在家庭，甚至在自己的人生里。他們也漸漸放棄了自己。

我在這所南方技校已經工作了15年。最初，我并未想過成為老師。沒想到研究生畢業后，幾經輾轉，我最終還是走進校園，拿起粉筆。

頭幾年教書，我憑著過去受教育的慣性，認定必須嚴抓成績、高標準要求。那時，我教課的班，語文課掛科一二十人是常事，考不過就是不過，毫不通融。

但我漸漸發現，不是所有老師，都和我有一樣的觀點。

我曾帶過一個學生，他在一門專業實訓課上要么神游，要么想方設法逃課。任教的是位經驗豐富的老教師，他似乎并不強求，只對學生說：不管學多少，一定要做好“5S”（整理、整頓、清掃、清潔、素養）。期末，這個沒學到多少技能、但認真打掃衛生的學生，竟順利通過了課程。

當時，我對此很不認同。然而，講臺之下，現實的沖擊很快向我涌來——

一次課上，一名學生突然沖上講臺，在離我一步遠的地方激動地指著我，指控我曾拿東航墜機事件開玩笑，說不尊重逝者會遭報應（事實上我并未開玩笑，只是作為新聞案例討論）。導火索是我要求按座位坐，而他非要四人擠一桌。

我明知僵持無意義，卻仍試圖講道理說明緣由，結果引發他情緒爆發。

袁潔

那個學期，類似的事不斷發生：管教睡覺的學生被當堂辱罵；讓沒帶書的學生起立，被冷眼抗拒；有學生清晨喝酒后在教室嘔吐卻不肯離開……

加上這次被指著臉詛咒，在當技校老師的第十年，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職業困惑與精神危機。

事實上，關于學生情緒暴發乃至指責老師的情況，在日常教學中的確不少見。在我看來，學生的憤怒往往不是孤立的情緒，背后通常存在著具體的壓力或困境。

我視域里的學生，尤其是初中畢業入校，那幾乎就是他們人生最茫然無序的時刻。他們大多在中考過后的一兩年里，經歷著一場緩慢卻清晰的“滑落”。而這種狀態，也常被外界理解為職校技校“校風亂”“管不好”的緣由。不可否認，的確如此，這些孩子處于“陰影之下”，他們也最牽扯老師的心力。

職業學校的家長和普通中學的學生家長相比，在孩子的教育參與度上確實是不一樣的。

這些選擇技校的孩子，他們的家庭背景往往高度相似：留守兒童、父母離異、或者父母忙于生計。

在我們微信群里，大約近一半的家長從來不說話，哪怕被@了也沒有半點回應，甚至有些家長我去私聊完也沒有反應，我常覺得自己像是對著一個空號發信息。

許多父母的“看不見”，或許是從“顧不上”開始的。他們奔波在流水線上、守在灶臺前、穿行在工地間。當“掙錢養家”耗盡了大部分時間和心力，“好好說話”就成了奢侈品。于是，關心退化成最基本的兩句：“吃飽沒？”“別惹事。”更深處的孤獨、迷茫和呼喚，就在這種簡化中被一并過濾掉了。

其實回頭想，學生和家長可能都曾努力過，只是他們的努力從未被對方真正看見。孩子覺得父母不在乎自己，父母則覺得孩子“無藥可救”，認為自己已經付出夠多，卻看不到任何改變。

《狗十三》劇照

在這種雙重困境里，孩子也摸索著自己與世界相處的方式。有的把臟話當成了盔甲，有的則完全困在自己的焦慮里。

技校里的女孩們沒有掌握更多疏導自己情緒的方法，也找不出更有效的對抗手段，講臟話便成了最直接、最便捷的方式。

她們互相之間用說臟話的方式打招呼:“某某某，x你媽。”對面也很默契地扯著嗓子回應:“嘿，某某某，x你媽。”

這些自然而然就臟話連篇的孩子中，女生的占比一點兒都不遜色于男生。她們用那些連綿不絕的、帶有攻擊性的言語來武裝自己與別人戰斗，拼個你死我活。由嘴開始，演繹到極致，便釀成校園霸凌。

小A是個十六歲女生，因霸凌同班的另一個女生被叫到派出所。調解現場，小A依然一連串的高音調臟話，說起掌摑同學和讓人下跪的行為，她理直氣壯:“誰讓她說我的?!”小A始終戴著口罩，因為有容貌上的焦慮，據稱被霸凌者正是基于此，在言語上傷害了她，才導致她決定周末約對方到公園的小亭子里，給對方點“教訓”。

