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中國文物百年：流轉、回歸與文化自信

▲知名古董商安思遠紐約寓所一景

圖片來源：佳士得

回顧近百 年的中國文物流動史，實則是一部民族復興的濃縮史詩。從被動流失的無奈，到為生存而“割愛”的艱辛；從國力崛起驅動的榮歸故里，再到內外環境劇變下的相對停滯。每一次流動方向的轉變，都是國家命運在文化領域的深刻投射。

文物，承載著民族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基因，其流動軌跡映照著國家的興衰起伏與國際地位的變遷。回望半個多世紀，中國文物的流動并非單一的線性過程，而是經歷了跌宕起伏的四個鮮明階段。這段歷程，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縮影，也暗含文化話語權在全球格局中的變化。從被迫離散到主動歸家，再到當下的相對靜止，每一次潮流的轉向都烙印著時代的印記。

談及文物外流，許多人腦海中會首先浮現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的慘痛場景。不可否認，戰爭與殖民掠奪確是中國文物大規模流失的開端，造成了無法估量的損失和深重的民族情感創傷。然而，如果將當今散落在歐美、日本各大博物館及私人收藏中的中國文物，除了被掠奪，還有其他更為復雜的歷史成因。

▲古董商盧芹齋之女莫妮卡與北魏石獅

合影于巴黎彤閣（Pagoda Paris），1937年

2025年這件盧芹齋舊藏石獅

于加州亞洲藝術品拍賣行以42.5萬美元成交

圖片來源：California Asian Art Auction Gallery (CAA）

這一階段的文物流動，還有伴隨國門被迫開放而出現的、以“貿易”為主導的系統性外流。自19世紀中葉五口通商以來，西方世界對中國古代藝術品的興趣迅速升溫，尤其是精美的瓷器，成為歐洲宮廷、日本財閥和美國新貴爭相競逐的奢侈品。巨大的需求催生了成熟的古董貿易網絡。

▲佚名《廣州十三行圖》，布面油畫，清19世紀

曾為羅伯特·維勒斯（Robert Willocx）收藏

成交價 1.08萬歐元，2023年蘇富比巴黎

在上海、天津、廣州等通商口岸，外國洋行林立，本土的古董商行也應運而生，它們深入腹地，系統性地收購文物，再通過正式或非正式渠道輸往海外。當時活躍于國際市場的日本山中商會、盧芹齋的來遠公司等，都是這一流向的重要推手。如今拍賣場中偶見的晚清民國仿制早期明五彩或者宋瓷的作品，其實多是“外貿需求”背景下的產物。

▲清末仿明萬歷五彩硯臺，為出口日本作品

熱釋光斷代距今約130年

圖片來源：榮寶齋（深圳）拍賣

這一時期的外流，同樣伴隨著清政府的衰弱與民國時期的政局動蕩。為了支付巨額戰爭賠款（如庚子賠款）或緩解財政危機，官方層面也曾經不得不變賣部分內府珍藏或庫藏文物。因此，今天在海外所見的中國文物，其來源雖復雜——包含劫掠、盜竊、走私等非法途徑，但絕大部分，尤其是構成海外中國藝術收藏體系基礎的、數量龐大的中高檔文物，其流出的主要途徑是“買賣”。

▲阿爾弗雷德·朱利烏斯·福克爾

（Alfred Julius Forkel 1873—1934）的收藏日記本

他曾是一名商人，后來成為德意志帝國海軍軍官

因此幾乎游歷了全球，他收藏了大量中國單色釉瓷器

圖片來源：榮寶齋（深圳）拍賣

當時的交易模式是外國買方付錢，中國賣方（或中間商）出貨，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這種市場化流通被接受或被默許。這種基于市場交易的流失，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遠超戰爭劫掠的瞬時破壞，且更具系統性和隱蔽性，對海外中國文物收藏格局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

1949年，新中國在廢墟中誕生，百廢待興，且面臨西方世界的嚴密封鎖。國家經濟建設急需寶貴的外匯，而當時可用于換取外匯的資源極其有限。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為了換取外匯而合法設立了文物商店。為此，相應的文物管理體系與法規也隨之建立。一方面，1950年頒布《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將具有重要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文物列為嚴格保護對象，禁止出境。

▲上海文物商店

起源于清晚期茶樓市場

創始于1921年，1958年公私合營

復立于1978年

曾被譽為“遠東第一古玩商店”

另一方面，在各大城市設立國營文物商店（如北京文物商店、上海文物商店等），并賦予其一項特殊使命：有組織、有計劃地出口未列入“禁止”范圍的“一般性文物”以換取外匯。這些文物商店成為當時文物流通的主要渠道。普通民眾若持有祖傳或偶得的文物，在缺乏其他合法流通途徑的情況下，也會將其出售給當地文物商店。

▲國營文物商店內景

這一時期的文物出口，具有鮮明的“計劃性”和“創匯導向”。文物商店的收購和銷售，很大程度上服務于國家外匯需求。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前），其銷售對象被明確限定為“外賓”，即主要面向外國客戶。

