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給中國的三重警示

日本給中國的三重警示

作者丨周國輝

如何理解一個發達經濟體從高速增長走向長期停滯的過程？在制度轉型與技術革命交匯的歷史節點上，哪些結構性因素會成為發展的關鍵變量？ 圍繞日本戰后經濟的制度邏輯與數字化轉型困境，知名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在最新著作《鏡鑒日本》中提出了新的解釋框架。

本書已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以下為浙江省科普聯合會會長周國輝先生所撰書評，結合個人親歷與宏觀觀察，對書中核心觀點作出延展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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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日本如日中天。

2015年，日本頹勢已顯。

在二十余年的時間跨度中，我曾四次東渡扶桑，親眼見證一個經濟體從巔峰自信走向增長遲滯的過程。

讀野口悠紀雄的《鏡鑒日本》，那些場景不斷浮現：家庭的富足、社會的繁榮、政策的自信，以及后來的遲疑與徘徊。

日本的問題，并不僅僅是泡沫破裂或貨幣政策失誤，而是一次未能完成的結構轉型。

01

見證日本

從高峰滑落的三次東渡

對于日本，我是在電影《望鄉》等文藝作品中知道一些他們過去的艱辛歲月，后來在鄧小平訪日坐新干線的新聞中認識其崛起和騰飛。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由于工作需要，我先后四次東渡扶桑考察交流，差不多就是日本經濟從頂峰滑向“失去”的三十年，所以對該書的論述有一些浮光掠影又真實真切的體驗。

第一次是1992年率滬杭青年代表團訪問千葉縣，在日本家庭中生活了一個多星期，實際感受了日本家庭的富裕和城鄉基礎設施的完備，甚是震撼。這大概就是日本如日中天之時，從中也隱約感受了日本人內心的號稱“世界第一”架勢和施舍味道。

第二次是1997年隨省人大代表團訪問井岡縣，此時日本已過了“黃金時代”的下坡拐點，但社會上仍是一派鶯歌燕舞。

第三、第四次是2012年和2015年，從當時日本市場和人的心理上看，頹勢已顯，其間同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等人作過直接交流，有一種感覺，日本對世界發展格局特別是中國的情況似乎不甚明了。這是不是也印證了書里有關日本當局和朝野國際化視野不足的批評。2000年我在美國洛杉磯進修學習4個月，一方面為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當時現狀反差而震驚和緊迫，另一方面看到日產汽車四處奔馳，與作者留學美國的境遇和心境感同身受。也是在那次學習中，我強烈感受到信息和網絡技術牽引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撲面而來，這是讓美國繼續保持發展繁榮的巨大引掣。

《鏡鑒日本》一書，是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對其核心理論“1940年體制論”的又一次深化與拓展，既延續了作者一以貫之的批判性分析，又在視角上更為聚焦“借鑒與警醒”。該書的翻譯出版，意在為中國提供一面可供對照的“鏡子”。

《鏡鑒日本》全書橫跨了差不多九十年的日本發展歷史，而且都是個人的親身經歷和獨特視角，讀來（特別是前幾個章節）如同聽親歷者講故事，比較真切。讀這本書，能讓人浮現出個人親身經歷的各種場景，并生發出一些真切感很強的讀后體會。這是這本書的一個很大特點和優點。

02

從“1940年體制”到“數字失敗”

這本書的核心理論觀點是從“1940年體制”到“數字失敗”?！?940年體制論”是野口悠紀雄最具標志性的理論，在本書中依然是邏輯主線。作者講到了“廣場協議”，但只把它作為一個外部因素，而沒有歸為關鍵原因，而訴諸于更關鍵的內在原因。這是值得稱道的。作者認為，日本戰后經濟奇跡和“失去的三十年”的根源，都源自二戰時期形成的同一套國家主導、金融管制、終身雇傭等為核心的體制。這套體制在追趕階段高效，但面對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時，卻成為阻礙轉型的僵化結構?？梢哉f，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同時，本書又有對日本經濟停滯的新診斷，認定是“數字失敗”。這一點上作者發展了自己的觀點，明確指出日本經濟停滯的深層根源，是在全球制造業水平分工與信息技術革命兩大浪潮下的“數字失敗”。說的通俗一點，日本一直津津樂道于其精益制造的經驗，這當然不能全盤否定，但世界潮流變了，日本卻未能成功從垂直整合的制造業模式轉向信息經濟，在直面后來趕超的中國制造時，仍然企圖在原有賽道上通過降低制造成本而贏得競爭，最后被時代拋在身后。這是該書的核心觀點。

