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孫子送進文學史：杜甫的爺爺，竟是“初唐第一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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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歡宴上，突然一聲驚呼于席上炸開，掀起騷動和滿堂的驚懼。反應過來的人們蜂擁而上，不消幾下便將一個行兇的15歲少年格殺當場，只是被他刺殺的吉州司馬周季童眼見也難逃一死。據說周季童臨死前哀嘆：“吾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

審言便是殺人少年杜并之父。杜審言，字必簡，大約在貞觀二十年（646）前后生人，祖籍襄州襄陽，據說乃晉當陽侯杜預之后。只是傳至他這一輩時，家道早已式微，他半生蹉跎，自隰城縣尉起輾轉州縣二十余年，方才一步步升遷至洛陽丞，不想一朝觸怒權貴，便被貶為吉州司戶參軍。孰料到任不過數月，又與吉州司馬周季童、司戶郭若訥交惡，被構陷后鋃鐺入獄。原本杜審言以為自己只能引頸受戮，結果便是在這生死懸于一線之際，他兒子杜并懷刃而來，于酒宴之上誅殺周季童，并身死當場。

《杜審言》，出自《墨妙珠林》（戌）冊，清，丁觀鵬，紙本設色，縱 63 厘米，橫 42.1 厘米，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杜審言的詩多為寫景、唱和及應制之作，以渾厚見長，杜甫云 ：“吾祖詩冠古。”明人胡應麟認為七律這一體裁能在唐代登峰造極，杜審言正是開山之人

孩子為父申冤，手刃朝廷命官，天下轟動。杜審言得以借機洗刷冤情，總算逃得活命，只是出了這么大的事，想要繼續做官肯定是不行了，只得回家賦閑。不過塞翁失馬，焉知禍福，事情輾轉傳到武則天耳中，女皇陛下驚愕之余，也未免好奇。而朝中杜審言好友、后來與他并稱“文章四友”的崔融此時正侍奉御前，日常草詔擬旨，便趁此機會進言舉薦。于是一道旨意降下，杜審言一夜之間成為天子座前客。史載武則天見他后“甚加嘆議”，決意提拔重用，問他是否歡喜，命他寫《歡喜詩》一首。結果杜審言謝恩后援筆立就，須臾之間便成詩一首，終于在自己臨近花甲之年時擢授著作佐郎，旋即出任膳部員外郎。

不過雖然杜審言詩寫得好，官也做得驚險，但他這一生留給后世最大的作品，卻不是那首已經失傳的《歡喜詩》，而是他的兒子。

不是以命相搏、壯烈赴死的那個，而是另外一個。此子名為杜閑，一生默默無聞，然而子又生子，審言有孫，名為杜甫。

正是“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的詩圣，杜甫。

被孫子送進文學史

這世上比拼爹更玄妙的事情，乃是拼子孫。

杜審言大半生輾轉于縣尉、司戶之間，年近花甲才堪堪出任一個膳部員外郎。而膳部乃是尚書省二十四司之一，歸禮部管轄，掌“陵廟之牲豆酒膳”，說白了便是祭祀宗廟、陵寢的各類祭品，員外郎正是這個部門的二把手。對普通人來說，退休之前能混到員外郎自然值得夸耀，然而想在初唐群星璀璨的文士中搏出一席之名，恐怕還差些火候。后來初唐文壇的親歷者張說品評當世文士，逐一點評了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贊其“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唯獨對杜審言只字未提。

可到了幾百年后的大宋，宋敏求、歐陽修等編撰《新唐書》時，忽然堂而皇之地給杜審言安上了一頂冠冕：讓他與李嶠、崔融、蘇味道并稱“文章四友”，還鄭重其事地加上“世號”二字，仿佛這稱呼自唐代以來婦孺皆知似的。后世學者為此撓破頭皮，從唐人筆記翻到墓志碑銘，將故紙堆掘地三尺卻始終未見其蹤影，最后只好認定“‘文章四友’的提法只在《新唐書》及之后的文獻中出現，包括《舊唐書》在內的此前文獻中從未有過”。至于是不是修書之人當年翻到了什么旁人無緣得見的抄本密卷，就不得而知了。

