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殺線”現象的跨國審視及個人破產制度的多維挑戰與全球啟示

劉忠教授：“斬殺線”現象的跨國比較審視及個人破產制度的多維挑戰與全球啟示

劉忠：斯坦福博士后研究員，原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學院兼職教授，對外經貿大學兼職教授。

一、引言：全球化語境下的金融脆弱性與“斬殺線”概念的全球擴散

“斬殺線”（Kill Line）這一脫胎于游戲術語的社會現象隱喻，不僅在美國引發學界與公眾的廣泛探討，其背后所蘊含的“財務臨界點崩潰機制”，更具備全球范圍內的普遍解釋效力。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攀升、社會不平等態勢加劇、社會保障體系普遍承壓的時代背景下，個人與家庭層面的財務脆弱性問題已突破國界限制，成為亟待協同應對的跨國治理議題。本文在既有中美兩國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整合歐盟與日本學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及專家觀點，構建更為全景式的跨國比較分析框架，深入探究個人破產制度在不同社會文化語境、經濟發展階段下的功能邊界，探尋兼具本土適配性與國際借鑒意義的制度改革路徑。

二、美國“斬殺線”現象再審視：本土研究縱深與政策爭議焦點

（一）美國學界對“斬殺線”機制的核心解構

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愛德華·R·莫里森（Edward R. Morrison）指出：“‘斬殺線’現象深刻揭露了美國社會安全網的‘中部塌陷’困境。當前社會福利制度的核心幫扶對象是極端貧困群體，破產法則聚焦于已陷入債務絕境的群體，但兩者之間存在一個規模龐大的‘脆弱中產’斷層——這部分群體既無法達到福利救助的準入標準，又未觸及破產程序的啟動門檻，卻時刻面臨因突發疾病、失業等微小沖擊而陷入財務崩潰的風險。”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瑪麗安娜·伯特蘭（Marianne Bertrand）的實證研究則為這一判斷提供了數據支撐：“美國家庭缺乏400美元應急支付能力的現象并非偶然，而是系統性財務脆弱的典型表征。更為危險的是，大量家庭依賴高息短期借貸維系表面的財務平衡，這種‘債務疊加’的存續策略，大幅削弱了家庭抵御外部風險的韌性，使其在沖擊面前不堪一擊。”

（二）美國破產法學界的制度反思與改革倡議

哈佛大學破產法專家伊麗莎白·德·豐特奈（Elisabeth de Fontenay）教授在《耶魯法學評論》發表的研究中指出：“美國破產法第7章（清算程序）與第13章（重整程序）的二元架構，形成了難以化解的‘選擇悖論’：符合第13章重整條件的主體，往往具備一定的財務緩沖能力，并非必需借助破產程序脫困；而真正亟需破產救濟的群體，卻因收入、資產等條件限制難以適用第13章；第7章雖準入門檻相對較低，但高昂的程序成本形成了實質性壁壘，將最需要救濟的低收入群體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為此，她提出構建“簡化破產程序”的改革建議，將全流程成本控制在500美元以內，并設立專項破產法律援助基金，保障低收入債務人的程序參與權。

美國破產研究所（ABI）2023年發布的專項報告明確指出：“教育貸款不可免除的法律規則，已成為侵蝕美國破產制度公正性的核心癥結。年輕一代因背負巨額教育債務而喪失財務活力，難以實現職業發展與財富積累，這不僅是單純的法律問題，更是關乎代際公平的社會議題。”報告呼吁修訂破產法第523(a)(8)條，允許畢業滿十年或收入持續低于所在地區中位數150%的債務人，申請免除部分教育貸款債務。

三、歐盟視角：多元制度格局下的共性挑戰與協同探索

（一）歐盟國家“斬殺線”現象的差異化呈現

歐盟語境中雖未統一采用“斬殺線”這一表述，但類似的財務脆弱狀態被界定為“財務邊緣性”（Financial Precarity）或“債務脆弱性”（Debt Vulnerability）。劍橋大學歐洲比較法教授約翰娜·涅米（Johanna Niemi）分析指出：“受福利制度模式、勞動力市場結構與社會文化傳統的差異化影響，歐盟各國的財務脆弱性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征：南歐國家因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年輕群體成為財務崩潰的高發群體；北歐國家盡管擁有相對完善的福利體系，但高生活成本使單身家庭與移民群體陷入財務困境的風險顯著上升；德國則面臨‘工作貧困’（Working Poor）群體持續擴張的難題，部分勞動者雖有穩定就業，但收入水平低于基本生活保障線。”