本書還堅持了對政策實踐的持續批判，特別是對“異次元貨幣超寬松政策”為核心的“安倍經濟學”的批判，再三告誡要警惕政策路徑依賴，用大量的發展數據坐標和國際競爭力排行榜，提示依賴日元貶值刺激出口的后果是削弱企業的創新動力。

該書與以往的著作一樣，不僅分析宏觀數據，也深刻描繪了經濟大潮下普通人的命運浮沉，使歷史敘述更具溫度與警示意義。日本經過二十多年的戰后重建和倍速發展，上世紀七十代初，已躋身發達國家行列，并前后5 0年保持了這樣的水平，然而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國際地位持續下滑，作者擔心未來極有可能在O E C D中徹底失去發達國家身份。作者也不是一個極端悲觀主義，他用T. S. 艾略特《小吉丁》詩里的話對讀者說：“我們所謂的開端，往往正是終點，而終點的完成，亦是開端的建立”，希望社會“繼續開啟新的探索之旅”，警示和勸誡之意溢于言表。

03

鏡鑒之思

對中國發展的三重提醒

中信出版社引進出版此書，其用意一目了然，即以日本為鏡，借鑒與警醒當今的中國，故名“鏡鑒日本"。我讀此書，最大的收獲，概而言之有三：

一是要任何時候善觀世界大勢，所謂不謀全局者不足于謀一域。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是當今世界最重大的機遇和挑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抓住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尾巴，并深度擁抱第四次工業革命，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從跟跑到并跑再到逐步領跑，實現了長時期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奇跡。網絡和人工智能技術變革和中國的趕超崛起是近半個世紀世界發展格局最大的變量，日本朝野對此似乎無視至少是輕視了，這個教訓十分深刻，值得記取。

二是任何時候都要保持清醒和謙遜。特別是在發展高歌猛進之時，必須清醒、理性，有風險意識和底線思維，防止成功之余的“路徑依賴”，永遠保持改革開放的勇氣和朝氣。勝不驕、敗不餒，無論對個人還是國家，都具有真理性。

三是任何時候都堅持政府有為與市場有效的融合。沒有純粹的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國家，計劃與市場只是經濟發展的兩種治理模式，或者叫手段，各有千秋。如何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關鍵是保持政府有為與市場有效的平衡協調乃至有機結合，這不只是中國，而是所有國家和政府必須駕駛的平衡術。

從書中分析的日本經驗與教訓，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當前面臨的諸多挑戰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經濟結構轉型上，體制具有“雙刃劍”效應。強力高效的追趕體制可能在創新階段成為束縛。日本在信息技術革命中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其“1940年體制”（包括行政指導、護送船團式金融、產業保護、終身雇傭制等）未能適應從“追趕”到“引領”的模式轉變。我們需要評估現有發展模式在推動前沿創新和適應快速技術迭代方面的有效性，平衡好政府引導與市場活力、集中力量辦大事與激發全社會創新潛能之間的關系。科技創新上的新型舉國體制要與市場為導向的機制相契合，又要免補市場失靈，但要適度、有效。

在宏觀經濟與金融風險上，本書詳細復盤了日本資產價格膨脹、破裂及后續政策應對的過程，并對長期超常規貨幣寬松的負面效果提出了警告。我們在管理房地產市場、地方債務等風險時，需要權衡短期刺激與中長期金融體系健康的關系。

在產業發展與技術進步上，日本制造業曾因垂直整合而強大，但在全球水平分工時代卻顯得笨重僵化，錯失了信息技術革命的機遇。這是固守“垂直整合”的代價。我們在鞏固制造業優勢的同時，需要大力破除阻礙數據要素流通、新興技術應用的體制機制障礙，避免因成功而固化路徑。

在社會與人口挑戰上，日本在深度老齡化社會陷入低增長，主要原因是勞動生產率未能有效提升。核心警示是如何破解未富先老與生產率瓶頸。我們應當科學應對人口結構變化，關鍵在于通過科技創新和制度改革全面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并為普通人提供應對經濟下行期的實用思維工具。

總之，野口悠紀雄通過《鏡鑒日本》，提供了一面多維度的“鏡子”，將他數十年的思考聚焦于“對照與警醒”。這面“鏡子”映照出的，不僅是一個經濟體從高峰到長期停滯的歷程，更是一個社會在轉型陣痛中的具體抉擇與代價。

我們可以重點關注日本在技術革命拐點上的猶豫與失誤、宏觀政策在應對危機時可能產生的長期依賴，以及國家主導模式在不同發展階段的適應性邊界。這些是超越具體國別、最具普遍反思的價值課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鏡鑒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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