▲廣州市文物商店的“文物出庫特許證”，1996年

圖片來源：榮寶齋深圳拍賣

由此形成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早年在文物商店售出的物品，通常會附帶一張官方“出口證書”，這張小小的紙片，在后來的文物交易與回流過程中，成為重要的文物身份與合法來源證明，其價值隨時間越發凸顯。

即便在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后，直到90年代初，雖然政策逐步放寬，允許國內民眾在文物商店購買部分商品，但受限于當時普遍的經濟狀況——民眾尚處在解決溫飽的階段，文化消費能力有限。

▲上海一家古玩商店內，1980年

因此，整個20世紀80年代乃至90年代上半期，文物商店的業務重心依然以“出口創匯”為主。明清民窯瓷器、普通書畫及雜項等，仍是出口主力，主要流向歐美和日本市場。這種政策性的、有管理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充實了海外的收藏基礎。

世紀之交，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進入騰飛階段，國力顯著增強，民間財富迅速積累。這一深刻變革，重塑了中國文物藝術品的流動方向。一場聲勢浩大的“文物回流”運動由此拉開序幕，并貫穿了2000—2010年，成為中國藝術品市場發展的主旋律之一。

▲1993年夏天，中國內地第一場藝術品拍賣舉行

圖中舉手的便是知名藏家張宗憲先生

圖片來源：朵云軒拍賣

驅動這股回流熱潮的核心動力，是國內外藝術品市場之間顯著的“價差”。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國內新富階層對承載著文化認同與歷史記憶的文物藝術品需求激增，而短期內國內市場的供給（尤其精品）相對有限。這導致同一件中國文物藝術品，在國內拍賣行的成交價往往遠高于其在海外的成交價。

顯著的價差，為敏銳的藏家、行家與資本提供了清晰的套利空間。于是，大批中國買家開始活躍于國際拍賣行、古董店與畫廊，目標明確——將流散海外的珍貴文物重新購回國內。

▲徐邦達先生為中國嘉德拍賣敲響第一槌，1994年

圖片來源：嘉德拍賣

這一回流潮伴隨著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的爆發性成長，兩者相互促進，形成顯著共振。兩個時間點尤其具有代表性：2003年“非典”疫情短暫壓抑了市場，但2004年即迎來報復性井噴，標志著市場進入高速增長通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重創世界經濟，但中國藝術市場在2009年率先實現強勁復蘇并創下新高，凸顯了中國買家的巨大熱情與購買力。

國內拍賣行（如嘉德、保利）的迅速崛起，成為國際市場不可忽視的力量，它們不僅在國內征集拍品，更積極在海外設立辦事處，直接參與回流源頭的競爭。

▲皮諾家族捐贈圓明園鼠首和兔首，捐贈儀式現場

中國國家博物館，2013年

回流的渠道在這一時期也日益多元化。

其一，拍賣行仍是高端精品回流的最主要途徑，屢創天價成交紀錄；其二，由資深行家構成的古董商網絡，在全球范圍內搜尋，將文物帶回國內銷售；其三，私人洽購日趨活躍，藏家間直接交易或通過中間人完成；其四，捐贈與追索同樣發揮作用，如愛國人士及國際友人捐贈獸首，或政府通過法律途徑追索被盜文物 （如唐貞順皇后陵壁畫），雖然數量占比不大，但社會影響與象征意義重大。

▲2007年，愛國企業家何鴻燊斥資

6810萬港幣于香港蘇富比購得馬首

并于2019年正式捐贈國家文物局

總體而言，近20年是“中國買全球”在文物藝術品領域的生動寫照。大量珍貴文物通過市場化途徑回歸故土，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國內收藏體系，而且顯著提振了文化自信。

然而，市場的發展也遵循周期性規律。大約從2020年前后開始，尤其是全球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持續了近20年的文物回流大潮明顯降溫，中國文物藝術品國際流動呈現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常態：“出不去，進不來；自己人買自己的。”

▲知名古董商朱塞佩·埃斯肯納齊與西周早期伯矩簋合影

導致這一局面的核心因素，是國內外市場“價差”的消失甚至逆轉。首先，國內市場價格回調，受近幾年宏觀經濟環境影響，特別是房地產市場調整等因素，古董藝術品市場遭遇顯著降溫。非頂級精品的整體價格水平較前幾年高峰時期普遍下調，保守估計平均縮水幅度可達到一半，買家因此變得更加謹慎和挑剔。

與此同時，海外市場價格卻相對堅挺，導致部分品類出現國內外價格“倒掛”現象。價差紅利的消失，直接改變了交易行為。

▲知名中國古董商藍理捷（James J.Lally）

于2021年宣布關閉經營35年的紐約藝廊

“進不來”的實質在于，文物雖在物理上可以進入中國，但要面臨高達13%的進口增值稅以及可能的關稅。在2000—2020年價差懸殊的時期，買家愿意承擔這部分成本，因扣除稅費后仍有豐厚利潤。如今價差消失甚至出現倒掛，這筆稅費成為難以承受的負擔。