十六歲的小A成長于一個重組家庭——母親帶著她改嫁后，新家里有后爸、兩個“自家的”兒子，還有一位偏心的奶奶。作為外來又身為女孩的她，長期被忽視甚至歧視。另一位少女小B，也來自一個“消失”的家。她早已獨自在外生活，母親對她不聞不問，連生活費也極少給予。

小A和小B在霸凌同班同學之前，都已經因心理問題辦理了因病休學，顯然，休學并不意味著治療和恢復，而是在無人管教的環境下，更進一步滑向墮落的深淵。

在教學過程中，我也慢慢感覺到，許多孩子心理上的困境，其實不只存在于技校生中。很多孩子來到這里時，心理上已經帶著一些問題。那些痕跡，大多是在更早的成長階段里，一點一點留下的。

《無人知曉》劇照

每接新班，我都讓學生寫三百字自我介紹，要寫出最特別的點，讓人一眼記住。去年秋天，我真收到了一份幾乎由“處分”構成的個人簡歷。

這個學生寫道：在原中學，因在家睡太晚，被媽媽拖到地上拍照發給老師；在英語課睡覺，照片被公開，遭到同學嘲笑；進了技校，沒去軍訓，被老師口頭教育……

他用最平淡的語氣，把自己鋪成一張布滿紅叉的試卷。在這背后，是一個少年如何被一次次推開、標注、最后放逐的過程。

沒有人不希望受到尊重、被好好對待，尤其是這些被“打擊”多了的孩子。不少學生在作文里寫自己的成長史，總提到自己是被嫌棄、不被理解的那個。這是他們童年和少年的現實：從努力到被打擊到自我放棄，哪怕打擊與嫌棄不是來自家人，也來自旁人的眼光、社會的評價。

我們的工作導向，不單單是把課講好就行，而是必須把那些邊緣的、消極的學生也“拽”進課堂。

《下一個素熙》劇照

說到底，人得先在某件事上得到肯定，才可能慢慢產生熱愛。

比如運動會，頭兩年我們讓學生自愿報名，結果報的人寥寥無幾，大家都不太主動。后來系里要求每人至少報一項。

于是，很多人被“推”著報名，結果一上場，才發現自己挺厲害，還能拿到名次。到了第四年，情況完全不同。那些之前取得過成績的孩子，不用我再催，自己會提前去踩點、練習。他們從中獲得了成就感和獲得感，自然就愿意參與了。

在技校，我們投入大量心力的，是學生的日常行為與狀態。我們有嚴格的管理體系——幾點離寢、幾點到課，是否遲到、早退、曠課，包括課堂上能不能睡覺，都是明確的要求。

常有學生直接問我：“老師，我在初中都睡了三年了，現在你為什么要管我睡覺？”

很多時候，外界，尤其是一些擁有更多選擇權的人，會覺得我們管得太嚴、太細，是一種不必要的規訓。

這倒不是簡單地為了讓學生“聽話”。讓他不遲到、不睡覺，在建立規則意識的奔赴中，我們之間的溝通本身，也是一種“被看見”的過程。

在無數次的交流中，他那些被稱為“問題”的習慣，才有可能松動。

我所在的學校是南方的一所技校。

技校和中職、高職是有區別的，中職是初中畢業后“普職分流”的主要去向之一。高職招收的主要是高中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力（如中職、技校畢業）的學生。

技校同樣主要招收應屆初中畢業生，但技校是工廠為培養工人而設立的，它不是教育系統歸屬學校，技工院校的主管部門是人社局（廳）。

學歷與升學不是技校的關鍵詞，技能人才培養才是。

學生的日常課程分為文化理論課、專業理論課和專業實訓課三類，其中，專業實訓類課程在實際教學中占比百分之六十以上，有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系、電器工程系和生活服務系等。

在學校的宣傳冊上，“技能成才、技能興邦”是技校的使命擔當，為本地培養、輸送技能人才是技工教育的愿景。

實際上，多數學生對“工匠精神”“技能興邦”這樣的口號沒什么感覺，他們進入這所學校的時候是中考、高考的失敗者，為避免過早進入社會“惹事”而被家長草率地塞進來，根本不是出于某種理想。

在這所學校每年的畢業生中，相當一部分最終并不從事本專業工作。成為一線藍領工人的前景并不特別討年輕人喜歡，無論是我入職初期接觸的90后，還是現在的00后，他們都喜歡干點小生意，跑跑銷售之類的。