要知道，宋代以來“千家注杜”，杜甫在宋代地位極高，而他在詩中反復提及自家祖父，正是“詩是吾家事”“吾祖詩冠古”。宋人受此影響，自然先入為主——這點從新舊《唐書》編撰中便能看出：《舊唐書》中，杜審言與杜甫分列在文苑上下，各自成傳；《新唐書》中兩人互相捆綁，傳記相連。連宋人自己也吐槽“杜審言……之詩，皆因其后顯，文章有源委哉”，所以最合理的揣測，就是杜審言能夠位列“文章四友”之一，乃是沾了自己孫子的光。

人之將亡，其言也狂

《大唐新語》稱杜審言“恃才謇傲，為時輩所嫉”。宋人筆記中則記載杜審言有狂言稱“我詩可使蘇李為奴”，顯然蘇為蘇味道，李為李嶠，兩位詩文大家，在杜審言眼里不過是給自己提鞋的。這話從唐人筆記到宋人詩注輾轉引述，就能知道此人在唐宋時人眼中是何等狂妄了。

但狂，正是杜審言的本色。

浙江雁蕩山大龍湫摩崖石刻，其上題有“審言來”，據明代王獻芝《游雁蕩山記》載，石上原題應為“杜審言來此”

說來難以置信，若按正史所載，杜審言是一直狂傲到死的。

《新唐書》稱，杜審言晚年病重，宋之問、武平一等人前來探病，結果杜審言嘆息自己為造化所苦，并無多言，只是我這一死，你們就算是解脫了，因為“吾在，久壓公等”，唯獨讓我遺憾的乃是“不見替人”。

宋之問弱冠之年即有文名，乃是后世公推律詩定型的關鍵人物。雖然此人品行略差，但論詩才卻是初唐一等一的人物，更關鍵的是他與杜審言交情深厚，用宋之問自己的話說就是“自予與君，弱歲游執，文翰共許，風露相浥”。若論有跡可循的詩文記載，兩人之間的往來，甚至比杜審言與文章四友中的某些人還要更密切一些。尤其是杜審言死后，祭文正是宋之問所作，其中有“君之將亡，其言也善”之語。以常理而論，本不該有人信了“吾在，久壓公等”的鬼話，可偏偏從唐到宋，大家都更愿意相信這等狂傲才是杜審言在生命最后時刻的本色。

這便是人的名、樹的影——哪怕親歷者宋之問說了杜審言死前其言也善，旁人也只當是客套；可若說杜審言臨終還想著壓人一頭，那滿座皆要點頭稱是。而人們之所以愿意相信這些，當然首先是因為杜審言平日言行樁樁件件有跡可循。除了“蘇味道必死”這般豪言壯語外，他還說過“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屈原、宋玉，楚辭雙璧，千古文宗，到了他嘴里不過是可以給自己站班排衙的小吏；又說“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書圣王羲之若見了他的字，也得面北而拜、執弟子禮。

《梅柳渡江春》，明，董其昌，紙本墨筆，縱 302 厘米，橫 101 厘米。“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出自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此詩體例上韻腳分明，平仄和諧，對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詩作品

不過更能證明杜審言狂放不羈、敢于直言犯上的，當屬他在圣歷元年（698）坐事被貶吉州司戶參軍一事。被貶之前杜審言剛剛當上洛陽丞，而洛陽本是武周東都，所以洛陽丞這個官堪稱“天下第一縣丞”。舊時官場有句老話，叫“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所謂附郭，便是縣治與府城都在一處，所以從縣衙望出去全是上官，自然知縣難做。在這樣的位置上大多數人都是戰戰兢兢，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可按后世學者揣測，那些年武周朝廷為了鞏固正統，在各地大搞封建迷信活動、制造祥瑞，杜審言八成是直言犯上，對此表達了不滿，所以被貶——在武則天的眼皮子底下敢說這種話，著實是狂到登峰造極，匪夷所思。