因此，很多買家選擇不再從境外購買，或即便購入也暫存于境外，推遲回流，因為未來在境外出售可能更具成本效益，且市場受眾更廣，尤其針對高價值藏品。

▲菲律賓傳奇亞洲藝術品收藏家、安思遠的老友

瑪麗·泰瑞莎·L·維勒泰（Mary Theresa L.Villarete）的宅邸

“出不去”的壁壘則來自日益嚴格的文物出口管制政策。目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六十五條（2020年修正版）：“國家禁止國有不可移動文物、國有重要文物以及依法禁止出境的其他文物出境。”第六十六條：“文物出境，必須經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批準，辦理文物出境許可證。”

法律上禁止一切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文物出境；對1911—1949年的民國時期文物實行嚴格審核和限制出口；部分1949年后已故著名藝術家的作品也被列入限制名單。這使得符合出口條件的中國文物數量幾乎為零。此外，前20年“回流”消耗了大量海外流通的優質藏品，海外市場也面臨精品枯竭的局面。

▲安思遠（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1929—2014）

藏家，同時也是業界公認的權威亞洲藝術古董商

在他去世之后，紐約佳士得于2015年在紐約洛克菲勒中心

舉辦了“錦瑟華年─安思遠私人珍藏”系列拍賣會

六場現場拍賣及一系列網上拍賣，總成交額超1.31億美元

此外，國際收藏群體的代際更迭加劇了文物流動的停滯。隨著支撐上一輪中國藝術品收藏熱潮的支撐力量——歐美老一輩重要藏家和古董商（如安思遠、埃斯卡納齊、坂本五郎等巨擘及其同時代人物）相繼淡出市場或離世，收藏生態發生了顯著變化。

▲南宋官窯青釉葵口盤

成交價5588.5萬港元

2025年香港蘇富比伊勢彥信專場

新一代國際藏家興趣轉移，他們的繼承者更傾向于當代藝術、西方藝術或設計品，對中國傳統藝術品的熱情和認知深度普遍不及上一代。缺乏強有力且持續的國際買家接盤，進一步固化了“好東西釋出，最終接手的必然是華人（無論其身處何地）”的市場格局。

例如，2024年媒體曾報道“雞蛋大王”伊勢彥信的藏品，擔心他收藏的中國陶瓷可能因其破產而流入拍賣市場進而回流中國，但這其實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而實際上也正在發生。

▲南宋官窯米黃釉直頸瓶

成交價2477.5萬港元

2025年香港蘇富比伊勢彥信專場

當前中國文物藝術品的流動，陷入了一種微妙的“內循環”狀態：國內市場交易主要在本土藏家之間進行，海外市場的交易主要由海外華人藏家主導，跨境的大規模、常態化流動（無論是流出還是回流）基本停滯。所謂“出不去”（受限于法規和資源枯竭）與“進不來”（受制于稅費和價差消失），正是對這一現狀最精練的概括。

回顧近百年的中國文物流動史，實則是一部民族復興的濃縮史詩。從被動流失的無奈，到為生存而“割愛”的艱辛；從國力崛起驅動的榮歸故里，再到內外環境劇變下的相對停滯。每一次流動方向的轉變，都是國家命運在文化領域的深刻投射。

▲北宋定窯刻牡丹紋凈瓶

成交價2246萬港元

2025年香港佳士得

當前的“流動停滯”期，表面看似市場交易的降溫，實則蘊含著更深層的意義。它標志著依賴“價差套利”驅動的粗放式回流時代的終結，國內外對中國文物藝術品的價值認知，在經歷了數十年的碰撞與磨合后，正趨向更理性、基于文化本體價值的新平衡。

本文所指的“出不去”反映出國家守護文化遺產的決心和能力；“進不來”（指商業性大規模回流）則體現了市場規律的自然調節。

更重要的是，這種以“內循環”為主的狀態，客觀上加速了中國文物藝術品價值評估體系的本土化和話語權的回歸。當交易主要發生在深諳其文化內涵和情感價值的群體內部時，價格的形成將更少受外部市場波動干擾，更多基于其本身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以及藏家群體的文化認同。同時，這也促使國內收藏理念、學術研究、市場規范逐步走向成熟。

▲清雍正 仿官釉弦紋大貫耳瓶

成交價 402.5萬

2025年榮寶齋（深圳）秋季拍賣

未來的中國文物流動，或難再現過去那種波瀾壯闊的單向潮汐，可能呈現更精細化、區域化（如香港作為自由港的特殊作用）、主題化（特定門類或學術價值的流動）的特征。

▲榮寶齋（深圳）2025年拍賣現場

圖片來源：榮寶齋（深圳）

無論如何演變，這段從大規模外流到回流再到相對平衡的歷史進程，已深刻地改變全球中國文物收藏版圖，并持續塑造著中華文化在全球語境中的價值定義與影響力。這看似平靜的“停滯”，實則是文化自信沉淀與價值根基重塑的關鍵階段，為下一個發展周期的到來積蓄力量。

以上僅代表個人觀點

刊載于《收藏/拍賣》雜志秋季刊

原標題：《中國文物50年流轉記事：從外流到回歸，再至價值本土化的文化轉型》

作者：王歌

英國杜倫大學考古學碩士、資深藝術品經紀人

現任榮寶齋（深圳）古董器物業務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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