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安香山名考：“朱徽”還是“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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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安香山名考：“朱徽”還是“朱熹”？

文 /林鴻東

這里說的香山，是指廈門市翔安區(qū)的香山風(fēng)景區(qū)。

我多次去過香山，確實是個非常美好的地方。更令人期待的是，它還有一個前程遠(yuǎn)大的未來——成為廈門東部核心區(qū)的靠山，正如老廈門的“五老山”。香山與老廈門的“五老山”有著驚人的相似點：五老山下有廈門大學(xué)，香山腳下有廈門大學(xué)翔安校區(qū)；五老山下有南普陀，香山腳下有閩南佛學(xué)院；五老山下有鷺江，香山腳下有浯江；五老山隔江與鼓浪嶼相望，香山隔江與金門島相望。歷史與地理的呼應(yīng)，讓這座山不僅承載著數(shù)百年的名稱演變，也在悄然走向一種新的文化格局。

不過，香山因何得名？這讓我頗為好奇。為此，我專門查閱了兩部地方志文獻(xiàn)——清康熙年間朱奇珍修撰的《大同志》和清光緒年間黃家鼎修撰的《馬巷廳志》。

《大同志》記載：“去城東四十里。山巔有石，狀如香爐，晨夕云煙不斷。上有佛巖。”《馬巷廳志》則寫道：“在廳東南十五里。山巔有石，狀如香爐。晨夕云煙裊繞，舊名荒山，明邑令朱徽改今名。”

另有說法稱，《馬巷廳志》的記載源自清嘉慶版《同安縣志》：“香山亦距（同安縣城）東四十里，山巔有石狀如香爐，晨夕云煙裊繞，舊名荒山，明邑令朱徽改今名”。

關(guān)于這位“明邑令朱徽”，《大同志》中也有提及：“江西新城人，正德四年任，祀名宦”。正德四年是1509年。不過也有說應(yīng)為“正統(tǒng)四年”的，可能是傳抄之誤。

有趣的是，如今的“360百科”與眾多香山推介文章，對香山名稱來源，竟直接確認(rèn)為：“香山原名荒山，南宋理學(xué)大師、同安縣主簿朱熹曾數(shù)游此地，聞草木皆香，遂將荒山更名為香山”。其依據(jù)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重修香山巖佛祖宮序》中的記載：“朱子簿同時來游斯地，諸山之草木皆香，乃改荒山為香山，而廟宇興建于是荃焉”。

綜合這些史料，可以看出香山名稱的由來經(jīng)歷了一個演變過程：最早的說法是“山巔有石，狀如香爐”——這是康熙年間的記載。此后，在“石香爐”說的基礎(chǔ)上，逐漸出現(xiàn)“舊名荒山，明邑令朱徽改今名”的說法，開始向“朱徽改名”說過渡。到了光緒年間，寺廟負(fù)責(zé)人則直接將“山巔有石，狀如香爐”的說法完全擯棄，換上“諸山之草木皆香”的新解，并將“朱徽改名”說提升為“朱熹改名”說。

有意思的是，就在不久前，我收到一條意外的線索。

2023年3月，我寫了篇《關(guān)于香山，從“山巔有石”到“朱熹改名”！》的小文。沒想到，江西黎川作協(xié)副主席丁艷女士看到后聯(lián)系了我。她在網(wǎng)上查找朱徽資料時，看到了我的文章，而朱徽的故鄉(xiāng)，正是她的老家江西黎川。

她發(fā)來一篇她整理的朱徽小傳，讓我對這位同安的明代縣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朱徽，字文徽，號松谷，黎川潭溪鄉(xiāng)三都人，石城朱氏第七代孫。他自幼聰敏好學(xué)，時人譽為神童。成年后，隨從縣籍詩人、參與過《永樂大典》修撰的何澄等人外出游歷，見識日廣。所作詩文，沖和平易而格調(diào)高雅，意境深邃，文字簡潔而結(jié)構(gòu)嚴(yán)謹(jǐn)，有益于世道人心。明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中舉，初授福建光澤縣訓(xùn)導(dǎo)。因其德才兼?zhèn)洌枚辔划?dāng)權(quán)者舉薦，漸次提升，官至福建同安縣令。

據(jù)載，同安百姓性情剛強，每有糾紛，好訟于官。朱徽到任后，注重教化，曉以是非禍福、自尊互敬、和睦相處之理，革除積弊，均平賦役，鼓勵生產(chǎn)，化解民間紛爭，使當(dāng)?shù)仫L(fēng)氣大為改觀。離任之后，百姓為他立生祠祭祀，并作“棠陰遺愛詩”以紀(jì)念其德政。他還參與永樂年間《新城縣志》的編纂工作。所著有《清溪類稿》《逢遇錄》《方舟雜言》等，詩作收入《江西詩征》。

在新城縣城中山大路口，時任知縣馮時與教諭曾享、縣丞吳敬榮、典史鄒仲和等人，曾捐資為朱徽建了一座丹桂坊，以彰其功，并請朱徽曾經(jīng)的老師何澄作記。何澄欣然寫下《丹桂坊記》，文中寫道：“蓋桂之為品，結(jié)靈根于月窟，吐天香于奇葩，丹為五色之魁，昔人比之擢科之榮者，此僉事公所以之異之也。”文中提到的僉事，即江西提刑僉事黃翰，正是他為這座坊題寫了“丹桂坊”的匾額。丹桂坊與聯(lián)魁坊比鄰而立，一時傳為佳話。

正德十一年（1516），莆田人、新城知縣黃文鸑編定黎川官方第一部《新城縣志》，此時距朱徽修志已近百年。他在序言中說：“國朝正統(tǒng)間，邑儒朱徽雖掌一修而紀(jì)載闊略，且來者無所續(xù)。則是志也，安得而不作其作也，亦安得略之而不詳哉？”無論詳略，不可否認(rèn)的是，朱徽的修志之舉，實為黎川志書修撰史上的破冰之旅。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必將留名黎川史冊。而西村書室的文脈，也未曾被雨打風(fēng)吹去。在三都老街，至今矗立著一棟清代復(fù)建的朱氏家廟，高大莊嚴(yán)，匾額上鐫著“理學(xué)傳芳”四個大字。尋常巷陌間，朱家先賢的故事仍在流傳。

丁艷女士還提出一個值得注意的考證：《大同志》中稱朱徽“正德四年任”同安縣令，可能是有誤的。依她所見，朱徽于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中舉，初授光澤訓(xùn)導(dǎo)，再經(jīng)舉薦漸次升遷至同安縣令，時間上更可能是正統(tǒng)四年（1439年）前后。這一說法，與黃文鸑《新城縣志序》中“國朝正統(tǒng)間，邑儒朱徽”的記載，恰好吻合。

綜合來看，香山名稱的最初來源，或許就是最樸素的那個解釋——“山巔有石，狀如香爐”。若進(jìn)一步確證朱徽于正統(tǒng)年間任同安縣令并改“荒山”為“香山”，則這一說法也有其歷史依據(jù)。至于“朱熹改名”說，則更像是后人附會，為香山增添幾分理學(xué)色彩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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