歐盟委員會2023年發布的《家庭財務韌性報告》顯示，歐盟范圍內平均有31%的家庭無法應對突發性支出（美國同期數據為37%），但成員國間差異顯著，該比例從瑞典的18%到希臘的65%不等。報告特別關注“隱性脆弱群體”——即收入略高于福利救助門檻、擁有房產但背負高額房貸的中老年家庭，這一群體被認為是歐盟語境下最接近“斬殺線”的潛在風險群體，其財務狀況極易因利率上調、健康惡化等因素觸發崩潰。

（二）歐盟個人破產制度的多樣性實踐與經驗得失

歐盟尚未建立統一的個人破產法律框架，各國基于自身國情形成的差異化制度設計，構成了豐富的“制度實驗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種模式：

1. 德國嚴格主義模式：德國個人破產程序周期長達6年，包含3年良好行為觀察期與3年收入償付期，債務免除條件極為嚴苛。科隆大學沃爾夫岡·明克（Wolfgang Mincke）教授批評道：“德國模式過度側重債權人利益保護，忽視了債務人的經濟重生需求。漫長的破產周期實質上剝奪了債務人重新融入經濟社會的機會，導致大量債務人選擇‘非正式破產’——通過隱匿行蹤、脫離原有社會關系等方式永久逃避債務，這反而嚴重損害了法律秩序的權威性與穩定性。”

2. 法國社會保護導向模式：法國在2010年破產制度改革中，引入“個人過度負債委員會”機制，將行政性債務協商程序前置，強調債務重組與社會幫扶的協同推進。巴黎政治學院債務研究專家阿娜伊斯·亨內蓋勒（Ana?s Henneguelle）評價道：“法國模式的核心優勢在于將債務問題界定為社會問題而非單純的法律糾紛，通過整合社會福利工作者、心理咨詢師等專業力量，為債務人提供全方位支持。但該模式的程序冗長問題較為突出，平均處理周期達18個月，難以實現對債務危機的及時響應，可能導致債務人財務狀況進一步惡化。”

3. 荷蘭“干凈開始”模式：荷蘭破產法確立了3-5年的債務免除周期，核心導向是推動債務人快速實現經濟重啟。阿姆斯特丹大學破產法教授杰森·基爾伯恩（Jason Kilborn）指出：“荷蘭模式在債權人與債務人利益之間實現了相對平衡，但這一平衡的維持依賴于健全的福利體系與活躍的勞動力市場支撐。在近年來歐洲多國推行福利削減政策的背景下，該模式的可持續性正面臨嚴峻挑戰，部分債務人因缺乏后續支持難以真正實現經濟重生。”

（三）歐盟學界的制度創新構想與協同治理倡議

歐盟破產法學者網絡（EIN）在2023年發布的政策建議中提出：“個人破產制度的改革應突破‘事后救濟’的傳統局限，建立‘早期干預機制’——在家庭財務狀況出現惡化跡象初期，主動介入并提供專業的債務咨詢與重組服務，幫助債務人化解風險，而非被動等待財務完全崩潰后啟動破產程序。”米蘭大學比較法教授費德里科·M·穆恰雷利（Federico M. Mucciarelli）進一步倡導：“歐盟應制定統一的個人破產最低標準指令，明確成員國個人破產制度的核心底線，確保所有成員國公民都能享有基本的‘財務重生權’，這是歐盟公民基本權利的自然延伸，也是推動歐盟內部市場一體化的重要保障。”

四、日本經驗：文化敏感型個人破產制度的構建與探索

（一）日本“斬殺線”現象的獨特性與隱性特征

作為經濟發達國家，日本獨特的雇傭文化與社會結構，造就了極具特殊性的財務脆弱性模式。東京大學社會保障專家山田慎也教授指出：“與美國等國家突發式的財務崩潰不同，日本的‘斬殺線’呈現出漸進式的‘財務下沉’特征。隨著終身雇傭制的瓦解，大量勞動者陷入非正規就業狀態，收入不穩定但又不符合福利救助條件；中老年群體因企業裁員面臨再就業困難，不得不持續消耗過往儲蓄維持表面的生活體面，最終陷入‘隱性破產’狀態——即雖未啟動正式破產程序，但已喪失正常的財務周轉能力。”