學生在做蛋糕（受訪者供圖）

我常常想，為什么人們總覺得技校畢業就只能進工廠？我能理解這種刻板印象，但我更理解我的學生們——他們并不甘于那樣的人生。

在我們學校，一些被動調劑居多的專業，班級氛圍從第一天便沉悶、消極。

一個班的氛圍，幾乎決定了大多數人的狀態。我曾見過眼里帶光的新生，抱著“學點真本事”的念頭踏進校門。可當他們環顧四周，看到同桌仍在睡覺、后座還在玩手機——和初中時并無兩樣，那簇剛燃起的火苗很快就熄了。“算了，這里也沒什么不同。” 他們悄悄縮回角落，變回初中時那個沉默的影子，再也不愿抬頭。

技術員當然是一個好聽的名字，但心照不宣的是，和大專本科等高學歷的工人不同，技校生的學歷決定了他們在廠里的職業天花板不高，他們最現實的晉升路徑，可能是從一條流水線調去另一條更‘重要’的流水線擔任‘線長’。

在技校，無論哪一個層次的培養對象，畢業前一年的實習都是必選項。2021 年夏天，我將32名智造電子專業中級工階段最后一年的學生送進了工廠。

小杰是優秀學生干部，我的得力助手，他帶著同學們一起下廠，作為實習生負責人，整個實習期，他是唯一沒換過廠也沒換過崗（臨時頂崗除外）的學生——每天早八晚九，就坐在流水線前壓件。他從沒有主動開口跟我提過要求，只有問他的時候，會說想去技術崗學點技術。

在中期的實習考核表里，車間給他的評語是“可以勝任高難度的崗位，往技術崗走”。我以此不斷鼓勵小杰，叫他多主動爭取，也在去企業看學生的時候有意無意跟廠里提過，對方也總是欣然應允——但他最終還是在這條流水線，干到了實習的最后一天。

《下一個素熙》劇照

盧俊大概是全班實習生里發展得最好的。他一開始就被分配在波峰焊崗位，既是技術崗，又是走動崗。在這個崗位，他上手快，再加上性格開朗，在企業評價里被列為重點培養對象。盧俊的實習工資也從5000多漲到7000多，崗位也轉到做激光打標。

但盧俊的路徑無法復制。他的機遇源于一次偶然的崗位分配，以及自身恰好契合的性格。對于更多像小杰一樣沉默的大多數，現實是另一番景象。

2022年，外部寒風吹進了工廠，陸續有學生離開工廠，說工廠訂單少，到了招聘季，來學校參加招聘的電子企業比往年少了不少，需求量也有所減少。

經過一層層篩選，孩子們的路越走越窄。進廠，似乎成了最后這批孩子注定的歸宿——可這歸宿與選擇之間，并沒有真正的相互認同。

我也不禁思考：技校這幾年，對這群孩子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

我所能做的，是盡力利用好自己的語文課。

在技校，如果說學生們對專業課還有新鮮感和鉆研精神，那他們對被迫學了多年的語文早已演變成一種懶洋洋的態度。

作為技工學校的文化基礎課老師，我很為難。目前學生在校的頭三年里，有五個學期有語文課，平均每周兩節課，總共一百七八十節之多，沒有了中高考的壓力和目標，技校的語文教學更傾向于大學的通識教育。

關于技校的語文課該怎么上，現在有些說法認為，教點實用的應用文就夠了，但我不太認同。說實話，現在學應用文用處也有限，很多格式AI都能寫得挺好。我覺得語文課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獨立的思想和清晰的表達。

《世界的主人》劇照

缺乏清晰表達的根源，是沒有自信。他們常覺得自己講不清楚，或認為對方不會理解，于是干脆放棄表達。舉一個常見的例子：有的學生在覺得被老師冤枉、批評不當時，第一反應不是開口解釋，而是握緊拳頭、喘著粗氣，看似隨時可能爆發。

遇到這種情況，我通常會先安撫情緒，引導學生冷靜下來，然后和學生一起梳理，遇到自認為不公平的事，該怎么處理。

再比如學校檢查儀容儀表，有學生覺得要求不合理，但他只是生悶氣、頂撞老師，甚至拒不配合，結果往往是自己受處分，問題也得不到解決。我會告訴他：對抗往往最終傷害的是自己，也解決不了問題；而對話，心平氣和地與老師交流，說明你的想法，甚至提出具體的建議，哪怕艱難，卻可能打開一扇門，走向更積極的結果。

