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違令反獲提拔，師長升司令授少將

在開國將領里有一批這樣的人:他們打起仗來，讓首長欣賞和喜歡；他們發(fā)起脾氣倔起來，讓首長有點頭疼。

在這批人里，鐘偉是排得上號的。他性格剛烈，敢打敢拼，敢怒敢言，在戰(zhàn)場上是讓首長拍著桌子叫好的“虎將”。

要讀懂鐘偉，得先讀懂他的脾氣。在戰(zhàn)場上他不瞎橫，也不亂耍性子，他對戰(zhàn)機特別敏感，對打贏仗特別渴望。

他個子不高，瘦瘦的，但一打起仗來眼睛就發(fā)亮，那種亮，是獵人聞到獵物味道時的興奮。他的脾氣，靠的是他這種對戰(zhàn)場的獨特感覺。

1944年打高溝，別人硬沖碉堡死了好多人，他卻讓戰(zhàn)士們掄起鐵鍬鎬頭，挖了一整夜交通壕，一直挖到城墻根底下，用炸藥把墻炸開，只傷了十幾個人就拿下了據(jù)點。

1945年打淮陰，他又想出新招，搭了個比城墻還高的臺子，架上機槍壓住敵人火力，再挖地道送炸藥，五分鐘就攻進城，九千多守敵全被消滅。這種“猛得像老虎，機靈得像狐貍”的打法，就是他敢在戰(zhàn)場上“不聽首長指示”的底氣。

而這種底氣，在1947年的靠山屯之戰(zhàn)里，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1947年3月，東北戰(zhàn)場正打著“三下江南”戰(zhàn)役。鐘偉帶著東北民主聯(lián)軍第二縱隊第五師，接到總部命令：馬上往東走，配合兄弟部隊包圍大房身的敵人。

隊伍走到朝陽川北邊，靠山屯方向突然傳來槍聲。偵察兵跑回來報告：敵88師正在靠山屯一帶，看樣子想往德惠撤。鐘偉一聽，眼睛亮了:他們這是剛停下來、還沒站穩(wěn)腳跟的撤退隊伍，送上門來的肥肉啊！

可命令擺在那：必須往東走。師指揮部里，大伙吵開了。

政委王鳳梧、參謀長王良太都主張執(zhí)行命令：總部安排是大局，萬一壞了整個戰(zhàn)役，誰也擔不起這個責任。

但鐘偉有他自己的判斷：敵人正在撤退，陣腳有點亂，準備也不充分，心思不在打仗上。

咱們附近的兄弟部隊可以支援；前兩次南下五師都沒打上仗，戰(zhàn)士們士氣正高，這一仗可以打，于是他拍板決定:打！出了事我擔著！

這一打，就打出三次不聽首長指示。

第一次，下午四點多，林總來電報催他們快走。鐘偉看了一眼，接著指揮部隊進攻。第二次，晚上七點，第二封催促電報到了。鐘偉讓報務員回話：“我這已經(jīng)消滅敵人一個營，又發(fā)現(xiàn)一個團，脫不開身。”第三次，第二天下午兩點，第三封電報口氣更急了。參謀急了：“師長，快撤吧！”鐘偉火了：“誰再敢說走，我斃了誰！”

正吵著，偵察兵又跑回來報告：敵人兩個師從德惠出來，奔著靠山屯來了，想救被圍的人。鐘偉不但不緊張，反倒笑了，可以圍點打援了，他馬上給林總發(fā)電報：“我又抓著大魚了，快叫一縱隊過來配合我吧！”

后來的戰(zhàn)果證明，鐘偉這一把賭對了：五師把靠山屯的守敵全殲，1300多人一個沒跑。東北民主聯(lián)軍主力趁勢圍過來，把敵71軍兩個師包圍在郭家屯一帶，又消滅了7000多人。一場本來不大的戰(zhàn)斗，硬是打成了一個大勝仗。

仗打完后，林總不但沒批評，反而通令表揚了他，意思就是；鐘偉果斷抓住戰(zhàn)機圍點打援。這是敢于打違抗命令的勝仗 ，肯定了他的的積極性和機動性。

1948年初，林總表示想提拔他當縱隊副司令。鐘偉的回話很直接：“寧當雞頭，不當牛尾。”林總想了想，后來直接任命他當?shù)谑v隊司令員。這是東北野戰(zhàn)軍里唯一一次從師長直接升縱隊司令的。

這事里頭，藏著讀懂鐘偉的關鍵：他不是胡鬧，是在明白大局的前提下，抓住戰(zhàn)場上那一閃而過的機會。他敢不聽，是因為他聽懂了戰(zhàn)場上傳來的真實“命令”。

而首長能容他，是因為在打仗這事上，他們目標完全一致，這都是為了打贏。這種寬容，是對一線指揮員專業(yè)判斷的最大尊重，也是對“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實在的證明。

縱觀鐘偉的脾氣，其實和本事相伴一輩子。

鐘偉的革命路，是從湖南平江起步的。1911年生在農民家里，1928年跟著彭老總參加平江起義，1930年加入紅軍。他打過中央蘇區(qū)歷次反“圍剿”，走過長征，到陜北后當過紅十五軍團政治部主任。

有意思的是，他早期干的是政工。但這絲毫不妨礙他的“虎氣”。1935年，張國燾鬧分裂，時任團政治處主任的鐘偉堅決反對，被打了四次，始終沒低頭。這種為原則豁得出去的剛烈，陪了他一輩子。