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教授、破產法權威伊藤真的研究發現：“日本官方統計的個人破產數量看似不高，年均約7萬件，但實際存在規模龐大的‘破產預備軍’——即‘破產未滿’群體。這部分群體通過多重兼職、削減醫療與生活支出、向親友借貸等方式勉強維持財務周轉，其財務韌性幾乎為零，任何微小的外部沖擊，如疾病、失業或家庭變故，都可能觸發全面的財務崩潰。”

（二）日本個人破產制度的“恥感管理”核心導向

日本在2004年修訂《民事再生法》時，專門創設了針對工薪階層的“個人再生程序”，旨在為陷入債務困境的勞動者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救濟渠道，但該程序的利用率始終偏低，僅占個人破產案件總量的5%。一橋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教授中谷彰宏分析指出：“日本社會普遍將債務違約視為嚴重的道德污點，對破產的恥感認知遠強于西方社會。在‘面子文化’的影響下，許多債務人寧愿選擇‘夜逃’——即在深夜逃離住所、隱匿行蹤以逃避債務，也不愿通過法定破產程序解決問題，因為‘夜逃’尚能維系其基本的社會評價與個人尊嚴。”

針對這一獨特的文化特質，日本逐步構建了一套“破產文化調適機制”，以降低債務人利用法定程序的心理門檻：其一，推行匿名化程序設計，個人破產案件實行不公開審理原則，媒體報道嚴格禁止披露債務人的真實姓名與身份信息；其二，建立專業咨詢中介緩沖體系，由司法書士與專業債務咨詢員作為債務人與法院之間的溝通橋梁，減少債務人直接面對司法程序的羞恥感；其三，開展社會認知重塑運動，通過消費者金融被害者團體的持續倡導，推動“債務問題并非個人失敗，而是多重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的社會認知轉變。

（三）日本學界的混合治理路徑與政策協同建議

京都大學法學研究科教授小田中聰樹提出“三層防護網”治理理論，為日本個人債務治理提供了系統性方案：第一層為前置預防層，通過開展系統性的金融教育，提升國民金融素養，從源頭遏制過度負債；第二層為中期干預層，在家庭財務狀況出現惡化初期，及時啟動債務協商與重組程序，化解潛在風險；第三層為終極救濟層，即個人破產程序。他強調：“日本需要徹底轉變‘破產是財務困境終點’的傳統認知，將其重塑為‘財務康復的起點’，而這一轉變離不開醫療保障、就業支持、住房保障等相關政策的協同聯動，形成全方位的支持體系。”

早稻田大學金融法教授上村達男則從金融監管視角切入，指出：“日本‘斬殺線’問題的根源之一在于金融商品的復雜性與不透明性。大量老年群體因信息不對稱，被金融機構誘導購買高風險金融產品，虧損后陷入財務貧困。這一問題無法通過個人破產法單獨解決，必須強化金融監管，明確金融機構的適當性銷售義務，加大對金融不當銷售行為的懲處力度，完善金融消費者保護體系。”

五、中美歐日比較綜合分析與中國個人破產制度構建啟示

（一）跨國比較的四維分析框架與模式歸納

通過對中、美、歐、日四大地域的個人破產制度實踐與財務脆弱性治理經驗進行系統性對比，可歸納出四種典型的治理模式，其核心差異可通過以下四維框架清晰呈現：

（二）對中國個人破產制度構建的多元啟示

1. 制度定位的平衡藝術：構建兼顧救濟與預防的多元治理體系

· 規避美國式陷阱：摒棄“法律萬能主義”誤區，明確個人破產法的定位是債務危機治理的“兜底機制”，而非唯一解決方案，需同步構建多元化的債務協商、重組等前端化解渠道。

· 借鑒歐盟協同經驗：推動破產程序與社會服務體系的制度化銜接，將就業幫扶、住房保障、心理支持等服務納入債務治理框架，為債務人提供全方位的重生支持。

· 吸納日本文化敏感度：立足中國“面子文化”傳統，設計兼具私密性與包容性的債務處理機制，通過匿名化程序、專業中介緩沖等方式，減少破產帶來的社會排斥效應。

2. 預防機制的全球智慧整合：構建全鏈條風險防控體系

· 借鑒美國金融素養教育體系，將財務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中小學階段開展系統性的金融知識普及與風險教育，提升國民整體財務韌性。