當然，這是后世學者揣測，史書語焉不詳，不過從杜審言被貶時朝中“群公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來看，他顯然是干了一件大家都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陳子昂在《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中不敢直言，只得用典稱“群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譚之非，謫居外郡”，其中禰衡有擊鼓罵曹之舉，而桓譚更妙，他本是東漢光武帝時名臣，光武帝劉秀篤信讖緯之術，甚至以讖言斷朝中之事，而桓譚恰恰對讖緯之說不屑一顧，因此觸怒皇帝幾乎身死——由此看來，杜審言多半真的是在武周大造祥瑞之事上說了什么不該說的話，被貶而非被殺已算是好結果了。

康熙御書杜審言《蓬萊三殿侍宴奉敕詠終南山》碑拓，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這是杜審言借詠終南山來歌頌唐中宗李顯的應制詩，中宗李顯即位后，杜審言入修文館任學士，不幸未幾病故

送行的45人都有誰，如今已不可考。不過有一點倒是確定的，那就是當時京城的詩人圈應該傾巢而出。你別看杜審言這人狂，但卻很受大家喜愛，無論去哪都有頂級詩人送別，因此也留下不少贈別詩。其中最為著名的當數王勃所寫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州）》：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此詩號稱“千古送別第一”，當代學者考證其中的“杜少府”正是杜審言。

杜審言墓，位于河南偃師。杜審言病故后4年，杜甫降生，杜甫對自己未曾謀面的這位祖父推崇備至，儼然將自己當成杜審言的接班人

沒去過邊關，卻寫盡邊塞

說狂傲他目中無人；說狂直他犯上不避；然而真正讓杜審言在初唐詩壇站穩腳跟的，卻是他邊塞詩中的那一股狂放之氣。只是這事說來古怪：他五十歲以前，一直在縣尉這等末品小官上蹉跎打轉，從未踏足邊塞半步。可他筆下卻自有金戈鐵馬之氣，朔風飛雪之魂，仿佛寫詩的人不在中原腹地的官舍之中，而在萬里關山的烽燧之上。其中他送給蘇味道的那首《贈蘇味道》，當為此中代表：

北地寒應苦，南庭戍不歸。

邊聲亂羌笛，朔氣卷戎衣。

雨雪關山暗，風霜草木稀。

胡兵戰欲盡，虜騎獵猶肥。

雁塞何時入，龍城幾度圍。

據鞍雄劍動，插筆羽書飛。

輿駕還京邑，朋游滿帝畿。

方期來獻凱，歌舞共春輝。

全詩八聯十六句，從苦寒起筆，以春輝收尾，用冬去春來暗喻友人馬到功成。這詩的妙處，首在一個“應”字。既老老實實交代了詩人的位置，又令他狂放的想象力得以恣意馳騁。從此一字起，杜審言神游萬里，把不曾見過的邊塞風情寫得撲面而來。

開篇以“北地”對“南庭”，一筆萬里；中段以“雨雪”對“風霜”，忽而又收緊筆墨，把邊關的苦寒逼到了眉睫之間：雨雪連綿，遮天蔽日竟然將關山都壓暗了；風霜酷烈，摧剝無休竟然將草木都削稀了。“暗”與“稀”兩個形容詞當做動詞來使，不見斧鑿，渾然天成。接下來“雁塞何時入，龍城幾度圍”一聯中，雁塞即雁門關，龍城乃匈奴祭天之所，漢時衛青曾奇襲龍城，此后“龍城”便成了邊功的代名詞。杜審言以兩個典故入詩，既點明了戰事的地理方位，又暗含對友人建功立業的期許。

