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型縣城”，不是農民家庭的終點

縣城正“演化成微縮版城市”，縣鄉生活方式呈現出高度的市場化，“收支倒掛”使許多農民家庭難以持續，他們的終點在哪里？

父輩和祖輩以其生存韌性、自我犧牲、厚重責任意識為子代的生活托底，超越了經濟維度，折射出怎樣的家庭倫理和社會轉型困境？

短視頻的滲透正在如何重塑縣鄉社會的價值觀？

村莊里的老人過得怎么樣？他們的苦要找誰訴？

縣鄉青年思想觀念的進化滋生了“超理性虛構”，他們應如何回歸面向生活實踐的理性，選擇正確的行為解決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從而最終實現美好生活？

《縣鄉生活：一場生活方式的巨變》對這些問題做了細致的剖析。該書由武漢大學社會學教授呂德文老師及其團隊基于在我國縣鄉展開的田野調查完成，在這本書中，作者以細膩的情感、真實的筆觸記錄我國縣鄉社會正在發生的一場生活革命，涵蓋從婚育、購房、養老、消費，到年輕人的娛樂、創業以及家庭倫理等方方面面的變化，展現了一幅鮮活的縣鄉生活圖景。

從書中描寫的一個個小人物的故事中，我們得以窺見縣鄉生活變遷中農民的經歷、體驗和策略，獲得身臨其境的感受和思考。

以下摘編自書中，描寫了“消費型縣城”興起帶來的種種隱憂。

與上一階段完成縣域城鎮化的村莊精英不同，多數新生代農民家庭并未獲得在縣城的穩定就業機會，“借錢買、咬牙買、合全家之力買”是這部分群體縣域購房的真實寫照。從調研的普遍情況來看，房地產市場過熱下中西部縣城房價已經漲至每平方米4 000~6 000元，購買一套房子基本需要支付20萬~30萬元的首付。為了替子代拿到城市生活的入場券，“60后”“70后”的父輩通常要付出自己全部的積蓄并再向親朋借款，剩下的部分則需要向銀行貸款。但與現實矛盾的是，代表著希望的房子卻將農民家庭拖入窘境。

與城市居民不同的是，農民家庭的生計方式以半正規就業為主，中年男性通常從事建筑工作，中年女性及青年人則進入服務業，這使得農民家庭收入具有高度不穩定的特點。當這種不穩定的收入方式與進城后穩定的生活消費、債務償還對接時，就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壓力。村莊中條件殷實的家庭尚且如此，普通家庭則壓力更大。

梅姐

農民家庭城鎮化帶來的風險程度各異，取決于農民家庭的積累能力。前幾年在縣城的購房潮中，一些積累能力較弱的農民家庭也選擇進城購房，由于家庭組織韌性不足，他們的生活也更容易走向困難。

梅姐，1973年出生，年輕時父母將她嫁給了家里人丁眾多的丈夫，家境清寒。婚后，梅姐跟丈夫共同孕育兩女一兒，生活雖貧苦，但也算走上了正軌。辛勤勞作多年，梅姐一家計劃在縣里買套房子，“村里的宅基地不給批，而且大家都進城了，也想證明自己過得不比別人差”。為了供養三個孩子讀書和完成在縣里買房的心愿，梅姐開始在縣里晝夜不停地打建筑工，“別人只干白天，我就晝夜不停地干。女人給錢少，120元一個白天，我晚上也干，就能跟男的一樣一天拿200元”。為了不讓村里人看笑話，也為了早點有個自己的窩，梅姐甚至節省到家里不買肉，“孩子饞得厲害就買雞架來燉”。皇天不負有心人，在這種高強度的勞動與極儉樸的生活疊加下，2018年梅姐家終于湊夠了在縣城買房的花費，其中十幾萬元源于銀行貸款，40多萬元來自多年的積累。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2020年梅姐丈夫突然因病去世，家里的重擔全部壓在了梅姐一個人的身上。家中缺乏勞動力以后，小家庭的處境岌岌可危。更麻煩的是，由于已經購買了縣里的商品房，梅姐無法再納入村里的“貧困戶”“低保戶”管理。擔憂家里的花費和梅姐的精神狀態，梅姐15歲的小兒子主動輟了學，這讓梅姐更加心生內疚。

蘭姐

為了進城，農民家庭流了汗、拼了命，但生活仍有可能隨時因一場意外陷入窘境，進城的目標也可能失敗。除了家庭自身的變故，“爛尾樓”是農民家庭城鎮化過程中的又一極端事件。2022年7月，因大量樓盤爛尾而掀起的“停工停貸”風波，引發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爛尾樓”進入人們的視野。網上討論的大多是二線城市的聲音。但實際上，由于縣城樓盤開發商以本地中小開發商為主，其“爛尾樓”問題更為復雜，中部某縣的“爛尾樓”樓盤有近10個，大多數賣給了進城的農民家庭。

蘭姐今年47歲，家庭因縣城“爛尾樓”遭受重創。最讓蘭姐心里過不去的就是兒子的婚事。“家里條件本來就不好，買了這套房子就是給他（兒子）結婚做準備，現在可怎么辦？全部被套進去了，再也結不上婚了。”北方農村結婚早，過年也有人給蘭姐兒子說親，媒人開始說的時候以為是縣里已經有房，得知買的是問題樓盤后直接破口大罵，說蘭姐這是“詐騙”。蘭姐既委屈又無奈：“農村人簡單，最大的愿望不就是讓兒子結婚嗎？想不了這么多，兒子結婚就是最大的指望。現在沒有房子，也再沒有能力另買一套，我兒子怎么結婚？”

