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這三類銀行將脫穎而出

作者 | 華南索羅斯

核心摘要：2025年，銀行業度過了凜冽寒冬，凈息差與不良率倒掛，資產擴張趨于停滯，傳統增長曲線面臨多重挑戰......

我們不禁要問，2026年的銀行業，會變得更好嗎？

求索未來的答案，藏在當下的變革里，中國銀行業正處于由“規模驅動”向“價值驅動”轉型的關鍵當口，依賴高昂中介成本和粗放擴張的繁榮已經成為往日泡影，未來的籌碼必在精細化、差異化和科技化經營中探尋，在這三重領域有所建樹的銀行，將率先突圍。

2026年的銀行業，會比現在更好嗎？

麥肯錫用“巔峰之后，拐點之前”來定義當前時點。這個判斷在資本市場上得到了最直觀的體現：2018年，銀行股估值（市凈率PB大于1，板塊指數上漲超80%）曾到達一個高峰，隨后便開啟了長達四年的下行周期，直至2022年10月跌至0.49倍PB的歷史性低點。

此后，從中央匯金入市增持，到長期資金陸續進場，再到房地產風險逐步化解，一系列政策與市場努力推動板塊開啟了緩慢的估值修復之路。

到今年第三季度，行業凈息差收窄的幅度已明顯放緩，估值也漸漸回升至0.7倍附近——黎明之光，仿佛已在不遠處。

沒有人懷疑中國銀行業擁有長遠的未來，但必須承認，在抵達那個未來之前，行業必須經歷一場觸及筋骨的蛻變。某些舊的模式終將被揚棄，一些新的邏輯正在孕育成形。

我們所談論的“拐點”，絕不單單是盈利數字或股價的反彈，而更應是整個行業思維范式的轉換、增長引擎的切換，以及對客戶經營方式進行深刻重塑的起點。

唯有經歷這樣一次系統性的蛻變，這個行業所經歷的調整期，才真正具有意義。

銀行業陷入低谷，其實并不意外。

從利潤表上看，銀行業曾長期占據領先地位——在2003年往后的十八年間，其利潤規模始終位列各行業前三。

自2021年以來的近四年，銀行業創造的利潤更是顯著高于其他行業。

但市場的反應卻一直平淡。無論是國內還是全球，銀行業的估值長期低于市場整體水平，形成鮮明的“高利潤、低估值”反差。

這背后，是一個更深層的矛盾：銀行過去多年的增長，并未真正轉化為面向未來的商業模式。

大多數銀行既沒有對資本配置做出戰略性調整，也缺乏對渠道和客群體系的深刻變革，更在開拓第二增長曲線方面步履遲滯。其結果，是全球范圍內真正創造價值的上市銀行寥寥無幾——2024年，這個數字只有15%。

在科技創新驅動全要素生產率快速提升的今天，銀行業的資本回報率卻在金融細分領域中居于末位。

在中國，由于混業經營尚未完全實現，傳統商業銀行仍占主導，盈利模式單一、盈利結構脆弱的現狀，使得轉型挑戰顯得尤為艱巨。

更令人警惕的是，外部環境并未留給行業多少緩沖時間。根據畢馬威對2026年中國銀行業風險的研判，絕大多數風險指標呈上揚態勢，僅有個別指標維持穩定。

除了經濟增速放緩帶來的信用風險，科技演進也正從兩端擠壓銀行：一方面，跨界競爭者不斷涌入，蠶食支付、財富管理等傳統領地；另一方面，銀行自身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合規、操作乃至道德風險。

真正的破局，必須從認清癥結開始。

過去銀行業的繁榮，其“含金量”或許需要重新審視。

從數據來看，2014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曾高達9.5%，遠超同期美國的7%。即便在2018年資管新規實施后，這一比重在2021年仍維持在7.7%，顯著高于英美等發達市場。

但這未必是效率的體現。經濟學家劉俏的研究指出，2002-2018年間中國金融平均中介成本約為3.8%，遠超美國的1.5%-2%。

這意味著，盡管金融工具日益豐富、創新層出不窮，但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并未同步下降。考慮到大量中小微企業未被納入統計，實際中介成本可能更高。

劉俏將這種現象稱為"金融發展之謎"：金融體系不斷擴張，卻未帶來融資成本的顯著降低。

從結構上看，金融中介成本主要由兩部分構成：資金成本（r）和金融機構的運營與風險溢價（ψ）。在傳統銀行模式下，r體現為存款利率，ψ則主要通過息差實現。雖然通過政策調整可以影響r，但ψ的居高不下才是問題的關鍵。