真正讓他顯出軍事本事的，是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

這些仗，每一件都能看出鐘偉的“脾氣”：他從不走尋常路，但每一次“不尋常”背后，都是對地形、敵情、士氣仔細盤算過的。他不是莽撞人，是動腦子打仗的猛將。

但他的脾氣，也確實讓他吃過虧。

1939年，他在鄂豫挺進縱隊當團政委，跟領導層在打仗路子上有分歧。縱隊決定派三個新組建團去敵后開辟根據(jù)地，鐘偉死活不同意，說這些團的人大多是剛收編的，沒訓練，就這么出去肯定吃虧。意見沒被采納，還被說了一頓。

脾氣上來的鐘偉，走了兩個月、一千多里路，投奔蘇北新四軍軍部去了。

后來的情況印證了他說的——那三個團開進敵后不久就損失慘重。但按組織規(guī)矩，這種“離開”的做法，確實不妥。這份檔案里的記錄，很多年后評軍銜時，成了一筆繞不過去的賬。

1959年廬山會議后，軍委開大會討論彭老總、黃克誠。大家各抒己見：有數(shù)落他們的，有批評的，反正措辭比較嚴厲。鐘偉聽著聽著當場站起來拍桌子表示：“這全是胡說八道！”同時大聲為彭老總和黃克誠作解釋，情緒激動，導致會場一度氣氛不太好。

后來鐘偉當場被帶走，撤了職，下放到安徽省農業(yè)廳當副廳長。

這是鐘偉脾氣最讓人心疼的一面。他明知道會是什么后果，還是站出來了。彭老總臨終前，還念叨著鐘偉的名字。

一說到鐘偉的脾氣和個性，就得提起1955年，他獲得了少將軍銜，還得了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對這個結果，鐘偉自己是有想法的。他當過縱隊司令，當過軍長，有些當年是他手下師長的人都成了中將，自己卻是個少將。他甚至說過氣話：要把勛章“掛在狗尾巴上”。

要知道他為何只獲得少將軍銜，得客觀地看幾個方面：

第一，資歷有“破格”也有“短板”。 鐘偉紅軍時期最高的職務是師政治部主任，這個資歷在開國將領里算中游。解放戰(zhàn)爭他從師長直升縱隊司令，是破格提拔，但也意味著他當正軍級干部的時間比別人短。1955年評軍銜很看重任職時間的長短，這是個客觀情況。

第二，檔案里有“印記”。 1939年那次“離開”，檔案里也有記錄。評軍銜的時候，組織上是會參考的。

第三，青樹坪戰(zhàn)役失利。 1949年8月，鐘偉當四十九軍軍長時，在湖南青樹坪因為追得太急，中了敵人埋伏，損失不小。雖然最后突圍出來了，但這是一次戰(zhàn)役級的失利。評軍銜要綜合看，這種記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排名。

第四，四野的人太多，名額太擠。 第四野戰(zhàn)軍能打仗的將領一抓一大把，有限的少將、中將名額，縱隊司令這一級的人搶得特別兇。李天佑、韓先楚、洪學智這些人占了上將、中將的位置后，留給鐘偉他們的空間就不多了。

但這些因素，不能簡單說不公平。評軍銜是個復雜事，要平衡戰(zhàn)功、資歷、任職時間、歷史記錄、各單位名額，方方面面都得照顧到。鐘偉的少將，是這些因素湊在一起的結果。

重要的是，組織上不是簡單“給個少將”就完事了。毛主席知道他心里有疙瘩，親自點名讓他當北京軍區(qū)參謀長，因為這個位子通常是中將甚至上將干的。

這是“低銜高配”的用心安排：用實際職務補軍銜上的遺憾，既保住了授銜制度的嚴肅，又讓他的本事有地方使。

鐘偉后來的日子，證明了他配得上這份信任。

他對自家人嚴得有點“不近人情”。1949年，二十年沒見的兒子鐘來良找著他，想在長沙找個事做。鐘偉說：“我看你啊，就是個種田的料，回去吧。”鐘來良在老家當了一輩子農民。

孫子鐘社生在黑龍江當兵，復員時本來可以留哈爾濱。鐘偉寫信給部隊領導：“讓他回家自己努力。”孫子們進北京找他，老戰(zhàn)友楊勇想幫忙安排工作，鐘偉不干：“老楊，你別管，讓他們自己闖。”他給孫子們立下“四不許”：不許提我的名字，不許跟人爭名爭利，不許吵架，不許干壞事。

堂弟偷了牛，平江縣委寫信來問怎么處理，他打電話說：依法判，誰來講情也不行。

1984年，黃克誠去看他，知道他兒孫全在農村，感嘆道：“老鐘，你真了不起！”

那一年，鐘偉寫下遺囑：“我最愛的黨！我死之后不必給我補發(fā)什么薪金，因為兒女們都能生活了，我自己也沒欠任何賬；我的電視機和冰箱都作為黨費交給黨……請把我的骨灰撒在平江天岳書院，我們起義的地方。同志們，就此永別了。”

6月24日，鐘偉走了，七十三歲。

鐘偉這一輩子，是“本事”和“脾氣”攪在一起的一輩子。他的本事，是戰(zhàn)場上辦法多、能打勝仗，是生活里不沾公家光、對得起良心；他的脾氣，是大是大非面前不低頭、豁得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