全詩對仗最精彩之處，還要數第六聯——不要忘了這詩本是送別詩，而蘇味道乃以掌書記身份隨軍出征，所以杜審言沒有用邊塞詩中常見的橫弓彎戈之語，而是以“據鞍雄劍動，插筆羽書飛”一句勾勒了一位書生佩劍的形象。詩中以“據鞍”對“插筆”、用“雄劍”對“羽書”，上句寫武，下句寫文，十個字里四個動詞連珠而出，據鞍的是蘇味道，插筆的也是蘇味道。這對仗不僅工整，更是與人物身份絲絲入扣，妙的是出將入相的形象又恰恰是初唐士大夫最高的人生理想，想來蘇味道讀到此處，也要拍案稱絕。

《杜審言詩集》（宋刻本）內頁。后世學者專門做過統計，文章四友中，杜審言的五言律詩與五言排律，合律程度竟然高達九成四，位居初唐諸家之首。換言之，若論五律、五排的合律定型之功，本該記在杜審言的名下

明人桂天祥在《批點唐詩正聲》中評此詩說：“杜審言才雄一世，直欲以屈、宋作衙官，觀此詩亦不可少。”——讀罷此詩，你再回頭想想他那句“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竟覺得此人雖狂，卻也不全是在胡吹大氣。而這首詩的余響，還要在百年后才真正顯現：杜甫在《前出塞九首》其七中寫“雄劍四五動”，與其祖筆下的“據鞍雄劍動”形成了奇妙的聯動，所以杜甫敢在自己詩中放言“詩是吾家事”，倒是實話。

這股狂放雄渾之氣當然不只見于杜審言的邊塞詩，他的山水行旅詩里同樣有大開大合的手筆：寫石門山，便是“石門千仞斷，迸水落遙空”；寫襄陽城，就是“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仿佛大地自己拱起了脊梁，仿佛江河與蒼穹在盡頭處撞了個滿懷。無怪乎元代方回讀杜審言詩，感慨其中壯語連連，驚呼“此杜子美乃祖詩也”，“此等句，若置之子美集，無大相遠也”——把杜審言的句子混進杜甫的集子里，竟也看不出太大差別。

湘水北流，人向南走

只是詩寫得再好，也擋不住仕途的坎坷。

杜審言一生官運不旺，在武周做了膳部員外郎后沒幾年，剛剛揣摩到朝堂滋味，與武則天摯愛的張易之兄弟混了個臉熟，就趕上了神龍政變。這下中宗復辟，武周舊臣幾乎被一網打盡，文章四友一個都沒跑掉，杜審言更是被一紙詔書貶到了峰州——峰州地屬安南，在今越南河內西北，距長安7600余里，大約已是唐代詩人被貶最遠的地方之一了。

這正是做最狂的人，寫最正的詩，挨最遠的貶。這一路南行，杜審言一步步走向大唐的盡頭。途經湘江時他寫下《渡湘江》，正是“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在北流的湘水見證下漸漸南行。唯一算得上幸運的，是到了安南后他筆下忽然出現一個中原詩人從未見過的世界：此處“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開”，四時倒錯，寒暑不分，仿佛天地在這里另立了一套規矩，只是這異域風物再怎么新奇，最后還是要落在“故鄉逾萬里，客思倍從來”。

神龍三年（707），杜審言終于北歸，拜國子監主簿，次年加修文館直學士，未幾病故。他死后第4年，杜甫出生，祖孫二人，終究未能謀面。

杜甫誕生窯，位于河南鞏義瑤灣村筆架山下，712年，據說杜甫就誕生在這窯洞中。他雖沒見過杜審言，但詩中對格律的追求、格局的營造，乃至字句意象，都有杜審言的影子 攝影\顧云磊

本文改編自《國家人文歷史》2026年3月下，原標題為《詩圣家風的奠基者 杜審言：負才者與開山人》，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