獨立的思想這部分是最難的部分。

一個根本的問題，是現在的學生普遍不閱讀。早幾年還有人看看網絡小說，至少那還是文字文本。但現在，連看書、完整看一部電影的人都越來越少了。他們整天不知道在忙什么，就刷那些“幾分鐘講完一本書”、“快速看完一部電影”的短視頻，還常常拿這個來應付我，讓我很生氣。一問細節，他們根本沒看過原作。

前兩天上課我還說他們：“你們天天消費這些二手信息，博主說好就是好嗎？你自己沒看過，怎么能形成自己的判斷？就像相親，別人說好你就接受嗎？看作品也是這個道理。”

但說實話，我感到很無力。這種碎片化、依賴二手解讀的趨勢，似乎越來越普遍了。

《杏運》劇照

學生們不讀書，我給他們加塞了“美感教育”，隨手拍下身邊的美景發給我。

在技校教書這些年，我原有的精英視角不斷被消解。我不再以那樣的目光審視他們，也不再空談“美學”，只是安靜地分享“美”。

通過這些關于“美”的照片，我認識了課堂之外的他們：有人周末去海邊通宵等日出；有人無聊時搭公交隨意上下，最后在陌生的奶茶店停留；照片里還有親手改裝的摩托車、老家的流水席、校園的三角梅、喜歡的女孩、最愛的游戲截圖……沒有刷題和考試，他們就這樣熱熱鬧鬧地感受生活，表達自己。

我無法斷定這堂課是否教會了學生“發現美、體驗美、欣賞美”，甚至它可能算不上一堂標準的語文課。

但我始終在課堂上保留分享“美照”的環節。比起傳授知識，我更想喚醒他們對具體生活的感知力。麻木、粗糙與疏離，不該成為他們青春的底色。

如今，我在這所南方技校已經工作了15年。

在技校當老師并不容易，這份工作有很多具體的痛苦：學生的頂撞、家長的漠視、反復的拉扯。

在我職業生涯的第十年，這種幾近崩潰的自我懷疑，讓我不得不停下來，回頭審視自己走過的路。

我剛開始在這所學校工作時，其實有好幾年除了教學外，還在校辦公室做行政，大部分時間，我都在處理公文、寫講話稿之類。那幾年，我常常感到這份工作特別沒有意義。

后來，我主動申請調到了教學崗，當班主任。我的教師生涯，也許才算真正開始。我觸摸到一種腳踏實地的價值：你面對的不再是文件，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并能與之產生深度鏈接。你的話，你的舉動，都可能實實在在地觸及另一個生命。

在我最痛苦的時候，我逼自己去想——他們為什么會這樣？

反思不是為了把自己塑造成多么偉大的、充滿共情的教育者。事實上，這種“共情”的過程，首先是我自己的一種疏解和療愈。它讓我能在一片看似混亂和無望的日常里，找到繼續前行的支點和平靜。

《下一個素熙》劇照

當然，我依然信奉“真”的價值。但我的身份是老師，不是偵探。與其非要當面揭穿一個非原則性的謊言，去爭一時一事的“勝利”，我更愿意用暗示讓他們知道：我看見了。

對于這些孩子，保證書和處罰早已是家常便飯，他們有很多對抗的經驗。但他們極少體驗過，誠實和自省，原來也能換來尊重和肯定。

一次課堂沖突后，學生主動交了五百字反省書，剖析得真實懇切。另一個因睡過頭遲到的學生，也主動來承認錯誤。

我喜歡這樣的誠意。或許有人覺得，反省不等于改變。但若連這一步都沒有，改變又何從談起？人總得先學會在規矩中站穩，才談得上真正的自由。

《下一個素熙》劇照

前段時間，一個已經畢業的學生聯系我。他說，他正在自己準備參加春季高考——也就是“職教高考”。這算是職校學生主要的升學途徑之一。我們學校是以就業為導向的，不會專門組織升學，但每年總有一些學生，是自己想學、想再往上走的。

所以我常說，學生自己有目標、想清楚要做什么，非常重要。只要他想清楚了，這種正當的訴求我們一定會支持。

那個畢業的孩子后來告訴我，他考上了本省的一所公辦本科。我很為他高興，但更讓我觸動的，是他后面那句話，他說，在備考的過程中，他發現自己不再害怕學習了。

我感到由衷的喜悅。

消除了這份恐懼，未來才有可能推開更多扇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