這是過去銀行業無需仔細研究精細化經營就可獲得客觀收益的秘訣，但這種增長模式并不具備可持續性。

它同樣指明了未來的變革方向：

保持合理的凈息差，但不依賴牌照紅利，而是建立在產品競爭力與精細化風險定價能力之上；

維持穩健的業績，但不完全依賴傳統息差業務，而是構建多元化的收入結構；

構筑護城河，不只依靠行政架構，更要依靠敏捷的組織能力和現代化的風控體系。

簡言之，中國銀行業需要從粗放式增長轉向精細化經營：更精準的產品設計、更精細的客戶分層、更智能的風控體系、更高效的資金配置。

實現這一轉變絕非易事，但它將決定哪些銀行能夠穿越周期，并在新一輪行業洗牌中占據先機。

在行業深度調整的當下，并非所有銀行都身處同一起跑線。我們認為，有三類銀行在通往未來的道路上，展現了更清晰的突圍可能性。

第一類，是以“產品力”構建核心護城河的零售銀行。

過去，中國零售銀行習慣于追求“大而全”，試圖覆蓋所有客群與場景。但市場正在發生根本變化：客戶忠誠度持續稀釋，選擇標準日益回歸產品本身。

數據顯示，美國市場沿用原服務商開立新賬戶的客戶比例，已從2018年的25%驟降至2025年的4%，這預示著“產品導向”時代全面來臨。

在此趨勢下，以招商銀行為代表、長期深耕零售的銀行具備先發優勢。其優勢不僅體現在優于同業的凈息差（2025年上半年為1.88%）和多元的收入結構，更在于長達二十年的客群與AUM積累（2025年上半年零售AUM超16萬億元），這為其轉型提供了寶貴的試錯空間和客戶基礎。

然而，優勢之外亦有挑戰，例如在投研能力、產品創新與專業人才儲備上，仍需持續補強。

零售市場的龐大與需求的非標性，也為特色化、區域化的銀行提供了“精品化”生存空間。

例如，長沙銀行在縣域市場的下沉、寧波銀行在長三角的財富管理、上海銀行在養老金融領域的深耕，都證明了通過差異化定位，銀行可以在細分賽道建立獨特優勢。

交通銀行等大型銀行的私行業務，也憑借歷史底蘊維系著特定的客群黏性。

第二類，是在對公業務中敢于突破傳統路徑依賴的銀行。

依賴單個大客戶、單一信貸產品的對公模式已成過去。未來的增量將來源于兩大方向： 投資銀行業務的深化 與 客群經營的下沉 。

面對經濟周期壓力，許多銀行將信貸資源向基建等政府背景項目集中，這雖能短期避險，卻也犧牲了收益、占用了資本，且隨著傳統基建空間收窄，其可持續性存疑。

真正的突破在于向“商行+投行”模式轉型，但知易行難。以興業銀行為例，其自2018年確立該戰略以來，投行業務增長仍顯著慢于傳統對公貸款，業務也多集中于債券承銷。

然而，新的機遇正在浮現，例如憑借AIC（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牌照，興業有望將投貸聯動經驗應用于一級市場，實現更精準的股權投資，這可能成為其跨越式發展的關鍵。

另一大機遇在于 擁抱“長尾”客群 。正如學者劉珺所言，銀行需從服務“二八定律”中的頭部客戶，轉向挖掘“長尾效應”中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

盡管這批“草根階層”風險較高，導致銀行在周期下行時往往收縮，但其蘊含的業務潛力巨大。成功的關鍵在于構建全新的風險與收益平衡能力：通過更精準的客戶畫像、更敏捷的授信模型和更動態的風險監控，實現從“不敢貸、不會貸”到“愿貸、能貸、會貸”的轉變。

第三類，是能真正將金融科技，特別是AI，深度融入核心業務的銀行。

當前，AI在銀行業的應用大多仍停留在智能客服等邊緣環節。但全球領先案例已表明，其變革潛力遠不止于此：從成倍提升營銷轉化率，到將信貸審批周期縮短30%，再到實現貸后管理全覆蓋，AI正在重塑業務流程與風控邏輯。

在中國，科技可能是解開中小企業普惠金融難題、打破行業同質化內卷的關鍵鑰匙。一些銀行已展開實質性探索：工商銀行、建設銀行積極接入外部大模型；中信銀行利用AI工具將客戶經理效能提升數倍；招商銀行則將AI深度嵌入風控體系，以極低的不良率驗證了技術驅動的可靠性。

未來，能否將AI從“輔助工具”升級為“核心引擎”，并以此構建全新的風險定價與客戶經營模式，將成為區分銀行競爭力的分水嶺。

現代銀行業面臨的變革，從未像今天這樣劇烈。

一邊是2024年，全球銀行業創造1.2萬億美元的利潤，刷新歷史紀錄。

另一邊，全球宏觀局勢、客戶需求和技術變革不斷演進，帶來的挑戰空前嚴峻。

在中國，好銀行與壞銀行之間的差距，也從未像今天這樣明顯。截至2025年11月，A股上市銀行中最出色銀行的市凈率是平均水平的1.64倍，是最低水平的3.22倍。

銀行業正在面臨一場殘酷的分化，這場分化還遠未結束。

道路曲折，但前景光明。劉俏在其著作中如此預估：

“中國金融資產的規模，即使保守估算，也將從2018年的351萬億元增加到2035年的840萬億元（按2018年價格）。中國金融的發展還有非常開闊的空間。”

按今年三季度數據，工行總資產為53萬億，如此測算，2035年中國金融市場能容納將近16個宇宙行。

市場提供了足夠大的空間，但身處其中的金融機構，必須給出自己在市場立足的理由，這一理由絕非粗放式的發展老路，而是精細經營、深耕細作的新模式。

惟其如此，中國金融的中介成本才能真正降低，中國金融才可真正為處于時代變革中的實體經濟，精準注入新的發展動能。

參考：

《我們熱愛的金融：重塑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金融》劉俏

精準為王：銀行業競爭新法則，麥肯錫

2026年中國銀行業風險雷達，畢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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