現在，蘭姐自己在縣城找了一份保潔工的工作，每月收入1 800元，她省吃儉用想用這個錢還上親戚的欠款。由于長期睡不著、吃不下飯，蘭姐的精神也出了點問題，甚至幾次找不到縣城里的路。

這可能并不是蘭姐一個人的心聲。現在僅跟蘭姐購買同一樓盤的農民家庭就有至少7對夫妻正在鬧離婚或者已經完成離婚手續，這是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家庭脆弱化的表現之一。

為了實現進城的目標，農民家庭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房子爛尾，奪走的是農民家庭正常的生活；即使房子不爛尾，農民家庭也被牢牢地鎖定在經濟壓力之下。可以說，城鎮化目標重構了農民家庭的生活秩序，三代甚至四代人都卷入其中，進城的成本高昂，背后是農民家庭的竭力支撐。

收入不持續

城鎮化的本質在于它是一種“城市生活方式”。在中國長期以來“城鄉分治”的政策影響下，農村與城市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社會文化類型。因此，“由鄉入城”不僅僅是生產生活空間的轉變，更重要的是，農民面臨著一套新的社會組織規則。中西部縣城的特點在于，它是一個“消費型城市”，這種特點使得農民家庭的縣城生活必然需要承受巨大壓力。

從產業性質來看，中西部縣城本質上具有產業空心化的特征，農民很難在中西部縣城完成在地化生產。具體而言，中西部縣城大部分是農業縣，農業生產構成了區域內的基礎活動；將縣域內的農副產品販賣出去，幾乎是中西部縣城進行產品輸出、獲得實質經濟增長的唯一方式。中西部縣城近年經濟的飛速增長，有相當一部分有賴于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帶動。推動縣域城鎮化是房地產行業發展的必要手段。房地產發展使得短期內中西部縣城的建設資本投入激增，實現了土地大規模的資本化，在城市空間擴張的同時帶來了可觀的利益增量。但這種經濟增長脫離了城市經濟發展的基礎環節，即工業化環節，這使得經濟社會的“繁榮”本質上是不可持續的，進城農民也難以在這一過程中實現就業。

消費高度市場化

另一方面，進入縣城后，農民家庭的消費出現了巨大轉變。中西部縣城雖然處于以東部沿海地區為中心的市場的邊緣地帶，但其本質上依然是商品化的生活場域。與大城市一樣，縣城生活系統運轉遵循著與大城市相同的市場化規律，貨幣支付成了支持農民生活運轉的核心方式，這使得農民家庭的消費項目大幅增加、消費支出急劇擴大。事實上，縣城作為全國性消費市場中的一環，無論在消費種類還是物價水平上，大體保持了與大城市相近的水平，居民在享受便利性的市場服務的同時，也需要付出相應的成本。這種成本，本質上是城市的身份性消費成本。

從農民縣域生活實踐來看，農民需要為兩方面的身份性消費品買單：

一是以車、房為代表的大宗消費品，以車貸、房貸為主的按揭消費將農民家庭鎖定在按月還貸的“牢籠”中；二是為了維持家庭運轉的日常消費，進入縣城，“動一動就要花錢”是農民家庭的常態，一些原本在傳統農村沒有的消費項目如水費、物業費等消費項目開始出現，而原本可以通過農村農業系統解決的日常消費品如蔬菜、家禽肉類等也需要進行貨幣支付。此外，經過大規模的縣城建設與長時間的資本下沉，縣城的商業版圖也在大幅擴充。正如《新周刊》所報道的那樣：“縣城正在背著我偷偷發展”，“幾年之間，縣城似乎已然抹平與城市間的‘鴻溝’”，“逐漸演化成微縮版城市”，一應俱全的消費品將農民家庭高度市場化，生活成本被再次推高。

消費型縣城的出現重構了農民的家庭生活。在城鎮化興起之前，農民家庭再生產圍繞婚喪嫁娶這些關鍵環節設置家庭消費生活，日常生活發揮著儲蓄的功能，關鍵節點則進行大宗支出；在周期性的“儲蓄—消費”環節下，農民家庭雖然也會面臨經濟緊張的困境，但這些問題都是階段性的，可以通過熟人社會的人情互助完成平滑的過渡。落腳縣城后，農民家庭擴大再生產帶來的是日常消費與大宗消費的雙重擠壓，農民家庭的消費節奏也開始發生變化：大部分農民的大宗消費都是依靠私人借款和銀行按揭支撐，家庭既有的儲蓄在勉強支付大宗消費后很難迅速償還，此時，透支就成了一種必然。

農民家庭落腳縣城是為家庭生活和家庭發展確定一個全新的起點，具有長期在縣城生活的預期，但當前縣城生活“收支倒掛”的實際情況使他們這種家庭的生活難以持續，“不知道未來怎么辦”“未來就等來了再說”成為農民家庭對縣城生活的普遍態度。從這個角度而言，縣域城鎮化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穩定性，消費性質的縣城是農民家庭再生產的驛站而非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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