· 參考歐盟財務風險預警機制（如“愛麗絲線”），結合中國國情構建“家庭財務健康度監測指標體系”，實現對財務風險的早期識別、預警與干預。

· 吸收日本金融商品銷售監管經驗，強化金融機構的適當性義務，規范金融產品銷售行為，防范因不當銷售引發的過度負債問題，從源頭遏制財務風險。

3. 程序設計的可及性創新：保障制度的普惠性與實用性

· 經濟可及性：參考深圳個人破產試點經驗，建立靈活的破產費用減免與緩繳機制；探索設立專項破產法律援助基金，為低收入債務人提供免費法律服務，破解成本壁壘。

· 地理可及性：汲取歐盟制度碎片化的教訓，在確保全國個人破產基本規則統一的前提下，兼顧東中西部地區發展差異，進行差異化的制度設計，提升制度的地域適配性。

· 文化可及性：借鑒日本破產恥感管理經驗，通過公共宣傳、媒體引導等方式，重塑社會對“誠實而不幸”債務人的認知，減少破產污名化，提升制度的社會接納度。

4. 跨境破產的前瞻考量：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規則構建

隨著中國公民海外資產與負債規模的持續擴大，個人跨境破產的法律適用與判決承認執行問題日益凸顯。應提前開展跨境破產規則的專題研究，可參考歐盟《破產程序條例》中關于跨境破產協作的機制設計，積極參與國際個人破產治理規則的制定進程，在維護中國公民合法權益的同時，發出中國聲音、貢獻中國方案。

（三）超越破產法的綜合治理觀：構建“債務治理生態系統”

清華大學法學教授、中國破產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王洪亮指出：“中國構建個人破產制度的核心優勢在于后發制度優勢與政策協同能力。我們不應簡單復制任何國家的現成模式，而應立足中國國情，構建一套‘個人債務治理生態系統’：前端強化金融消費者保護，遏制不當負債；中端完善債務咨詢與協商機制，化解初期風險；后端健全破產救濟程序，兜底危機狀態；全程依托社會保障體系提供基礎支撐，形成全鏈條、多元化的治理格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專家建議：“中國應建立‘個人債務風險分級干預機制’，實現精準治理：一級（輕度風險）提供免費財務咨詢與規劃服務；二級（中度風險）啟動行政調解與債務重組程序；三級（重度風險）適用簡易破產程序；四級（危機狀態）啟動綜合社會救助方案。這種分級響應機制既能有效避免破產制度的濫用，又能實現治理資源的精準投放，提升治理效能。”

六、結論：邁向韌性社會的債務治理新范式

“斬殺線”現象的全球比較研究揭示了一個核心規律：財務脆弱性本質上是社會韌性不足的外在表現，個人破產制度僅是社會韌性保障網絡中的一個關鍵節點，而非全部解決方案。美國的市場化應對路徑、歐盟的福利補充模式、日本的文化調適策略，分別折射出不同國家和地區基于自身社會契約理念與風險分配邏輯形成的治理選擇，各有優劣，也為全球個人債務治理提供了多元參照。

對中國而言，個人破產制度構建的核心啟示在于：這一制度的立法過程并非簡單的技術性法律移植，而是一場關乎社會契約重塑的深刻變革。它要求我們重新界定個人責任與社會保護的邊界，平衡債權人利益保護與債務人經濟重生的張力，協調法律程序規范與社會接納包容的關系。

未來中國個人破產制度的成功構建，將取決于三個超越法律文本的關鍵維度：其一，社會認知的現代化轉型，能否培育“寬容失敗、鼓勵重生”的創業文化與理性債務觀念；其二，制度協同的精細化程度，能否實現破產法與社會保障法、金融監管法、就業促進法等相關法律制度的無縫銜接；其三，全球治理的主動參與度，能否在跨境個人破產、數字資產破產等新興領域提出具有普適性的中國方案。

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僅體現在對富裕群體的權利保障上，更體現在對陷入困境債務人的包容與幫扶中。個人破產制度的完善過程，正是檢驗這種文明程度的試金石。通過充分汲取全球治理智慧、深度立足中國發展實際，我們完全有能力構建一套既彰顯公平正義、又激發經濟活力的債務治理新范式，為每一位“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提供真正的“第二次機會”，共同邁向更具韌性的社會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